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海生 ]——(2012-9-20) / 已閱7322次
2012年3月14日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這一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在《刑法修正案（八）》規定的前科報告義務免除的基礎上又向前邁進了堅實的一步，但該條規定并沒有明確封存實施的主體、操作程序等問題，在實踐中仍然會存在諸多的障礙。
一、前科封存制度的司法實踐困境
1.與我國現行諸多法律存在沖突之處。雖然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關于涉罪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與《刑法修正案（八）》規定的“前科報告義務免除”規定協調一致，但一些民事、行政法律仍舊對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作出了否定性評價。我國《公務員法》、《法官法》、《檢察官法》、《律師法》、《執業醫師法》、《教師法》等法律都有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人不得擔任法官、檢察官、醫師、人民教師等的規定，很顯然，上述法律屬于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但書中的“國家規定”，換言之，有關單位根據上述法律查詢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即犯罪記錄封存后，未成年人仍然無法從事上述法律規定的職業。另有其他諸多領域中對受過刑事處罰者剝奪從業資格,這些規定與前科封存所追求的保護未成年犯罪人的目的有所沖突。
2.一定程度上觸及到公開審判原則。公開審判是司法機關接受群眾監督的重要途徑,而前科封存制度更側重于保護未成年人隱私,因而引發了人們對司法公開、公正的質疑。此外，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即使不公開審判的案件，在宣判時一律公開。而公開宣判，就是對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一次公開，雖然對大多數案件來說公開范圍可能不會很大，但對個別社會關注較多的案件，一經新聞媒介宣傳，限制公開就成了一句空話。
3.缺乏前科封存的實踐操作程序。我國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的規定過于籠統，對于實施封存的主體，如何操作等都沒有作出具體的規定，容易導致實踐中的困惑，比如，對一個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到底是由提起公訴的檢察院，還是進行審判的法院對犯罪記錄進行封存；決定封存是采取決定書、裁定書還是以判決書的形式；對犯罪記錄封存后的材料保存是由未成年人所在學校、還是公安、檢察院或者是法院，等等諸如此類問題。
4.缺乏相應的保障機制。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不僅僅是立法層面即可完成的工作。僅僅在立法中規定該制度如同空中樓閣,沒有公安、監獄、司法行政機關、學校、社區等各個機構的協調互動,這一制度都很難運行。再如在我國每個人出生、上學、結婚、就業和遷移等無不受到戶籍制度和人事檔案制度的制約。居民戶口簿和人事檔案通常還會對一個人從何處轉來、是否受過刑事處罰等內容有詳細的記錄，前科封存制度又如何與我國的戶籍制度和人事檔案制度有機協調，亦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否則也會導致封存成為一句空話。
二、前科封存制度實施中應明確的幾個問題
前科封存的基本點，不在于徹底消除失足少年的犯罪記錄，而是在于對符合前科封存條件的失足少年，通過嚴格限制其犯罪檔案的查閱、調用，為失足少年繼續復學、升學、就業創造條件，從而使他們能夠順利回歸社會，最大限度地預防和減少犯罪。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雖然規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但該條規定并沒有明確前科封存的實施主體，封存的法律文書的形式，封存是否有例外情形等問題，筆者認為以下幾點應當在今后的立法或司法解釋中進一步明確：
1.前科封存的實施主體。從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的規定中可以看出，法院是實施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法定主體之一。但是否只有法院是實施封存的唯一主體呢？筆者認為，根據設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立法目的，為充分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在人民檢察院依照《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辦理不起訴案件質量標準(試行)》》中有關規定作出不起訴決定時，人民檢察院也應是實施封存的主體之一。不過因為，新《刑事訴訟法》并沒有提到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時是否應當以犯罪記錄進行封存，因此，審查起訴階段的封存義務不是法定義務，檢察院可以依職權作出封存的決定，也可以依當事人的申請作出封存決定。
2.前科封存的法律文書的形式。新《刑事訴訟法》并沒有規定在對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予以封存時采取何種法律文書，根據《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判決書、裁定書一般適用于實體、程序需要作同裁決的情況，筆者建議，對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予以封存應統一采取《決定書》的形式。
3.前科封存的起始時間。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從何時開始封存，新《刑事訴訟法》也沒有明確規定，封存起始時間應當明確，否則不便于執行或者容易導致執行不統一。那么封存是從宣判之日起，還是從刑罰執行完畢之日起亦或另外確定一個時間？筆者認為，為盡可能地保護未成年犯罪人的隱私，封存時間越早就越容易將封存制度落到實處，反之，封存時間越晚，犯罪記錄就越容易被公開，封存制度越容易變成一紙空文。故封存的起始時間，被宣告相對不起訴的，自宣告之日；被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及單處罰金的，自判決作出之日。
4.前科材料的保管。新《刑事訴訟法》也沒有規定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在實施封存后，材料由哪個機關保管。筆者認為，但凡接觸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機關，都應當嚴格保管，自覺履行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的義務。因此，建議在公檢法分別建立專門的涉罪未成年人檔案庫，執行嚴格的保密制度，由專人管理，除司法機關調查案件或基于其他法定事由外，不得查閱，犯罪記錄不載入戶籍和人事檔案。與此同時，作出犯罪記錄封存決定的檢察院、法院，向少年犯的檔案管理機關（通常為少年犯所在學校、少管所等）送達《犯罪記錄封存決定書》和《保存檔案備查函》，并附該案的判決書、裁定書等法律文書。相關檔案管理機關應根據前科封存決定書和保存檔案備查函妥善保管少年犯的刑事檔案，少年犯所在學校、監管單位應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嚴格限制非法定單位和個人查閱、復制或調用。
5.前科封存的例外。在我國《公務員法》、《法官法》、《檢察官法》、《律師法》、《執業醫師法》、《教師法》等法律尚未修改“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人不得擔任法官、檢察官、醫師、人民教師”等的規定的現階段，在實施前科封存的同時，若未成年犯罪人成年后涉及從事法律明文規定限制前科人員進入的單位或部門，如軍隊、法院、檢察院等，有關單位根據相應法律規定進行查詢時，檔案管理機關應當如實出示其前科記錄，不得隱瞞。
6.違反前科封存規定的救濟。所謂無救濟則無權利，為了使相關職權部門切實擔負起保密義務，應建立責任追究制度，依情節的不同，對于泄露者追究行政或者刑事責任。
三、前科封存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作為一項制度創新成果，前科封存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加以完善。
1.立法層面:修改與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相抵觸的法律、法規及其他“國家規定”。雖然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有未成年犯罪人 “在復學、升學、就業等方面與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的規定。但是由于前文所述法律沖突和傳統觀念的制約,加上缺失相應的操作機構和操作程序，這些規定在實踐中猶如一紙空文,無法得到有效實施。要使前科封存制度得以有效執行，應當在今后的立法或司法解釋中對違反前科封存制度的條款進行修訂，如對《公務員法》、《法官法》、《檢察官法》、《律師法》、《執業醫師法》、《教師法》等法律以及可以上升到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中的“國家規定”中所有與前科封存制度相違背的內容予以修訂，刪除未成年犯罪人在復習、升學、就業、從軍等的歧視條件的內容。以與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相統一。
2.實踐層面：設立負責前科封存制度的專門機構，推出配套舉措。首先，設置少年法庭。建立和完善專門機構有利于真正讓處理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程序和成年人區別開來,有利于對未成年人犯罪檔案的統一有序管理。其次，改革戶籍制度。應對戶籍制度之前科記載的附加功能進行剝離，消除未成年前科人員新生的制度障礙。再次，嚴格執行犯罪記錄查詢制度。當然，既然是前科限制公開，在特定情況下，被封存的前科還是可以公開的，但前科信息限制公開應把握好“兩個特定”:一是對未成年人前科信息公開的對象應當特定。對未成年人前科信息予以公開的對象，應當僅限于法律、法規設定的與刑事處罰密切相關的單位或者確有必要查清的刑事處罰事項，其他單位或者個人均無權查詢未成年人前科記錄。二是對未成年人前科封存的機關應當特定。未成年人前科檔案信息區別于一般檔案信息，應由特定的機關進行單獨保管或進行封存，并設立專門的機構或科室接受相關的查詢申請，負責審核申請條件。對于符合未成年人前科信息公開條件的，方可公開未成年人前科信息，確保犯罪記錄封存落到實處。
（作者單位：江蘇省南通市港閘區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