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文昭 ]——(2012-9-20) / 已閱7965次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將原第四十三條改為第五十條 “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與原法條相比，該條增加“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學界普遍認為，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入法，體現了我國司法的進步，有利于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及防止刑訊逼供。實務界則將此視為對傳統辦案模式的挑戰，相當于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披上了一道“護身符”，為偵破案件，特別是審訊工作增加了阻力和困難。
一、如何正確理解“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一）“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內涵。“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又稱任何人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反對自證其罪、不受強迫自證其罪、反對強迫自我歸罪、拒絕自陷于罪等等。該原則最早起源于英國，《布萊克法律大辭典》將其表述為：“要求政府在沒有被告人作為反對自己的證人的情況下證明其犯罪，盡管該特權僅僅保護言詞證據而不是諸如筆跡和指紋等物證。任何違背其意愿被傳喚到證人席的證人都可以求助于這一權利，無論是在審判程序、大陪審團聽證程序中，還是在調查前的程序中，但當證人自愿作證時，該特權則被放棄。”“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應包含以下含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義務向司法機關提出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陳述和其他證據，司法機關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嚴的方法強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實作出供述或提供證據；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拒絕回答司法人員的訊問，有權在訊問中始終保持沉默。司法人員應及時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項權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處于不利的境地或作出對其不利的裁判；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就案件事實作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陳述，但這種陳述須出于真實的愿意，并在意識到其行為后果的情況下作出，法院不得把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強制或壓力所作出的陳述作為定案根據。由此可見，該原則實質上賦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強迫陳述的權利及自愿供述與否的選擇權。
國際司法準則及大多數國家的國內法都對“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作出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款（庚）項規定：“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有罪”。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訴訟中作為反對自己的證人。”日本《憲法》第38條規定：“任何人都不受強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通過強迫、拷問或威脅所得的口供或經不適當的長期拘留或拘禁后的口供，均不得作為證據。”法國《刑事訴訟法》第116條規定：“預審法官應告知被審查人，未經其本人同意，不得對他進行訊問。”
對“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理解關鍵在“強迫”二字。既然該原則賦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強迫陳述的權利及自愿供述與否的選擇權，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選擇主動供述，也可以選擇不供述。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選擇不供述時，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不得強迫其供述。“強迫”的外延包括直接使用體罰的強迫，也包括間接地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別無選擇境地的強迫，前者如刑訊逼供、威脅、誘騙、使人疲勞、饑渴等等，后者如在法律中明確規定的對不供述者或不配合追訴者，施以某種嚴重不利或制裁效果，從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不供述。有學者從主觀方面與客觀方面對“強迫”的方式進行綜合界定：“從主觀方面來看，強迫行為一定要有獲取口供的主觀故意。也就是說，強迫行為與口供的獲取之間一定要有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從客觀方面來看，確定強迫的客觀標準為：一是強迫行為能夠直接促使對方產生肉體或精神上的痛苦且行為本身能夠令對方直接產生痛苦；二是造成的疼痛或痛苦必須達到劇烈的程度，如果是一般輕微的暴力行為，嚴厲的教育等，并不因此而當然構成強迫。”筆者認為，這個界定標準對認定何種情形下構成“強迫自證其罪”具有可操作性。
（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與“沉默權”。有學者認為，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雖然沒有規定“沉默權”，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就等于“沉默權”，其實這個理解是錯誤的。在美國，“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規定得比“沉默權”也要早。1791年美國《憲法》就已經規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司法原則，但直到1966年，美國最高法院在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判決中確立了米蘭達警告規則后，沉默權才真正浮出水面。而且沉默權在英美等國也是受到一定質疑和限制的，法律也歷經多次修改，同時需要很多其他的配套措施。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尚不適合在法律中引入沉默權。因為在中國傳統法律意識中，口供對于證據認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檢察機關在偵查“一對一”的賄賂案件中，口供顯得尤為重要。引入沉默權雖然會起到有效遏制刑訊逼供的效果，但遏制刑訊逼供不是非得引入沉默權不可，也可以通過采用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同步錄音錄像等其他措施遏制刑訊逼供的現象。
（三）“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與“如實供述”。修訂后的刑訴法增加了“不得強迫嫌疑人自證其罪”這條規定，但同時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是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有人認為，在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同時，規定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是互相矛盾，會導致“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形同虛設。但實際上兩者并不矛盾，且相輔相成。辦案人員不得強迫嫌疑人供述罪行，但可以通過勸說或教育等方式讓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犯罪嫌疑人可以選擇如實供述，也可以選擇不供述。一旦犯罪嫌疑人選擇如實供述，依照法律規定可以對其從寬處理。也就是說，我們不強迫犯罪嫌疑人證實自己有罪，但我們鼓勵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并明確告知其如實供述可以得到從寬處理。
二、如何在“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原則下開展訊問
（一）做好訊問前準備工作。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正式實施，將會對辦案實踐產生較大影響，特別是在檢察機關的自偵案件中，更多地證人和嫌疑人會選擇沉默，這對辦案人員提出了更高的挑戰，也對辦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辦案人員應該正確應對“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挑戰，既要高度重視，也不能被其束縛手腳。首先，要轉變執法理念和辦案模式。要牢固樹立證據意識、人權保護意識。改變過去過份依賴口供的思想，變傳統的“由供到證”辦案模式為“由證到供”。其次要更加高度重視初查工作。要改變過去在初查過程中只注重對線索本身的分析和評估的傳統模式，要以線索為突破口，積極開展全面、系統的初查活動。要將關口前移，確保在初查階段就開始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證據，全力突破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依賴性，逐步形成職務犯罪案件“零口供”偵查模式。再次，要充分做好訊問前的準備工作。“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訊問前盡量掌握最多的信息，以此作為震懾、制服對方的工具。一方面盡可能細地把握案件已有的證據材料情況，包括舉報材料、已獲取的證據及對待查的事實和待取的證據進行預測和判斷。另一方面要盡可能多地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況，包括對方的背景資料，研究對方的特點。要在了解其成長經歷、為人表現、家庭和社會關系、社交圈、待人處世態度、特長、性格、嗜好、弱點等基礎上，預測其對訊問的心理態度，以便有針對性地確定對策。
（二）權利告知。新刑訴法更加強調保障人權，要求辦案人員在正式訊問犯罪嫌疑人之前，應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包括新刑訴法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的如實回答提問的義務和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拒絕回答的權利。尤其重要的是，應該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得到從寬處理。同時，根據新刑訴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
（三）禁止非法訊問。新刑訴法第五十條“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和第五十四條“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都嚴禁非法訊問，對于以上述方法獲取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要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這就要求辦案人員，在訊問時注意把握訊問語言，訊問時不能采用威脅、恐嚇的語言，禁止使用“不講就對你不客氣”之類的話。同時，訊問中要注重犯罪嫌疑人的辯解，不能搞刑訊逼供，也不能無原則的許諾。
（四）講究謀略。訊問謀略是針對不同的案件和犯罪嫌疑人，靈活運用的符合法律規定的訊問方法。凡是沒有為法律所禁止的訊問方式和方法，就可以作為訊問謀略予以實施。就訊問的方法和手段而言，法律所禁止的是“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因此，諸如批評式、勸導式、示證式、幫助回憶式的訊問方法，當然可以作為訊問謀略予以運用。
總之，新刑訴法中諸如“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等規定，肯定會對今后的辦案工作帶來挑戰。但作為辦案人員，一方面應該高度重視，在辦案實踐中不斷完善措施，積極應對。另一方面要消除恐懼心理，依法、理性、文明地開展訊問工作。
（作者單位：江西省峽江縣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