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國強 ]——(2003-11-1) / 已閱23035次
毒品案件言詞證據的收集與思考
證據是案件的生命，是案件的靈魂，是認定犯罪事實的依據，證據的收集是司法機關在打擊犯罪活動中的核心任務。證據按其存在和表現形式可以劃分為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實物證據是指以客觀存在的物體作為證據事實表現形式的證據。包括有物證、書證、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言詞證據為實物證據的對稱，是指以人的語言陳述形式表現證據事實的各種證據。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屬言詞證據。言詞證據與一般證據一樣具有三個特性：一是客觀性，就是一切證據都必須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二是關聯性，就是證據與待證事實要有內在的聯系，直接或間接的證明待證事實的全部或部分。三是合法性，就是證據必須是具有法律所規定的特定形式。同時證據的收集調查、審查核實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程序。
販毒案件屬于較為智能型的犯罪。毒販的智力、閱歷及反偵察能力較高，要想從他們嘴里獲取有力的言詞證據或者使他們服法認罪極不容易。在我們緝毒實踐中，言詞證據的運用問題長期困惑著我們，收集證據遇到的諸多障礙，也是緝毒機關感到最棘手的問題。從而直接關系到案件的偵破和處理，甚至影響案件的批捕、起訴。販毒犯罪一般是對偶犯罪，這類犯罪不像其它刑事案件，它比較隱蔽，一般情況下在犯罪主體上多數只有買與賣雙方而沒有第三者參加，不易被發覺，尤其是一些零星販毒活動，此地交貨，異地結帳，無固定地點、單線聯絡、十分神秘。在犯罪行為方式上，多表現為販毒者與吸毒者（或販毒者）交易，幾乎沒有犯罪現場和痕跡留下，因而在該罪的證據上也就表現出獨具的特點。實踐中已將我們的意識導入了一個誤區：“毒品案件一定要抓現行，當場繳獲要有毒品，才算是有證據。”繳獲的毒品只能說明我們掌握了當前的實物證據，而收集好強有力的言詞證據，一樣可以對他們進行“秋后算賬”。那么，如何收集好此類言詞證據呢？本文試從理論層面結合緝毒實踐，擬對毒品案件言詞證據的收集問題進行膚淺探討。
毒品案件言詞證據及特點
在禁毒實踐中，毒品案件的言詞證據多數是證明購買運輸或吸食的毒品數量的證人證言，和提供已走私、販賣、制造、運輸等毒品量的犯罪嫌疑人的供停和辯解（口供），這些口供、證言、指認或檢舉多數是孤證，作為證據而言有如下特點：
（1）隱蔽性。即是指證據不易被人感觀直接感覺到，也不易被偵查人員發現，只有一些過去時的回憶等抽象的陳述，收集證據來源具有狹窄性。毒品案件沒有一般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事主的報案，幾乎沒有現場（或留下作案現場少）可供勘查，因為毒品交易是買賣雙方在秘密狀態下非法進行的活動，雙方都是毒品犯罪活動的受益者，又都是法律的觸犯者，誰都不想暴露自己的活動。因此，雖然有些販毒案件已成既遂，如果沒有了解底細的人提供線索或抓獲毒販的口供、吸毒人員的證言，公安機關很難發現。
（2）不穩定性。多數販毒犯罪活動是從小到大，從本地販到外地，作案時間長，次數多，言詞證據難以固定。且犯罪分子利用緝毒人員缺乏直接證據，單憑口供、舉報材料及吸毒人員證言檢察機關難以認定，從而竭力狡辯，開脫罪責，避重就輕，甚至隨時翻供，反咬一口，真偽難辯。
（3）調查核實難。這一特點是由毒品犯罪活動的本質決定的。盡管毒品犯罪分子與吸毒者，購毒者有過正面接觸，后者多知道某些情況和動向，但是由于“中間環節”大量存在，販毒分子在進行毒品交易時頻繁使用假名、假地址，利用知情不多的“馬仔”和根本不知內情的個別貪利公民或無業人員運輸毒品以及關健時候“丟卒保車”等情況，常使“言詞證據”難以深入核實。此外，販毒分子日常是居無定所，流動性大，流動范圍廣，常常是跨地區、跨省甚至跨國進行犯罪活動，給公安機關調查取證、控制嫌疑人和抓捕販毒分子造成極大的難度。
毒品案件言詞證據的收集
在毒品案件中，確定被告人的刑罰，主要是以販運、制造、走私毒品的數量為依據。因此，準確收集毒品的數量證據極為重要。當然，認定販毒的數量方面，決不能一概而論，有二種情況：一種是查獲案件的同時，即查獲了全部毒品。這樣的案件可以根據繳獲的毒品種類及數量，依法起訴量刑就可以了，不存在問題。第二種情況是查獲案件的同時沒能查獲全部毒品，有的早已賣出，有的正在手中販賣，還有的放在別處正待販賣，對這種情況如何收集販賣毒品的數量證據，值得推敲。毒販手中正在販賣和在家中、住所、隱藏處等地查獲的正待販賣的毒品，其數量是固定的，已具備充分的實物證據，而早已販賣出的毒品數量證據就靠緝毒執法部門在收集言詞證據上下功夫了。
一、做好毒品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辯解（口供）的訊問筆錄。
從緝毒實踐看，毒品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對于查清全部或部分關健性的毒品犯罪活動內容，收集與案件相關的線索，印證緝毒情報（包括特情提供、群眾檢舉、吸毒人員反映），收集過去販賣出的毒品種類、數量、來源，去向等情況，有著十分重要的證據作用。由于毒品犯罪嫌疑人畏罪心理很重，普遍存在著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供述前后不一，互相矛盾、能推則推、能否則否的心理，口供經常朝供夕翻，存在虛假的可能性，一般的案件，毒販供述販賣毒品的次數和數量，會越來越少，甚至后來完全翻供。因此對這樣的口供必須要采取正確的態度，既要看到其證據價值，又不能盲目輕信，只有在進行認真的審查、判斷、查證屬實后，才能作為證據使用。所以，做好訊問筆錄來不得半點馬虎。一是要向販毒嫌疑人進行政策和法律教育，尤其要講明《關于禁毒的決定》對有揭發檢舉的有關規定，《刑法》中關于被告人積極交待其所犯罪行可從輕處罰的規定，對其進行說服教育，動員其如實交待全部罪行，爭取從輕處理。此外，還要講明《刑事訴訟法》關于“只有被告人口供而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定罪；而沒有被告人口供有其他證據的則可以定罪的規定”。二要充分利用已有證據，揭露其口供的慮偽性，迫使他們交待真實情況。三是巧妙利用矛盾，善于抓住其供述中的矛盾之處，打消其僥幸心理，促使其坦白罪行，同時還要善于利用同案犯之間的矛盾。如互不信任，分贓不均等進行分化瓦解，促使其坦白交待，揭發同伙。四是要認真全面記錄好嫌疑人口供。仔細記錄下毒販犯罪團伙成員詳細情況，制販運毒品的時間、地點、參與人、吸販毒上下線、販賣毒品的次數、毒品的種類、特征、數量、來源、去向等情況，以及當時有否在場人、知情人、涉案人，為核實查證工作打好基礎。
二、做好調查取證工作，全面收集證人證言。
證人證言是刑事訴訟規定的重要刑事證據之一。毒品案件中的證人包括從毒品犯罪分子手中購買零星毒品供自己吸食、注射的人；在毒品犯罪分子欺騙下，不明真相為其走私、運輸毒品的人；目睹他人從事毒品犯罪活動的人；從他人口中探知毒品的來源而提供傳聞證據的人等等。這些證人證言，由于身份不同其證據力和證明程度也不同。從毒品犯罪分子手中購買零星毒品供個人吸食、注射的人和目睹他人進行毒品交易的人，可以證實買賣毒品的時間、地點、方式、方法及販毒分子的體貌特征等，這種和毒品犯罪分子有過直接接觸或目睹毒品交易的人與毒品案件厲害關系不大或根本就沒關系，提供的證言可靠性較大，可以為查找買賣毒品的人提供重要的線索。對于提供傳聞證據的人，則應通過他們找到直接了解案情的人，再從中發現有價值的線索。收集這些言詞證據多數都會遇到“一人對一人”問題（即無其他證據，只有毒品買賣雙方證言與口供），只要通過收集充足的間接證據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證據鎖鏈”，相互印證，使多個“一對一”合成“多對一”的言詞證據，充分發揮其證據作用。
三、對查獲的毒品按照有關法律的要求，交專門的機構做出定性的鑒定結論。
鑒定結論也是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訴訟證據的一種。它具有專門性和科學性的特點，在刑事訴訟中具有其他證據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鑒定結論雖然具有書面形式，但其實質是鑒定人就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后所作的判斷，而且在法庭審理時，當事人等有權對鑒定結論發問，鑒定人有義務對這種發問作出口頭回答，以闡明或補充其鑒定結論，所以，鑒定結論應屬言詞證據。
毒品案件的鑒定結論主要是專門機關對查獲的毒品進行定性分析，即指鑒定出查獲的可疑物品是否為毒品，是何種毒品及毒品的凈重。毒品案件偵查中，對于查獲的毒品應按照有關法律的規定，交專門的機構作出定性的鑒定，并要求鑒定結論明確，表達規范。
此外，有些毒品案件如引誘、教唆、欺騙、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犯罪案件，被害人的陳述也是刑事訴訟規定的言詞證據的一種，收集這些言詞證據，可以證明犯罪分子如何引誘、教唆、欺騙或強迫被害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在緝毒實踐中，此類案件較少，而多數吸食毒品人員不愿報警，不愿暴露自己是吸毒偽君子。
言詞證據應由實物證據來檢驗
只靠言詞證據（尤其是毒品案件“一對一”證言口供）來定案是一件較不穩定的事情。毒品案件言詞證據是多變的，極易受干擾的。因為人的思維最復雜，每個人說什么、不說什么，今天說什么、明天說什么，都要受到各種社會關系的干擾，客觀性、準確性需要查證。另一方面，只憑言詞證據定案還容易引發刑訊逼供或變相體罰現象，“不說就要受苦，說不對也要受苦”。而且，當前現代通訊發達信息傳遞快、串供容易、實踐中常常遇到這樣個案：審訊期間承認某犯罪事實，而到了檢察起訴期間又翻供，案子卡殼，是非難斷，訴訟拖延，形成“老大難”問題。那么收集了言詞證據，最好還要有實物證據來證明確有其事。如販毒嫌疑人交代除被抓獲當次販運毒品數量外，還交代了過去幾次如何到中緬邊境帶販運毒品的經過，數量多少。表面看來前幾次的販運毒品只是言詞證據，而通過這些口供作為索引，在其家中搜出過去嫌疑人從云南飛往廣州的機票及毒贓賬目，與其交代的時間、數目基本一致，這就實實在在地證實了前幾次販運毒品犯罪事實的成立。
實物證據檢驗言詞證據，這并不是貶低言詞證據的價值或證明力，從證據的信息量和證明程度來看兩類證據呈互補性。毒品案件的言詞證據信息量比較大、比較廣常常能夠指出案件的主要事實，而且由于言詞證據具有明確的意思表達，它所表述的犯罪事實和過程、犯罪的動機目的、團伙成員、制販毒詳情容易為緝毒人員了解，較之實物證據需要通過推理才能認識其意義來說，言詞證據極有價值，證明作用也十分明顯。但言詞證據的客觀性常常受到陳述者主、客觀條件的影響。實物證據是客觀存在的實體物，具有可觸性、可視性。執法人員、司法人員通過勘驗、審查，弄清其與刑事案件的客觀聯系，即可據以認定案件事實。所以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是互補的，實物證據的優點正是言詞證據不足，而言詞證據之優點，又是實物證據所不及。在偵查實踐中，我們要大量收集言詞證據的同時，下功夫收集實物證據，把口供，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當成收集實物證據的線索，言詞證據用實物證據加以檢驗，只有這樣才能做到證據“確實充分”。
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等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言詞證據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毒品案件尤為如此，緝毒執法人員在刑事偵查過程中，要按照合法的方法收集言詞證據，而不能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言詞證據，不能用刑訊逼供和變相體罰等方法引供、誘供、逼供、騙供。也就是說，用來定案的證據必須合法取得。這一點，既是運用證據的原則，更是收集證據的原則。對于收集證據，應當怎樣做，不應當怎樣做，刑訴法及有關法律都作了明確規定。如在偵查中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由偵查人員負責進行，而偵查人員不得少于二人，不是本案的偵查人員或其他人員不允許隨便訊問，否則也是無效。繳獲毒品，毒贓等應當面點清、封好，有條件的要當面開包稱量，并做好起贓或搜查筆錄，固定證據。收集證人證言之前，應當明確告訴證人要如實提供證據、證言，如有意作偽證或隱瞞罪證，要負法律責任。證人筆錄或嫌疑人口供，必須交本人核對簽名。毒品鑒定，應當交由毒品化驗部門進行等等。在收集這些言詞證據時，執法人員不得違背這些程序。對于逼供或用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言詞證據，能否作為定案的根據呢？這里有兩種情況，一是對非法收集的證據決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否則就等于可以違法辦案。嚴格依法收集證據，不僅可以保證案件質量，也是確保公民人身權利和其他權益不受侵犯的重要方面。第二種情況是對于經過查證屬實非法取得言詞證據以外的證據，能否當作定案的證據使用。這就涉及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怎樣對這些言詞證據查證屬實。在犯罪嫌疑人或證人證言和被害人陳述的基礎上，執法人員用合法的手段，收集到其他證據并查證屬實，這些合法取得的證據應當作為定案的根據。
廣東省韶關市公安局劉國強
發表于《中國刑事警察》雜志二○○一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