[ 俞學明 ]——(2012-6-28) / 已閱5806次
元代劇作家李潛夫的作品《包待制智勘灰闌記》(也做《灰闌記》、《灰欄記》，以下簡稱《灰欄記》)是兩母爭子、公堂斷子故事的典型代表。類似的公堂斷子故事，更早的可見于南傳《佛本生故事·大隧道本生譚》第五節、《圣經·列王紀上》“所羅門的智慧審斷”、東漢應劭《風俗通》中太守黃霸智斷“貪財奪子案”、《賢愚經》卷十一<檀膩羈品第四十六>中阿波羅提目佉王以“挽手”斷案故事等�！痘覚谟洝泛髞肀蛔g或改寫成英文、德文，并多次在舞臺上演出。20世紀世界劇壇大師布萊希特晚年推出《高加索灰闌記》，成為世界名劇。在我國，直到現在，一些地方戲中的《包公斷子》均改編自《灰欄記》。
“灰欄記”的判案情節設計簡單卻富有深意:包拯畫了一道“灰欄”圈住孩子，宣布能把孩子拽出“灰欄”的即為孩子的母親。然而，通過劇情的展開我們可以看到，“灰欄”規則在這里具有層次性、神圣性、權威性和工具性。這四個表面上有著分歧甚至矛盾的特性，必須充分具備才能成就灰欄故事試圖顯明的道義、呈現劇中所贊頌的包公的巧智。
“灰欄”是神圣的。它不是普通人隨便畫出的一道普通的“欄兒”，而是具有特殊的能夠識別真假母親作用的“試金石”;能否拽出孩子不僅僅是個力氣問題，更多的是背后蘊涵著的神秘的昭示，“灰欄”具有靈性，是公正、明理的象征，也是母親能夠取得親子的希望所在。在包公的神秘光環的照映和解釋下，灰欄被賦予了特殊的意味，成為一個神秘的意象。
“灰欄”具有權威性。借用奧斯丁的概念，“灰欄”是由政治優勢者對政治劣勢者制定的、具有神法的光環，同時又用“命令”的方式促使人們“強制服從”、并有權對不服從以及違法人士進行“制裁”的規則，因此，它在此案中已經作為實質上的“法”存在。包拯的身份使之具備了合法性，“灰欄”的神秘性使之獲得了天意(神意)的授權。為了使得海棠和馬妻對“灰欄”規則的神圣性確認不疑，海棠還遭遇多次棒打，這種強制性的懲戒使“灰欄”具備了權力和威勢。
然而，隨著劇情的發展，這個“灰欄”并未像包拯所宣示的那樣具有能夠識別真假母親的事實上的靈性。撕去附加于“灰欄”之上的神秘性，“灰欄”規則的惡性畢現無疑。
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欄”和是否是“孩子的母親”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欄”，是以力氣和不計后果為依據的:“兩家硬奪，中間必有損傷�！币蚨瑢τ趧≈械哪赣H海棠而言，這是一個注定受傷的兩難選擇。包拯的設計對母親而言并非是一場力量的較量，更是一種愛心的折磨:因為愛，所以不忍心傷害孩子，因之會失去孩子;因為不愛，所以無所顧忌，反倒可能得到孩子。在《灰欄記》中，海棠正是意識到“兩家硬奪，中間必有損傷”時，“就打死婦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這灰欄外來�！�
劇情恰在此時峰回路轉，包拯所設定的規則又戲劇性地變成手段性規則，通過這個規則，包拯判斷出海棠恰恰是真正的母親:“律意雖遠，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也就是說，包拯最終所依從的規則其實是一個公正的規則:誰是孩子真正的母親，孩子就屬于誰。這才是真正的終極層次的根本“灰欄”。對于包拯而言，關涉具體“灰欄”的規則其實只是一個低層次規則，它服務于公正的高層次規則。但是，這樣一個規則的層次劃分，是掌握在斷案者的“巧智”中的，只有關涉具體“灰欄”的規則得到合理靈巧的運用，公正才得以維護。對于海棠和馬妻來說，“灰欄”的權威性是不可質疑的、必須遵循的。也正因此，兩人在“灰欄”前的表現成為包拯斷案的基礎。只有兩人真正相信“灰欄”規則的至上性而不加任何矯飾地去拽孩子時，包拯才能依此判斷出誰是真正的母親。
戲劇性的激烈的矛盾沖突正由此產生:公正的崇高目標是以“惡法”的被承認為前提，維護“惡法”的權威性是實現崇高目標的基礎，最終這種權威性卻又必須被徹底打破。然而，“惡法”需要被人們容忍嗎?即使是作為顯示公義的手段，“惡法”是不是就應當被接受?尤其是，作為“惡法”的受害方的海棠，她應當容忍“惡法”在“法”的名義下對她的傷害嗎?誰能決定這個“惡法”是屬于哪個層次的規則?如何限制它不上升為最高層次的規則?如果使用這個規則的不是賢明的包拯，不是“心里有上帝的智慧”的所羅門，而是一個普通的甚至昏庸的法官，那又如何保證不失去公正的價值目標?更進一步說，對于有限的人而言，如何保證“法”與公正的合一?
在《灰欄記》一類的故事中，因為包拯的出現，因為所羅門的智慧，最終使矛盾沖突得到了化解，使愛得其所愛，使人生有了圓滿的結局。此次斷案過程在本質上是人性的較量、是人智的較量，是在智慧的注視下人性之間的博弈。然而，爭子問題的解決，并沒有真正地化解“灰欄”事件。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矛盾沖突往往尖銳而令人撕心裂肺，進退維谷:
第一，在規則本身不合理，但規則既定，不可隨意變化，同時判者只能遵守規則，也即“惡法亦法”、法律必須被遵守的情形下，海棠注定不能得到自己的孩子，正義被“惡法”以法律的名義屏蔽。除非“惡法”消除，否則蘇格拉底的悲劇會一演再演，保護人之權利的法律，會成為合法地剝奪人權利的工具。
第二，如果類似事件重復，那些同樣擁有“智巧”心志的人，會把法律本身用做自己投機取巧的工具，從而法律成為傷害他人權益、成全自我私利的手段。如是，法律便成為惡人的保護傘。
《灰欄記》類爭子故事所張揚的是母愛和執法者的智巧，同時也反映了傳統法律體系中人和法律之間的張力，反映了人對于法律的運用及其對于人之善性的成全。在傳統社會的觀念里，一個智慧和德行都高于常人的執法者，是社會公義的保證。因此，這個故事所弘揚的，正是這個智慧和德行的象征。
但這個故事所內涵的人和法之間的張力，并非僅僅是傳統法律體系中的問題，也生動、尖銳地反映在現代法治體系中，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法治體系中人與法的張力比傳統社會更為尖銳。惡法亦法非法問題的持久爭論、法律信仰問題的不斷闡釋，彰顯著人法之間關系中無法規避的矛盾性。除非所有的法都是絕對的善法，都是公義的表征，否則，惡法傷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為大家經常引用的伯爾曼的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其中所說的“法律”并非一整套規則，它是人們進行立法、裁判、執法和談判的活動，是積極的、活生生的人類活動，包含了人的全部生命，包括他的夢想，他的激情，他的終極關切，與“超理性價值”之間存在著聯系和溝通，是終極目的和生活意義的一部分。忽視了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中對法律的這些界定和描述，機械地談法律的信仰問題，就會陷入伯爾曼所批判的法條主義的陷阱。當法律被理解為一種“積極的、活生生的人類活動”，“是終極目的和生活意義的一部分”時，那種法的層次性、時空性被同時凸顯出來。蘇格拉底以其生命維護了“守法即正義”的法律理想，但其維護的是法律本身，而不是判其死刑的具體法律條文和程序;其維護的是保證普遍價值至上性、保證社會秩序有效性、乃至保證個體法律信仰的自覺性的法律意識和實踐，也正因此，一個惡法影響的消減乃至消除，還是依靠人們在立法層面的孜孜探求，以及具體法規作用范圍的有效調整。對包拯、所羅門王等的智巧頌揚，實際上可以還原和轉化為人類對于終極目的和生活意義的積極追求，在于法律體系與人類價值活動的有效協作。否則，不與人類終極關懷相應的法律，終究會成為屠殺人類自身的劊子手。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宗教與法律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