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長起 ]——(2012-10-24) / 已閱6687次
證人證言作為刑事訴訟中最常見的證據類別之一，對查明案件事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長期以來，在我國證人出庭率低、證人出庭作證難成為困擾司法界的一大頑疾。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證人出庭作證作出了重大修改，增加了證人保護、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出庭作證經濟補償等規定，對于推動我國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作證必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通過對新刑事訴訟規則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分析，發現這一制度仍然存在探討的余地。
一、證人出庭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是主動保護證人的案件類型過窄。新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僅列舉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四類案件，雖然該條規定使用了“等”字，但法律的列舉對實踐具有很強的指導、示范意義，使得應當采取保護措施的案件范圍狹窄。而司法實踐中很多類型的案件都需要對證人采取保護措施。在這些案件中，未經證人申請，司法機關不會主動采取保護措施，這將導致證人長時間處于一種無人保護的危險境地。此外，新刑事訴訟法僅規定“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情況下，司法機關應采取保護措施。但司法實踐中證人及其近親屬的財產權、名譽權實施遭受打擊報復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導致證人的切身利益遭受損害，影響證人作證的積極性。
二是證人保護措施的具體實施不明確。1.是否對啟動證人保護進行審查不明確。對證人提出的保護申請，司法機關是無條件采取保護措施，還是需要通過分析判斷后再決定是否采取保護措施。2.證人保護措施的期限。在刑事案件發生后，證人及其親屬的人身、財產即存在終生面臨危險的可能，如福建省壽寧縣繆某在刑滿釋放后，對照判決書上羅列的證人進行打擊報復。因此，采取保護措施的期限如何起止必將困惑司法機關。3.證人保護機關的職責不明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是保護證人的主體機關，但是保護責任在三機關中如何劃分并不明確，在司法實踐中勢必會造成三機關之間的責任推諉。
三是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的效果有待檢驗。新刑事訴訟法規定“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應承擔的法律責任。這一規定具有震懾作用，但不一定能起到預期效果。在司法實踐中，有部分證人因為與犯罪的某種特殊關系，如親屬、朋友、同事等，原本連書面證言也不愿意提供，而是經過偵查機關等部門多次教育、勸說，勉強作證言。
四是證人拒絕出庭后其之前證言效力不確定。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根據”，但在證人拒不出庭或出庭后拒絕作證的情形下，其在偵查階段提供書面證言能否作為定案根據則沒有明確規定，成為法律空白。
五是關于強制證人到庭的規定不明確。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了證人強制到庭義務，即“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何謂“正當理由”卻沒有明確規定。同時，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可以”而不是“應當”強制到庭，這種選擇性的規定，增加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同時，也降低了證人強制出庭的可操作性。
二、刑事證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一是擴大證人保護案件的類型。在司法實踐中，新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列舉的四類案件中除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外，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很少涉及。以焦作兩級法院為例，2009年至2011年，共審理刑事一審案件7114件，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動犯罪案件均為零件，審理毒品犯罪案件128件，占全部案件的1.8%，審理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案件15件，占全部案件的0.21%。而審理更多的則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綁架、搶劫等涉及暴力的犯罪案件，共審理2093件，占全部案件的29.4%。這些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很大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對證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構成的威脅也更為嚴重。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釋中將涉及暴力的犯罪案件納入證人保護案件的范圍。同時，對于采取證人保護措施的前提條件，應不限于“人身安全面臨危險”，證人的利益還包括財產權、名譽權等等，因為作證而使自己的財產、名譽受到侵害也是證人所不期望遇到的，因此，當證人及其近親屬的財產、名譽等面臨危險時，司法機關也應當采取相應的措施予以保護，及時制止侵害人的侵害行為。當證人的名譽受到詆毀時，還應當主動為其恢復名譽。
二是明確保護措施的實施程序。1.明確證人保護措施的啟動程序。對于新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第一款列舉的四類案件，只要證人人身安全面臨危險，司法機關就應當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無需證人申請；對于第二款規定的證人申請保護的案件，為避免證人濫用此項權利，同時考慮到司法成本、警力資源等因素，在證人提出保護申請后，負有保護職責的司法機關應當進行審查，綜合案情后決定是否予以保護以及采取何種保護。2.明確證人保護期限。在一些犯罪成員單一、人身危害性相對輕的案件中，證人所面臨的危險因罪犯的服刑或被執行死刑而消失。對于此類案件可以進行短期保護，如為證人提供臨時性住所、進行24小時守護等等。而在某些類型的案件中，證人作證后，即可能終身處于險境，如第六十二條第一款所列舉的四種犯罪，以及如故意殺人、搶劫、爆炸等暴力案件。對于這些案件的證人，保護機關是否需要無期限的對其采取保護措施。應當依據證人的申請，并根據其所面臨危險的現實可能性，決定對證人進行終身保護。既可以采取為證人及其親屬變更身份信息，也可以在證人住所附近加裝監控裝置、加強日常巡邏等措施提供保護。此外，建議建立刑滿釋放人員危害評估機制，由刑罰執行機關在罪犯刑滿釋放后，根據其表現進行人身危害評估，負有證人保護義務的機關應當參照刑罰執行機關的評估報告，決定是否延長對證人的保護期限，是否繼續采取保護措施。3.證人保護主體的職能劃分。鑒于公安機關與法院、檢察院的司法警察隊伍相比，在人員數量、技術裝備等方面擁有較大優勢，筆者認為由公安機關在保護證人方面發揮主要作用，能更好地為保護證人提供安全保障。具體職責劃分如下：對于普通刑事案件，證人應當向負責案件偵查的公安機關提出保護申請，由公安機關決定是否予以保護以及負責保護措施的具體執行，在審查起訴階段和審理階段，檢察院與法院應當承擔法律規定的“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的職責。對于職務犯罪案件和自訴案件，證人需要分別向檢察院和法院提出保護申請，由相關機關決定是否予以保護，并交由公安機關負責具體執行。
三是關于“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理解。為統一法律的正確實施，司法解釋必須界定哪些證人證言屬于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證人證言。筆者建議以下事實是司法解釋應予考慮的：1.被指控的犯罪事實的發生、被告人實施了犯罪行為與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時間、地點、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節；2.影響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況；3.被告人有刑事責任能力；4.被告人的罪過；5.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6.對被告人從重處罰的事實等。
四是完善證人到庭強制規定。筆者建議司法解釋將“正當理由”界定為因客觀障礙不能出庭作證，如年邁體弱、身患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無法出庭的；提供書面證言后，證人下落不明的；居所遠離開庭地點且交通極為不便的；身處境外，無法在審理期限內出庭作證；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無法出庭的等。同時，還應當進一步明確“可以”強制到庭的情形。筆者認為，除了因證人刻意逃避，人民法院無法找到該證人外，均應當通過拘傳等措施，強制證人到庭。
五是明確證人拒絕出庭后其書面證言的效力。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根據”，而沒有規定“證人拒不出庭作證，證言不得作為定案根據”。筆者認為，這并不是立法者的疏漏，而是由鑒定意見與證人證言的不同性質所決定的。不出庭的鑒定人所作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根據，但司法機關可以采取相應補救措施，如可以聘請其他鑒定人重新鑒定。但證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規定拒絕出庭或出庭后拒絕作證的證人所作的書面證言一律不能作為定案根據，則可能導致不少案件難以查明犯罪事實，最終影響刑事訴訟法打擊犯罪、保障人權任務的實現；如果規定證人證言一律可以作為定案根據，則又違背了設計強制證人出庭制度的初衷。筆者建議逐步推行重要證人證言的錄音錄像制度，對于拒絕出庭或出庭后拒絕作證的，結合錄音錄像等決定是否采納其書面證言。
（作者單位：河南省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 孟州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