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劍媚 ]——(2012-10-25) / 已閱12572次
【內容提要】債權轉讓應向債務人通知，已由合同法作出明確的規定，但對于債權轉讓通知程序執行過程中的諸多詳盡的問題，法律法規卻未有明確具體的規定，以致學者們的觀點不一，司法實務工作者對案件的處理中產生的難題也因失之準據而陷入兩難的境地。因此，筆者認為，應有必要對債權轉讓通知中法律未有規定，而理論和實務工作者們存在不同觀點的問題進行梳理，以對此類案件的審理有所裨益。
【關鍵詞】債權轉讓 債權轉讓通知 債務人
一、問題源起：從一則案例看債權轉讓通知過程中存在的若干爭點
2011年5月10日，張某出具借條向王某借款10萬元，約定借期6個月，并約定了一定標準的利息。2011年10月1日，王某因欠付李某貨款合計15萬元，遂將其對張某所享有的債權10萬元及相應的利息轉讓給李某，并將相應的債權憑證向李某交付。借款到期后，因張某未能償還，李某遂于2012年1月21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張某償還借款10萬元及相應的利息。張某抗辯稱，其對王某將債權轉讓的事實事先并不知情，如有債權轉讓的事實，則應由債權人王某向其通知。王某未依法向其通知，該債權轉讓不對其產生法律效力，李某無權先行提起訴訟再向債務人通知，故不同意向李某履行債務。李某認為，其已在訴訟時將相應的債權轉讓協議及債權憑證向法院提交，并由法院向張某送達，已盡到向債務人張某通知的義務，因此，法院應當依法支持其訴訟請求。
債權轉讓應通知債務人，但該案的處理過程中，法官仍面臨著諸多的難題，如：債權轉讓的通知究竟應由誰發出、應在何期限內向債務人送達、應采用何種方式等等。從法律對上述問題的規定來看，并不明確具體，因此，司法實踐中，對類似案件的處理往往會因失之準據而使承辦法官陷入兩難的境地。
債權轉讓，又稱債權讓與，是指不改變債的關系的內容，債權人將其債權移轉于第三人享有的現象。其中的債權人稱為轉讓人，第三人稱為受讓人。 債權人與第三人就讓與債權的意思表示達成一致，該債權讓與的合同即已告成立。但由于債權讓與的合同并不具有公示性，債務人可能并不知曉債權讓與的事實，而仍對原債權人履行債務。如何使債權讓與合同自成立時起對債務人同時生效，此即需要將讓與人與受讓人的債權轉讓事實通知債務人。《合同法》第八十條第一款規定，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從該條文規定的內容可知，債權轉讓通知與否，是該轉讓行為對債務人產生效力的前提，但并未規定讓與人與受讓人之間的債權轉讓須征得債務人的同意。因此，債權轉讓通知債務人，僅是就債權轉讓的相關事實進行告知，而非要約或承諾的意思表示。將債權轉讓的通知限定為事實的告知，一方面尊重了債權人對其權利處分的自由，另一方面也照顧到了債務人的利益，較為合理。
二、理論識別：債權轉讓通知的法律屬性透視
關于債權轉讓通知的法律屬性，有認為是權利，不是義務，即債權人與受讓人間雖有債權轉讓的協議存在，但是否向債務人通知并非其必須履行的義務。債權人可以選擇不向債務人告知，而承擔因此造成的法律后果。也有認為債權人為債權轉讓的通知，實際上是債權人為實現合同目的而對債務人應當承擔的一種程序性的告知義務 。從債權轉讓的原因分析，既可基于抵債、對價轉讓等雙務合同關系，亦可基于單方的無償贈與行為。筆者認為，在不同原因產生的債權轉讓關系中，對債權轉讓的通知法律屬性也是不同的。如債權人系單方向受讓人贈與其對債務人享有的債權的，是否通知債務人，僅表明該贈與行為是否已完成。除法律規定的不得撤銷的贈與合同外，在未完成贈與前，作為讓與人應有選擇是否繼續向受讓人贈與的自由，當然也應享有是否向債務人為債權轉讓通知的自由，該通知并非讓與人的義務。但在讓與人與受讓人之間存在雙務合同關系時，讓與人對債權轉讓事實的通知卻不具有隨意性，而應作為債權讓與人應當履行的附隨義務必須履行，否則，債權讓與人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以文章開頭的案例為例，在王某與李某的買賣合同履行過程中，李某向王某交付相應的貨物，王某應向李某支付15萬元貨款。后王某與李某約定將王某對張某享有的10萬元債權轉讓給李某，以抵充貨款，也即債權轉讓完成，李某取得對張某的10萬元債權后，王某支付貨款的義務才能抵消。如王某僅將債權憑證向李某交付，而未向張某通知，則李某并未實際取得就該10萬元債權向張某主張的權利，在此情形下，王某的以債權“支付”貨款的義務并未全部完成。因此，在讓與人與受讓人存在雙務合同關系并因此進行債權轉讓的，向債務人通知應作為債權人向受讓人轉讓債權的附隨義務必須履行，否則，造成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債權轉讓人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三、廓清基本：債權轉讓通知過程中若干爭點的理性辨析
如前所述，債權轉讓，在不違反法律法規關于不得轉讓的債權規定的前提下，一經讓與人與受讓人意思表示一致，該讓與合同即已告成立，并不需要征得債務人的同意。但從債權轉讓的程序性要件分析，債權轉讓是否通知債務人，仍然決定了該轉讓行為能否對債務人產生法律約束力的后果，并進一步決定債務人應向誰履行義務、讓與人與受讓人之間的債權轉讓合同目的能否最終實現等諸多方面的重要問題，因而，債權轉讓后的通知行為，對于債權轉讓合同雙方以及債務人而言都至關重要。但《合同法》第八十條對債權讓與的通知僅作了原則性規定，對于為轉讓通知的主體、受轉讓通知的主體、轉讓通知的性質和有效形式等未有明確具體的規定，以致在處理此類糾紛的司法實踐中，常因失之準據，使案件承辦人基于不同的理解而作出截然不同的司法判斷，影響了司法效率和司法權威。
（一）為轉讓通知的主體
對于如何確定為轉讓通知的主體，學者們對此有不同的觀點，概括起來包括由讓與人通知、由受讓人通知、由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等，但多數學者傾向于認為，從保護債務人履行安全出發，由讓與人通知最為恰當，因為讓與人對債務人的通知，足以令債務人信賴。 筆者認為，即使從《合同法》第八十條規定本身理解，由原債權人即讓與人通知債務人，也更符合“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的文義解釋，且充分尊重了債權人處分其債權的自由。但若僅確定讓與人為通知義務的主體，則在讓與人惡意回避或非因主觀原因不能履行通知義務時，因債務人未接到相應通知而拒絕向受讓人履行義務，將直接妨礙受讓人利益的實現。因此，在司法實踐中，部分法院在對類似的案件進行處理時，往往從債權轉讓制度設立的法律價值角度出發，在讓與人確因非其自身主觀原因不能履行通知義務，而由受讓人持相應的債權憑證及讓與人委托受讓人通知的書面手續向債務人進行債權讓與通知時，認定了受讓人通知行為的法律效力，并給予了支持訴請的裁判后果。據此，部分學者即認為，該種做法系從司法實踐操作上將債權的受讓人也納入到了為通知主體的范疇，筆者對此持不同意見。筆者認為，從上述學者們所謂將受讓人亦納入通知主體的事件前提看，受讓人須提供由讓與人出具的委托手續，委托的性質從根本上來說，受讓人仍然是代表讓與人，以讓與人的名義為通知行為的，因而并不能改變債權讓與須由債權人也即讓與人通知的法律規定本質。此外，筆者還認為，對于讓與人所為的通知的處理，應慎重以對。在受讓人提供上述證據證實轉讓事實時，如債務人對此提出異議，發生糾紛，應由受讓人舉證證實其接受委托通知的事實，或由法院通知讓與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二）受轉讓通知的主體
受轉讓通知的主體，應為債務人無疑，但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如債務人為多人時，應否通知全體債務人？如被讓與的債權系有擔保人提供抵押、質押、保證等擔保的，則該債權轉讓應否通知擔保人？多數學者認為，如為可分債務，即多個債務人分別承擔不同的債務時，原債權人轉讓的系部分債權，則應對部分債權所對應的債務人進行通知，轉讓的系全部債權，則應對全體債務人履行通知義務；如原債權人轉讓的系不可分債權或各債務人對該債權承擔的系連帶清償責任，原債權人對債權進行轉讓時應通知所有債務人，否則該通知的效力不能及于所有債務人，受讓人不得以已向其中一個債務人通知而對抗其他債務人拒絕履行的抗辯。關于債權讓與應否通知擔保人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基于擔保的附從性，債權讓與的事實僅需向債務人告知，即可對抗擔保人。也有人認為，對于擔保人的通知應當區別情形對待，在抵押、質押等物權擔保及一般的保證擔保中，僅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擔保人才以其提供擔保的財產或所有自有財產代債務人償還債務，享有先訴抗辯權。因此，在上述類型的擔保關系中，債權轉讓通知債務人，受讓人即可以此對抗保證人。但在連帶保證關系中，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的保證期限內，債權人可選擇要求債務人或保證人履行全部保證債務，保證人與債務人同為連帶責任人，需與債務人承擔同等的對債權人履行債務償還責任，因此，債權轉讓應向連帶保證人通知，否則保證人可以未經通知拒絕清償。對于連帶保證關系中債權讓與對債務人通知的必要性，筆者亦表示贊同。但在物權擔保關系以及一般保證關系中，在債務人不履行義務，或無力承擔責任時，相應的償債義務還需要由擔保人來承擔，擔保人雖享有一定的先訴抗辯權，但該權利的存在并不能改變擔保人有可能會成為責任的實際承擔者的法律后果。因此，從對義務的履行上看，擔保人類似于債務人的身份決定了債權讓與也應向擔保人通知，否則，不對擔保人產生法律約束力。
（三）轉讓通知的形式
債權轉讓的通知應采用何種形式，我國的合同法未作規定，各國對此在法律上的要求亦寬嚴不一。因未有明確規定，多數學者認為，債權人（讓與人）可以口頭方式、書面方式、電子形式及其他能夠用證據證明已履行了通知義務的任何方式來履行通知的義務。 筆者亦同意這一觀點。但從理論界對債權讓與通知形式的認識來看，學者們對于債權轉讓的通知能否通過媒體或報紙公告的方式向債務人送達尚有不同的觀點。部分學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管理、處置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的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對原債權銀行在全國或者省級有影響的報紙上發布債權轉讓公告或通知，作為原債權銀行已向債務人履行通知義務作出了肯定的解釋，推及其他，應當認為債權人是可以通過媒體或報紙刊登公告的方式向債務人進行通知的。對上述觀點提出質疑的學者們則認為，雖《規定》肯定了債權銀行的公告通知效力，但對于以自然人或普通法人為主體的一般債權人來說，卻不能普遍適用，理由有三：一是從《規定》內容上看，其設定的特定主體為國有銀行，而非一般的債權讓與人，其并不具有《規定》設定的特定身份。二是從通知送達的結果上看，根據我國目前現有的狀況，并不能確保每一債務人均能如期、準確獲知媒體或報紙公告的債權轉讓的事實。三是從通知送達的效力上及舉證情況看，因通知人無論采用何種方式將債權轉讓的通知送達債務人，其根本的目的是能夠為債務人獲知，或通知人能夠舉證證實該通知已送達債務人。而通知人如通過媒體或報紙公告的形式向債務人告知，則較難舉證證實已有效送達債務人，并對債務人生效。從觀點相悖的雙方爭議的主要內容看，關鍵還在于債權人通過公告方式對債務人進行通知，能否確定已向債務人有效送達。筆者認為，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可由債權轉讓的通知人自由選擇以何種通知形式對債務人進行通知。如債權人確有證據證實債務人已下落不明，無法通過其他方式向債務人送達債權轉讓通知的情況下，應允許債權人采取在一定范圍內有一定影響力的報紙或其他媒體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對債務人進行通知。但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在當事人因為債權轉讓的通知事項發生爭議時，通知人應負該債權轉讓通知已向債務人有效送達的舉證義務。如舉證不能，則不能認為通知人已有效履行通知義務，債務人仍得以未經通知為由對受讓人予以抗辯。
（四）轉讓通知的期限
關于債權轉讓通知的期限，無論起始時間或是通知的最終期限，學者們均有不同的觀點。首先，從轉讓通知的起始時間來說，有人認為，在債權實際轉讓之前就可向債務人通知，而不以讓與人和受讓人實際已確定相應協議內容為要件。也有學者認為，如在轉讓通知送達債務人時，債權尚未實際轉讓，則債務人在接到通知后，履行義務前并不能準確獲知該債權是否已實際轉讓，對債務人將極為不利。筆者認為，通過對我國《合同法》第八十條第一款規定的分析理解，應當認為債權轉讓的通知應當是在債權人轉讓權利后作出的。其次，從轉讓通知發出的最終期限來說，學者們又有更多的觀點，有在“一審判決前”的、有在“訴訟前”的、有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的，筆者認為，從債權轉讓的要件分析，債權轉讓的通知應當是在債權轉讓以后，債務人實際履行義務之前發出并送達至債務人，且必須在有效的訴訟時效期限內。因為，如果該債務已被履行完畢，則債權人的債權已消滅，無法轉讓。如果該債權已超過法律規定的訴訟時效，則債權人喪失請求權，亦不能轉讓。同時，在債權轉讓之前，債務人已部分履行的，則轉讓通知的效力及于未履行的部分，除法律規定的或按實際情形債務人分別履行不能的除外。因向受讓人履行，造成債務人損失的，由讓與人和受讓人約定損失的承擔，約定不成的，應由讓與人承擔債務人的損失。部分學者認為應在訴訟前主張的觀點，是基于受讓人向債務人提起訴訟的情況下對債權轉讓通知的時間所作的特殊規定。
此外，需要補充的一點是，關于債權轉讓的通知期限，盡管有不同的觀點，但均偏重于對債權轉讓通知客觀期限的爭論，從主觀上來說，應否對債權人的通知行為確定一個合理的通知期限，目前尚未有較為明確觀點。筆者認為，在債權轉讓合同已簽訂的情況下，尤其是在讓與人和受讓人之間存在雙務合同關系時，如債權人蓄意規避向債務人通知，或惡意拖延向債務人通知，以致受讓人無法向債務人主張，則極有可能使受讓人的權益受到損害，甚至受讓人可能因通知期限被過分延長而無法達到其合同目的。因此，除債權轉讓通知的客觀期限外，在特定情形下，也應當確定債權轉讓通知的合理期限，該期限可首先由讓與人與受讓人自行約定，在讓與人與受讓人沒有約定的情況下，也可由雙方根據合同需要達到的目的、法律規定等因素綜合確定。在合理期限內拒不履行通知義務的，應認定為債權轉讓合同解除或構成違約，由此造成受讓人的損失，亦相應由讓與人承擔。
四、實踐認知：與債權轉讓通知相關的幾個特殊問題的處理
（一）受讓人未經通知即以債務人為被告提起訴訟的處理
在審判實踐中，筆者發現，有部分債權的受讓人在債權轉讓的事實尚未通知債務人的情況下，即持有債權憑證，以債務人為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意圖以法院訴狀送達的形式作為通知送達的方式，以期達到勝訴的目的。對于訴狀送達能否作為債權轉讓通知送達的方式，學者們對此也有著不同的觀點。部分學者認為，債權轉讓合同自讓與人與受讓人達成一致意見或簽訂債權轉讓協議時起即已生效，并不需以通知債務人作為該債權轉讓協議在讓與人與受讓人之間生效的要件，自債權轉讓合同成立時開始，受讓人即已取得原告的訴訟主體資格。在原告提起訴訟后，以訴狀送達的方式將債權轉讓的事實告知債務人，已達到通知的目的。因此，應允許受讓人以法院訴狀送達的形式作為向債務人通知的方式。筆者認為，債權轉讓通知雖非債權轉讓合同在讓與人與受讓人之間生效的要件，但是該債權轉讓行為對債務人產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條件，也是法律賦予債務人的提出異議和抗辯的權利所必需的前提。因而，債權轉讓未經通知的，債務人可拒絕履行。在受讓人起訴前，如未將債權轉讓的事實向債務人告知，則該受讓人尚未取得對債務人的訴權，即未取得針對債務人進行訴訟的主體資格。作為訴的前提不合法，則在訴訟過程中所作的通知不能作為法院支持受讓人主張的依據。否則易給人造成為追求訴訟的效率與簡便而枉顧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直觀上給人造成對債務人不公的印象。
（二）債權讓與通知撤回產生的法律后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十條第二款規定：“債權人轉讓權利的通知不得撤銷，但經受讓人同意的除外。”就條文本身理解，債權轉讓的通知，一經向債務人送達后，除非受讓人同意，否則讓與人不得撤銷。但是該“不得撤銷”的規定事實上并不能阻止債權人（讓與人）在債權轉讓通知送達債務人之前又自行撤回的事實發生。讓與人究竟能否將已發出但尚未到達債務人處的債權讓與通知撤回，法律對此并未有明確的禁止性規定，債權讓與通知撤回后產生怎樣的法律后果，更未涉及。筆者認為，讓與人與受讓人之間的債權轉讓合同，不因未向債務人通知而不對債權轉讓合同雙方產生效力，僅在未通知債務人或轉讓通知未到達債務人時，該轉讓行為對債務人不產生法律效力。在債務到期后，債務人如仍按原債權人與債務人的約定，向原債權人履行義務，原債權人接受債務人履行的，該事實從不同的主體出發，對其合法與否的判斷是截然不同的。對于債務人來說，其并未接到任何關于債權轉讓的通知，因此，其仍向原債權人履行的行為并未違反相關的法律規定或當事人的約定；但對于讓與人來說，讓與人的債權既已轉讓，如繼續向債務人主張權利，讓與人的行為就違反了其與受讓人之間的債權轉讓協議的約定，構成違約，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其因此獲得支付的，則構成對受讓人的不當得利，應對受讓人承擔依法返還的責任，并應承擔因此給受讓人造成的損失。
（三）受讓人主張還款，并要求支付逾期履行的利息，應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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