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曙光 ]——(2012-8-28) / 已閱11144次
挪用公款罪是貪污賄賂類犯罪中最常見、多發的犯罪，在實踐中該罪名的認定存在許多疑難問題，理論上諸多分歧也導致實踐中的混亂，筆者想結合實踐中的實際案例，進行挪用公款罪犯罪構成中幾個問題的探討。
自刑法規定挪用公款罪以來，“兩高”及全國人大對挪用公款罪做了大量的司法和立法解釋，但這些解釋之間也存在一些不相一致的地方，造成司法實踐中對該罪的認識存在不同的理解。這樣，既不利于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體現罪責刑相一致的刑罰原則，也不利于打擊、遏制這類犯罪，預防犯罪的發生。筆者列舉一些案例，以探討如何把握挪用公款罪的社會危害性及刑事違法性，如何區分挪用公款現象中的違法與犯罪，即把握挪用公款罪與非罪的區分問題：
案例一 2003年10月7日，邵某利用其擔任某村委會會計的職務便利，將本村高速公路占地賠償款200608元以自己名義存入該鄉農村信用社（本村未設公存賬戶，該鄉財政所在邵某簽收到條后將錢打到邵某的個人卡上），存一個多月后分配給群眾，獲息48.14元，用于個人吃喝。2009年7月24日，邵某在偵查機關對其進行詢問時主動交代上述事實。法院以邵某挪用公款從事營利活動為由判處邵某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刑三年。
案例二 2002年3月11日至2005年8月25日，陳某利用擔任某縣城關鎮政府社會事務辦公室出納的職務便利，私自將自己保管、發放的拆遷、征地補償款本息共計47378.7元從銀行取出后以其兒子的名字存入城關信用社以獲取較高利息。案發后陳某退回全款及違法所得。
案例三 2010年3月份，袁某主持某區城鄉建設和環境保護局工作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將該局工作人員緱某非法收取的該區某村非法建房的3萬元罰款未向該局財務人員報賬（注：該局的非法收入賬，小金庫）自行使用。
以上案例涉及到挪用公款罪罪與非罪、犯罪構成、犯罪對象等問題。就以上問題，結合案例分析，試析如下：
1、公款私存現象中的違紀與犯罪
案例一、二都涉及到公款私存問題。公款私存是個很普遍的社會現象，處理公款私存案件時罪與非罪的區分是個讓人困惑的問題。因單位財務制度的疏漏，或者單位領導出于使用便利或其他的考慮，或者有公款管理職責的會計、出納或暫管公款的其他人出于方便或個人貪圖小利的考慮，將公款私存的情況太多。何者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判刑，何者僅視為違紀，這涉及到對挪用公款罪的立法本意正確理解。案例一邵某可能出于存取方便的考慮，將經手的征地款20余萬元以自己名義存了很短時間活期后分配給群眾（且這種私存現象也為財政所知道并接受），從現有證據很難判斷其私存時有謀取個人利益的目的，獲利40多元用于個人吃喝，被判處了有期徒刑并宣告緩刑，要不是有自首這個法定減輕情節，其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以上。筆者認為，本案的社會危害性不大，邵某公款私存很短時間得利息40多元，不應視為“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對營利活動應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不是所有獲得利息的行為都視為“營利活動”。從事營利活動其實很難界定，挪用公款為投資升值購買住宅房是否是營利活動呢？多這一條規定增加查處案件的麻煩，留下司法的漏洞。對“挪用”也當有明確的法律界定。什么是挪用？《現代漢語字典》解釋，挪用有兩個含義：1、把原定用于某方面的錢移到別的方面來用；2、私自用公家的錢。我覺得“挪用”二字咬文嚼字重點在“挪作他用”。筆者認為公款私存視為“挪用”而定罪宜格外慎重。對公款有管理職責的人，將公款以個人名義、丈夫名義、孩子名義活期私存在正常營業的金融機構，只要其存放方式不妨礙現金即時歸單位使用、提現的目的，沒有明確證據證明管理人擬將公款挪用于其他事項的，只是管理公款的方式不當，可以違紀處理，可不以犯罪論處。案例二陳某私自將自己保管、發放的拆遷、征地補償款本息共計47378.7元從銀行私自取出后以其兒子的名字存入城關信用社（定期）以獲取較高利息，其明顯具有謀利的目的，該行為應視為為個人目的而挪用公款，處挪用公款罪尚可。
總之，公款是否“挪作他用”應嚴格把握，公款私存現象是否定罪應結合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有無謀取個人利益的主觀故意等慎之又慎，能不作為犯罪處理的，就不要作為犯罪處理。
2、關于“小金庫”資金作為公款的認定問題。
案例三中袁某將本單位工作人員非法收取的罰金挪作己用。對其行為定性時的分歧是：單位的不正當收入可否視為“公款”？對其挪用可否以挪用公款罪入罪?
各類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中“小金庫”現象屢禁不止，小金庫現金被挪用也較為常見。對此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小金庫”款項的來源大都是違規收取或是違規截留合法收入等。這些款項的來源不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公款應當是具有合法來源的款項，不應當包括“不正當收入”。小金庫現金管理人或代管人利用職務之便挪用的，不宜以挪用公款罪定罪。第二種意見認為，“小金庫”資金來源一類是合法所有的資金，為了使用方便等納入小金庫管理，自然應當視為公款，成為挪用公款罪的對象。另一類是通過違法收取等違規、違紀所得的資金。但這一部分資金也應當屬于挪用公款罪的對象。
在司法實踐中經常發現，一些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等為謀取單位利益和領導者便利，以單位或者單位內部科室名義利用管理便利，不法收取被管理者的費用或接受各種名義的贊助，納入“小金庫”。該小金庫收入及其用途在單位內部具有一定的公開性。小金庫現象是我國特殊國情，很具有普遍性。大多數情況下,小金庫現金被侵占或挪用，該單位也不敢太聲張。只有特殊情況下才暴露并被納入司法程序。小金庫的資金如果收取不當，要么該退還交費者，要么該依法收繳財政，該單位只是代管者。將小金庫資金視為公款并依法保護不等同于將不正當收入合法化、正當化。比照刑法第91條第2款“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的精神，綜上在其他要件具備時應將挪用小金庫資金的行為視為挪用公款犯罪處罰。這樣，既有利于維護國家的財經管理制度，也有利于加強相關管理人員的職務的廉潔性。實踐中袁某也是以挪用公款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3、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構成應包括那些要件？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是挪用公款罪。從法條的規定中可以看出，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體是侵犯了公款的所有權中的使用權能和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所以，該罪的立法目的應該是為了維護公款的所有權，維護國家財經管理制度及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
從法條的規定看，挪用公款罪的客觀方面主要表現為：（1）行為人實施了挪用公款的行為。（2）行為人挪用公款是利用其主管、管理、經手公款等職務上的便利條件。（3）挪用的公款歸個人使用營利、或進行非法活動，或是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不還的。現在多個立法、司法解釋已將公款使用人不限于個人，以單位名義挪用給其他單位使用，如系個人決定，公款挪用人為謀取個人利益的，也構成挪用公款。
根據犯罪理論，故意犯罪一般都有犯罪目的和犯罪的動機。那么，挪用公款罪也存在了目的行為和動機行為。作為挪用公款的犯罪分子，其犯罪目的就是利用自己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自己或他人使用，謀取個人私利。一但挪用行為實現，法益即公款所有權及管理人員的廉潔性即受到侵害。無論挪用人實際獲益與否，將公款挪作他用，已侵害了公款的管理制度，造成公款脫離了國家財經制度的管理，侵害了國家法律保護的法益。挪用公款罪即應成立。刑法第384條將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的具體用途分為非法活動、營利活動和其他個人用途，針對三種用途規定了不同的定罪條件。筆者認為，立法務求簡潔、明確、便于適用，犯罪構成應囊括該罪的最本質方面，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構成應是主觀上謀取個人利益，客觀上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至于給誰使、怎么使、歸還與否都不是該罪最本質的方面。筆者認為關于挪用公款罪應有如下犯罪構成要件：1、侵犯了公款的所有權中的使用權能（客體要件），簡單通俗點，妨礙、影響了公款的正常使用；2、對公款有管理職責的人（主體要件）；3、為謀取個人利益（主觀方面，利益應是概括性的，不僅僅限于經濟利益）；4、利用職務便利，挪用公款數額較大（客觀方面）。以上四要件具備，就構成挪用公款罪。較大數額的公款一旦被挪用后，法律保護的法益即遭到侵害。作為動機行為的營利活動和非法活動，其實只能反映犯罪人主觀惡性的大小。無論是挪用人自己進行營利活動，還是交他人使用，是個人使用或是單位使用，或是進行非法活動，均不可能對公款的管理制度或是管理人員的廉潔性的危害產生額外的影響，即對法益沒有影響。因此，刑法沒有必要將動機行為作為挪用公款罪的罪與非罪的標準。非法活動、個人其他用途、營利活動的區分在定罪上意義不大，純屬犯罪動機，可做為量刑情節。其中營利活動很難準確定義，營利與個人其他用途很難區分，沒必要規定，只規定挪用后進行不法活動的作為結果加重犯即可。挪用公款罪的量刑不能只考慮犯罪數額。歸還與否反映了犯罪行為造成的危害的輕重的不同，應是重要的量刑情節。挪用15萬元不能歸還的，判處五年以上，挪用100萬元已歸還的處十年以上，其社會危害性還是有懸殊的，挪用行為侵犯了所有權的使用權能，歸還行為能彌補傷害，筆者認為，為確保公款的安全性，對退還贓款可作為法定減輕的量刑情節，建議如此規定：案發前全額歸還未造成損失的，應當減輕處罰，數額較小的，應當免除處罰。案發后全額歸還的，可以減輕、從輕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