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瑞華 ]——(2012-8-14) / 已閱15106次
與簡易程序不同，“認罪審理程序”仍然保持了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的程序格局，其審判組織也維持了合議制的形式。從這一意義上說，這一程序具有“普通程序”的特征。但是，這一“認罪審理程序”的適用以被告人自愿認罪為前提，法庭對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的程序做出了較大程度的簡化。除了訴訟各方對被告人的當庭訊問（詢問）程序受到簡化以外，法庭一般會引導控辯雙方針對有爭議的證據進行舉證和質證，雙方也主要圍繞著控辯雙方提出異議的問題進行法庭辯論。而對于控辯雙方沒有異議的證據，法庭則基本上不再進行實質性的質證和辯論，而可以直接將其采納為定案的根據。如果說簡易程序基本上屬于一種量刑審理程序的話，那么，“認罪審理程序”則大大簡化了定罪審理程序，將法庭審理的重心放在那些控辯雙方存有異議的證據和事實上面。而對于那些各方不持異議的指控犯罪事實，法庭一般只是通過形式上的舉證和質證，而直接予以確認。因此，“認罪審理程序”其實是一種形式化的定罪審理程序，所要解決的實質問題仍然是量刑問題。
（一）對量刑程序改革方案的反思
最高法院提出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對于現行的“認罪審理程序”基本上是可以適用的，也是不存在太大爭議的。這是因為，在這種定罪審理與量刑審理交錯進行的程序中，被告人對于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實不持異議，事實上就等于放棄了無罪辯護的機會。法庭在對犯罪事實進行調查之后，直接組織對量刑事實的調查，這并不會影響被告人辯護權的有效行使；被告人在就定罪問題發表辯護意見之后，隨即提出本方的量刑情節和量刑意見，這也并不會削弱本方在定罪辯論中的辯護效果。不僅如此，只要法庭引導得當，這種量刑程序對于法庭審理的效率也不會帶來太大的影響。因為假如被告人對犯罪事實不持異議，法庭完全可以簡化定罪調查程序，而將更多的時間投人到量刑調查之中；假如被告人當庭放棄無罪辯護，也就等于在“定罪辯論”中對公訴方的起訴主張持一種認同態度，那么，在接下來的“量刑辯論”中繼續強調有利于本方的量刑意見，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近期各地法院進行的量刑程序改革試點，基本上是針對被告人認罪的普通案件而進行的。無論是從各地法院的反應還是從媒體報道的情況來看，這種量刑程序改革試點的效果都是正面的和積極的，明確對此提出異議的觀點并不多見。[14]盡管如此，在“認罪審理程序”中確立相對獨立的量刑模式，并沒有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而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其實，作為一種將定罪審理與量刑審理交錯進行的量刑模式，最高法院所倡導的這種量刑程序存在著三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一是那種儀式化的定罪調查和定罪辯論程序，對于防止冤假錯案究竟有沒有實際的意義？二是圍繞著定罪問題而展開的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究竟有多大的必要性？三是將量刑審理程序明確區分為“量刑調查”和“量刑辯論”，是否妥當和合理？
在筆者看來，只有那種徹底的事實審理才足以發揮避免誤判的功能。[15]中國實行的那種“以案卷筆錄為中心”的裁判方式，決定了無論是對控方證據證明力的判定還是對其合法性的審查，法庭審理都是流于形式的。[16]更何況，在中國現行司法體制下，即便是對那些指控證據明顯不足的案件，法院都很少直接宣告無罪，而經常采取一種“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l7]如果說普通審判程序尚且徒具形式意義和象征意義的話，那么，法庭要指望通過這種帶有儀式化的簡化庭審程序能夠發揮防止錯誤裁判的效果，就更是困難重重了。而司法實踐的經驗也表明，被告人一旦選擇“認罪審理程序”，法庭幾乎都會自動做出有罪裁決。在一定程度上，“認罪審理程序”與簡易程序一樣，幾乎都省略了對被告人犯罪事實的實質審理過程。
其實，在被告人對指控犯罪不持異議的情況下，法庭所要做的主要是審查被告人供述是否出自其真實的意愿，是否了解選擇簡易審理將會帶來的法律后果。法庭當然要關注發現真相問題，也要避免那種沒有事實基礎的定罪裁決。但是，對證據證明力的審查以及對“冤假錯案”的防止，恐怕無法通過簡易化的法庭審理來實現。經過全面審閱案卷材料，法庭只有認定公訴方指控的犯罪事實有足夠證據加以證實的，才可以適用“認罪審理程序”；假如在事實認定方面存在合理的疑問，法庭就要放棄這種特殊審判程序，而轉人普通程序的軌道。當然，即使在簡易化的審理過程中，法庭對于避免事實誤判也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法庭可以引導控辯雙方對于存在明顯爭議的問題充分發表意見，展開充分的質證和辯論，而對雙方不持異議的證據和事實則不必再舉行形式化的審理程序。
從近期各地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法庭在“認罪審理程序”中舉行的定罪調查和定罪辯論，不僅對于防止偽證、避免誤判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會帶來較為明顯的拖延訴訟、效率下降問題。在有些案件的審理中，法庭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仍然要按照一種程式化的套路舉行“法庭調查”，逐一向被告人宣讀、出示各種證據材料。對于被告人庭外供述筆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法庭則要求公訴方做有選擇的、摘要式的宣讀，或者將證據分為若干組，將其一并予以概括和總結。對于所有出示和宣讀過的證據，法庭還要“詢問被告人的意見”，煞有其事地展開“法庭質證”。而無論是被告人還是辯護人，通常都不對這些證據提出異議，甚至就連發表意見的興趣都沒有。不過，辯護方有時也會對某一控方證據的真實性提出異議，或者對某一事實發表不同意見，但法庭對此也照樣漠然置之，而不去組織更多的質證和辯論。這種純粹流于形式的“法庭調查”，不僅對于“發現事實真相”毫無意義，而且占用了大量的時間，使得后面進行的量刑審理無法較為從容地進行。[18]多年來，各地法院都形成了一種慣例：對于同一刑事案件，一般都要在半天時間里集中進行整個法庭審理過程，而輕易不會在進行一部分法庭審理活動之后，再另外選取一個時間來完成剩余的審理活動。因此，在“認罪審理程序”中，形同虛設的事實調查無形之中浪費了大量的時間資源，以至于法庭對被告人的量刑問題難以組織較為充分的調查和辯論，法庭迫于時間的限制，而不得不在量刑裁決的形成方面草草收場。
對于控辯雙方沒有異議的犯罪事實，法庭進行形式化的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固然是徒勞無益的，那么，法庭將量刑審理過程區分為“量刑調查”和“量刑辯論”，究竟有多大的必要呢？從形式上看，任何案件事實的審理都可以有“事實調查”與“綜合辯論”兩個環節，這似乎對于定罪問題和量刑問題都是可以適用的。但是，與定罪審理不同的是，量刑審理所要解決的核心是兩個問題，即量刑情節的全面性與量刑情節的法律評價。前者是量刑事實信息的調查問題，后者則屬于量刑結論的形成問題。如果說對犯罪事實的調查是以犯罪構成為單位來展開的，那么，對量刑事實的調查則是以量刑情節為單位而進行的。在很多情況下，公訴方所提出的量刑情節都包含在定罪事實之中，法庭上的事實調查已經間接地完成了部分量刑事實的調查工作。真正屬于“初次出現在法庭上”的量刑情節，通常都是辯護方當庭提出的酌定量刑情節。對于這些情節，只要控辯雙方沒有發生較大的爭議，法庭一般經過簡單的辯論也就予以確認了。因此，那種將量刑審理明確分為“量刑調查”和“量刑辯論”的設想，與司法實踐的真實情況相去甚遠，除了在一部分量刑情節存在嚴重分歧的案件中可以適用以外，在其他大多數案件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畢竟，多數案件的量刑審理過程是將量刑情節的調查與量刑的辯論揉在一起進行的。一般情況下，公訴方一旦發表了量刑建議，就要對量刑情節逐一加以說明，然后就量刑建議的根據提出綜合性意見。隨后，辯護方發表本方的量刑意見，對本方的量刑情節予以說明，或者對公訴方量刑情節提出不同意見，然后就量刑意見的根據予以說明。法庭在歸納雙方爭議焦點之后，引導雙方就爭議焦點發表進一步的意見。
由此看來，最高法院提出的“相對獨立量刑程序”，盡管在“認罪審理程序”中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卻也存在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在被告人自愿認罪的情況下，所謂的“定罪調查”和“定罪辯論”存在著流于形式的問題，對于避免冤假錯案并無實際的意義；法庭在“認罪審理程序”中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不是全部犯罪事實的認定問題，而是控辯雙方存有爭議的事實認定問題；法庭將量刑審理區分為“量刑調查”和“量刑辯論”，在部分案件中或許有其合理性，但在大多數爭議不大的案件中，卻可能過于機械和僵化，難以適應不同案件的具體情況。
（二）彈性的交錯量刑模式
可以說，對于被告人認罪案件的“普通程序”，現行的改革試點并沒有形成令人滿意的量刑模式，而可以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其實，在確立被告人認罪案件的量刑程序方面，完全可以采取一種具有較大彈性的交錯模式。首先，這種量刑模式采取一種定罪審理與量刑審理交錯進行的格局，這是沒有爭議的問題。法庭沒有必要將定罪審理與量刑審理區分為兩個獨立的階段，而可以采取交錯進行的態勢，也就是在定罪調查結束之后，隨即就量刑問題進行調查，然后在定罪辯論完畢之后，立即就量刑問題展開辯論。其次，定罪審理與量刑審理不應保持整齊劃一的程序比任何犯罪的；三是被告人承認公訴方指控的事實，但堅持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構成公訴方所指控的罪名；四是被告人對公訴方提出的若干項指控事實，承認了其中的部分指控事實，卻對另外的犯罪事實或者指控罪名不予承認。
無論是對指控的犯罪事實不予承認，還是對指控的罪名不加認可，被告人的拒不認罪往往與辯護人的無罪辯護相伴而生，也意味著控辯雙方在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上處于完全對立的立場。中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確立的是一種定罪與量刑一體化的程序格局，法庭通過一場連續的法庭審判，既要解決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也要解決有罪被告人的量刑問題。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情況下，法庭審判也就完全變成對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問題的裁判過程，至于法庭對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過程，則完全被湮沒在定罪審理過程之中。廣州許霆涉嫌盜竊金融機構的案件，其審判過程就充分展示了這種定罪審理附帶量刑裁決的程序模式。[19]
（一）量刑程序改革對定罪程序的沖擊
根據新的改革思路，量刑應被“納人法庭審理的過程”，量刑程序也應“相對獨立”于定罪審理程序。這就意味著法庭要對指控犯罪是否成立的問題與有罪被告人的量刑問題分別做出裁判，并舉行獨立的審理程序。不過，相對于定罪程序而言，量刑程序是以被告人構成犯罪為前提的，控辯雙方對于指控的犯罪事實不再持有異議，而有著基本相同的立場。雙方發生爭議的問題在于量刑種類和量刑幅度的選擇問題。正因為如此，定罪審理與量刑審理就存在著一些實質性的區別。例如，在定罪審理中，公訴方要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而在量刑審理中，公訴方要證明本方提出的量刑建議的合理性。又如，在定罪審理中，辯護方會竭力推翻公訴方的指控，與公訴方處于完全對立的立場；而在量刑審理中，辯護方則會認可公訴方指控的犯罪事實和罪名，轉而向法庭強調對被告人有利的量刑情節。再如，在定罪審理中，法庭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公訴方能否證明指控的犯罪事實和罪名；而在量刑審理中，法庭則更關注量刑信息的全面性和量刑結論的合理性問題。很顯然，無論是法庭還是控辯雙方，在上述兩種審理程序中會有不同的訴訟立場，也會追求不同的訴訟目標。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其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審理程序。
最高法院近期提出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中究竟能否適用？這一問題引起了法學界和司法界的廣泛爭論。如果說評論者在簡易程序和“認罪審理程序”中所關注的主要是訴訟效率問題的話，那么，對于普通程序中量刑模式的選擇問題，人們則更加重視被告人辯護權的維護以及正當程序理念的實現問題。
一般認為，最高法院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一旦實施，將直接導致被告人陷人尷尬的訴訟境地，帶來被告人無罪辯護權的削弱問題。面對法庭將法庭調查區分為定罪調查與量刑調查、將法庭辯論區分為定罪辯論與量刑辯論的現實，堅持無罪辯護立場的被告方，可能會做出三種程序選擇，而這些程序選擇都將使被告人的無罪辯護受到消極的影響。
先來看第一種情況。堅持無罪辯護觀點的被告人和辯護人，在法庭尚未宣告有罪判決之前，可能會拒絕參與一切形式的量刑調查和量刑辯論，而繼續要求法院做出無罪之宣告。尤其是那些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持否定態度的被告人，更是會對這種交錯進行的量刑程序持強烈抵制的態度。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一旦因為堅持無罪辯護的立場而拒絕參與“量刑調查”和“量刑辯論”的程序，就會使所有為改革量刑程序而進行的努力付諸東流。在此情況下，量刑程序改革所要達到的預期目標，包括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強化檢察機關的訴訟監督、保障被告人的量刑辯護權等，也都無法得到實現。
第二種情況，由于定罪審理與量刑審理采取交錯進行的形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定罪調查”中剛剛指出指控的犯罪事實不能成立，但隨后不得不參與“量刑調查”活動，這無疑就等于承認了“公訴方指控的犯罪事實成立”的結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剛剛在“定罪辯論”中提出了被告人不構成犯罪的意見，卻不得不隨即要求法庭對被告人予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刑事處罰，這就等于認可了公訴方的指控意見。而這一切，都導致辯護方以其在量刑調查中的基本立場，否定了本方在定罪調查階段的無罪辯護觀點；辯護方以其在量刑辯論中的有罪辯護意見，推翻了本方在定罪辯論中所作的無罪辯護意見。其結果是，被告方的量刑辯護越充分，該方所作的無罪辯護也就被破壞得越加徹底。[20]
第三種情況，由于定罪審理與量刑審理程序交錯進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庭審前會根據這種程序安排，推測出法庭事先已經傾向于做出有罪的判決。而司法實踐中絕大多數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都被宣告有罪，那些當庭認罪的被告人將因為“認罪態度較好”而受到從輕量刑，而那些當庭拒不認罪的被告人，則通常會因為“認罪態度不好”、“無理狡辯”而受到從重量刑。因此，經過理性的權衡，在確信說服法庭宣告無罪沒有希望的情況下，辯護方只能放棄無罪辯護的立場，而被迫接受法庭定罪的結局，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參與到量刑審理中來。這樣，定罪與量刑交錯進行的程序就產生出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的負面效果。
除了對被告人的辯護效果帶來消極影響以外，這種交錯進行的量刑程序假如操之不當，還會對以加強正當程序為核心的刑事司法改革造成嚴重的沖擊。近年來，中國的刑事司法改革正沿著兩條道路加以推進：一是在被告人認罪的案件中確立一種非正式的程序模式，貫徹訴訟效率、司法和諧、關愛與治療等基本價值，這以簡易程序、“認罪審理程序”、量刑程序、刑事和解、少年司法等領域的改革為典型的代表；二是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中確立一種越來越正式的訴訟程序，貫徹無罪推定、程序正義、有效辯護、嚴格證明等重要理念，這以法學界所倡導的證人出庭作證、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加強辯護權保障等發生在普通程序中的改革為重要例證。在量刑程序改革方面，這兩種司法改革的思路恰好發生了交匯和沖突。假如按照上述第一條改革道路，量刑程序當然是設計得越簡便越好，改革應當以不增加訴訟成本的投人作為首要的目標，甚至連整個法庭審理程序都被簡化為一種量刑答辯程序才是最為理想的。而根據第二條改革道路，在定罪審理程序中，仍然要根據直接和言辭審理的原則，確立越來越正式的法庭審理程序。根據無罪推定的理念，法庭應當最大限度地尊重被告人的自由選擇權，并對其無罪辯護提供最充分的程序保障；根據程序正義的精神，法庭也應在保持中立的前提下，給予被告人、辯護人充分參與定罪裁決形成過程的機會；根據嚴格證明的理念，法庭應當逐步確立最正規的證據規則，使得證據的證明力和合法性得到嚴格的審查，公訴方對被告人有罪的證明需要達到最高的證明標準。
要在定罪審理程序中充分貫徹正當程序的理念，就只有將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予以隔離開來，創設一種法庭獨立審理定罪問題的程序空間。在這一過程中，法庭對被告人的量刑情節和量刑裁決不予關注，而專心致志地審理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相反，假如為了遷就量刑程序改革形式上的“合法性”，而將法庭調查區分為定罪調查與量刑調查、將法庭辯論分解為定罪辯論與量刑辯論的話，那么，法庭就將在定罪審理尚未完成、對被告人是否成立犯罪的問題尚未形成裁決結論的情況下，直接插人了針對量刑問題的調查和辯論。很難想象，在定罪審理與量刑審理交錯進行的程序中，法庭如何才能保持“被告人法律上無罪”的假定呢？而在法庭事先形成有罪裁判結論的情況下，被告人的訴訟主張、辯護人的無罪辯護意見又怎么可能得到重視呢？法庭縱然在所謂的“定罪調查”中采取諸如證人出庭、排除非法證據、交叉詢問之類的改革措施，這對于定罪程序的公正性也難以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可以說，在被告方的無罪辯護受到消極影響的同時，法庭為推進正當程序所進行的所有改革努力，都可能隨著量刑程序的不當設置而付諸東流。法庭以量刑程序的公開化沖垮了定罪程序的公正性，以量刑程序的透明化沖擊了定罪程序的正當性，以量刑程序的對抗性導致定罪程序的流于形式，也以量刑程序的改革終止了定罪程序邁向正當程序的進程。可以說，這是一種得不償失的“刑事司法改革”。
（二）獨立量刑模式
面對現行改革方案在普通程序中可能面臨的問題，法學界和司法界普遍提出了建立“獨立量刑程序”的改革設想。根據這一設想，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中，法院可將法庭審理程序設置為兩個獨立的階段：一是定罪審理程序；二是量刑審理程序。在前一程序中，起訴書是檢察機關申請法院定罪的訴訟文書，法庭圍繞著被告人是否構成指控犯罪的問題組織法庭調查、法庭辯論，允許被告人做出最后陳述，所有與定罪問題無關的量刑事實一律不被納人法庭審理的范圍，而留待后面的量刑審理程序中予以審理。在法庭休庭后，合議庭對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進行評議，法庭宣告裁判結論。對于做出無罪判決的案件，法庭審判立即終止，量刑審理程序不再舉行；而對于做出有罪判決的案件，法庭將在有罪判決宣告后，舉行專門的量刑審理程序。[21]
在量刑審理程序中，量刑建議書是檢察機關申請法院量刑的訴訟文書，宣讀量刑建議書也是檢察機關行使“求刑權”的標志。公訴方圍繞著量刑建議書所記載的量刑意見，提出各項量刑情節，并對相關的量刑事實進行說明。辯護方提出量刑意見，也提出本方的量刑情節，并對相關的量刑事實進行說明。法庭在總結控辯雙方爭議焦點問題的基礎上，引導雙方圍繞著這些焦點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辯論。在量刑審理結束后，法庭休庭評議，然后宣告最終的量刑裁決，并就此說明量刑裁決的理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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