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杰 ]——(2012-8-30) / 已閱4477次
作者：楊杰 王義江
原告劉某(女)與被告張某(男)同居四年，后分手時雙方簽訂“分手協(xié)議”約定被告張某給原告劉某4 萬元，并出具欠條一份。但被告張某至今并未支付。 為此，原告劉某訴至法院，要求被告張某支付欠款4 萬元。經法院查明，該 4萬元是分手費，不存在欠款的問題。
被告張某該不該向原告劉某支付這 4 萬元的分手費？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被告張某應該向原告劉某支付這 6萬元。
首先，雙方簽訂的協(xié)議屬于合法的民事行為。原、被告均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被告承諾給付原告4萬元出具欠條，在沒有證據證明被告受到欺詐、脅迫的情況下，應當認定為意思表示真實，該 4萬元債務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其次，法律保護弱勢群體。雙方的戀愛行為并不違反法律，但分手后女方屬于弱勢群體，情感的投入，青春的流逝往往使她們解除同居關系后，重新尋找合適配偶的難度加大，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應是法律的應有之義。最后，此 4 萬元的性質應屬約定之債。 雙方同居生活 4 年，現(xiàn)原告劉某同意分手，是以被告張某同意支付 4 萬元錢為對價條件，即與被告張某同居生活是原告劉某形成債權的依據，因此協(xié)議中被告張某欠劉某的 4 萬元錢，是一種雙方行為，被告張某應履行支付義務。
第二種觀點：被告張某不應該向原告劉某支付這 4 萬元。
在審理中已經查明被告張某與原告劉某所簽訂的協(xié)議為分手協(xié)議，依據證據認定協(xié)議中被告張某欠原告劉某的 4萬元不存在真實的借款關系。 因此，協(xié)議中被告張某所述欠原告劉某的 4萬元，應當認定為是被告張某的單方承諾，是贈與形式的單方行為。《合同法》規(guī)定：“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具有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或者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不適用前款規(guī)定。” 本案中，被告張某出具欠條，承諾給付欠款，原告劉某表示接受，但原告劉某并沒有給付相應的對價，體現(xiàn)了無償性，符合贈與合同的特征。因此，被告張某對他在協(xié)議中的單方贈與行為享有任意撤銷權，因此原告劉某不享有對協(xié)議中4 萬元欠款的請求給付權。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一、關于 4萬元的定性。 筆者認為合法的民事行為和債權債務應當受到保護。但本案經審理查明，雖然協(xié)議上寫的是欠款，但根據現(xiàn)證據只能認定是被告張某的單方贈與行為，因為原告劉某在該欠款關系中沒有互為給付對價的行為。合同法理論中對單務無償的贈與條件有詳細地論述：“受贈人與其取得的利益沒有互為代價的意義時，應當認定是無償的，因此，只要受贈人的行為不是贈與接受的代價的，不影響合同的單務無償性。”以有4年左右同居生活的背景為根據，認定4萬元是約定之債，并把同居生活認定為是原告劉某向被告張某索要4萬元欠款的給付對價，顯然違反了現(xiàn)行法律的規(guī)定。
二、《婚姻法》中明確排除了同居關系的合法性，將同居關系作為原告劉某形成債權的依據給予認定和保護，是對該案查明的事實認識錯誤和適用法律的錯誤。
三、男女之間未婚自愿同居，是出于兩情相悅，同居期間，雙方都付出了時間、精力和感情。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同居時就應該預料到分手的后果。本案中，被告張某和原告劉某分手，并沒有證據證
明原告劉某在雙方同居期間，付出了更多。男女之間是平等的，同居關系中并不存在一方處于弱勢的問題，原告劉某雖為女性但不是弱勢方，因此沒有必要特別照顧原告劉某。
來源：山東法院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