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成江 ]——(2012-11-21) / 已閱31052次
淺談打擊農村黑惡勢力存在的主要問題
北安市人民法院 劉成江
首先，防范基礎工作薄弱，導致農村黑惡勢力違法犯罪難以及早發現。黑惡勢力團伙并非一日形成，而是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的演變過程，而這一演變過程使其具有長期性、隱蔽性強的特點。這就要求我們運用嚴密的防控體系、堅實的基礎工作在源頭上控制黑惡勢力團伙的形成，以免其形成氣候造成危害。但從調查的情況看，基層工作中存在對刑釋解教等重點人口及其他列管工作對象控制管理不到位，對轄區的出租房、娛樂場所以及流動人口管理存在漏洞等問題，特別是流動人口中無固定居所、無固定職業的高危人群或受過打擊處理的人或有涉惡或其他違法犯罪活動傾向的人不能完全發現并列管掌控。
一些農村黑惡勢力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由于基層公安機關對黑惡犯罪性質特征不熟悉，加之農村地區是典型的熟人社會，民警和當事人雙方都是熟人，有的甚至是親戚朋友等，因而對一般的治安案件能調解就調解，盡量不傷和氣導致警方不得不在一些案件上有所妥協，致使一些農村黑惡勢力難以及早發現。
其次，對黑惡犯罪的定性需要大量證據支撐，實際操作中難于準確把握。（一）黑惡勢力為規避法律，常打“擦邊球”，有組織地做一些違法但不構成犯罪的事，對群眾形成心理控制，擴大團伙影響力。如果孤立看待這些行為，很難認清其整體危害性，常常只進行簡單的治安處罰，不納入刑事偵查的視野，不利于對黑惡犯罪準確定性以及以后的定罪量刑，不利于將黑惡勢力消滅于萌芽狀態，不利于從根本上摧垮黑惡團伙。
�。ǘ┮恍┥鎼簣F伙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由于前期準備不充分、力量投入不足、辦案經驗欠缺、主觀認識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不能準確定性，把本應該是打黑案件當成一般的惡勢力案件進行偵查。隨著偵查的深入，逐漸意識到案件的重大時，大量證據已經遺失，一些同案犯罪嫌疑人已經潛逃，打擊的最佳時機已錯過。而為突出打黑除惡這一工作重心，則容易將所有團伙犯罪都朝著涉黑涉惡方向偵查，從而常產生兩個弊端：一是戰線拉得過長，遍地開花，人人負重，辦案成本高，辦案效果差，不利于充分利用有限警力重點打擊；二是隨著偵查的深入，黑惡的定性如果在預審、起訴或審判環節被改變，將影響辦案部門和民警的積極性，不利于專項行動的順利開展，社會效果也不佳。
再次，偵查期限短，法定期限內難以偵查終結。法定偵查羈押期限短是制約黑惡案件偵辦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公安機關偵查辦案，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提請逮捕、逮捕、延長偵查羈押期限、起訴后補充偵查這幾個階段。對于一名犯罪嫌疑人，偵查期限逮捕前最多37天，逮捕后起訴前一般最多7個月，移送審查起訴后退回補充偵查最多有2個月。因此偵辦團伙案件，自第一個犯罪嫌疑人到案，一般最多只有10個月零幾天的偵查時間。涉黑涉惡案件一般涉及人數較多，涉及面較廣，涉案人員反偵查能力較強，同案犯罪嫌疑人潛逃后獨立生存的能力很強，受偵查期限的限制，常出現以下情形：一是主要成員在逃，事實不清，期限屆滿難正常起訴，難有效打擊犯罪；二是在逃人員歸案時，曾作過案的犯罪嫌疑人因釋放、取保候審或未及時采取強制措施而潛逃；三是被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或串供、或反面宣揚，對證人和受害人造成心理影響，不利于緝捕、取證，帶來不良的社會效果；四是公安機關迫于時限，不能將個案證據收集充分，或者放棄個案偵查。
第四，調查取證、收集固定證據難。偵查實踐表明，涉黑涉惡犯罪的組織者一般很少直接參與具體的犯罪活動，但其對社會的危害性則遠遠高于具體實施犯罪行為的組織成員。
辦案單位對個案的證據收集比較到位，但疏于發掘單個犯罪同團伙之間的聯系，忽視了有組織犯罪證據的收集，或者沒有全面收集集中體現有組織犯罪的證據，導致首要分子的組織、領導作用不能通過證據明顯體現出來。造成團伙頭目罰不當其罪，或遺漏重大案犯，使犯罪的策劃者、指揮者、獲利者得不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打擊不力，留下后患。同時，黑惡勢力有其逐步發展壯大的過程，違法犯罪事實復雜，鎖定犯罪事實需要大量的調查取證。由于有的證人和被害人忍氣吞聲、怕打擊報復、不想舊事重提，或者老百姓對打擊工作心存疑慮，造成群眾不愿意履行舉證義務，對黑惡勢力的犯罪線索不舉報揭發、對黑惡犯罪證據不主動如實提供。辦案人員取證時，多次遇到證人躲避公安機關、直言受到威脅、對知情的犯罪事實含糊表述、作證時親屬一直阻撓等情況。雖然在詢問證人之前都按照規定提供了《證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但實際操作中很難追究一般證人拒絕作證或作偽證的責任，致使證據鎖鏈難以形成。
第五，抓捕、審訊黑惡團伙成員難。該類犯罪嫌疑人反偵查意識較強，有的曾經是公安機關的特情、耳目，對基本的偵查手段有所了解，甚至掌握，所以給抓捕帶來很多困難。
歸案后審訊工作難度較大，如審訊時不及時做好聲像證據固定工作，以后犯罪嫌疑人很可能當庭翻供。特別是組織領導者對這方面的法律知識有所了解，審訊時極力回避組織特征方面的問題。
同時，當前公安隊伍新老交替現象比較普遍，年輕民警經驗不足，不能按要求順利收集固定證據。有的取證之前不認真分析案情、列出取證提綱，取證時隨著自己的主觀意志確定詢問方向、制作詢問筆錄，取證后不認真梳理完善證據、消除證據矛盾。有的地方熟手不愿教、看笑話，新手不愿學、圖應付，致使個別證據取證多次仍達不到效果，個別偵查員偵辦案件多時仍不清楚案件情況，影響辦案質量和進度。由于缺乏偵辦黑惡案件的經驗，拿不準偵查的主打方向，力求窮盡案件的人和事，忽略了重點圍繞黑惡勢力標準搜集證據，以致盡管取回了大量證據，破獲的個案很多，但缺少反映團伙成員組織分工、組織紀律、行為因果關系等黑惡犯罪的核心證據，涉黑案件四大特征的證據不充分，不能以黑惡勢力定罪量刑。
最后，對農村黑惡勢力打擊處理難。（一）認定涉黑案件的具體標準難以掌握。由于辦理涉黑案件涉及多個訴訟環節，并且實際情況差別較大，導致實踐中公檢法司法機關對涉黑案件的定性仍然存在分歧，主要表現在對涉黑犯罪的組織性、經濟性、控制性認識不一，從而影響了對涉黑犯罪的打擊力度。
（二）、一些地方黨政主要領導人對黑惡勢力的性質和危害認識不足，擔心影響任期政績和地方經濟發展環境，不愿意承認當地有黑惡犯罪以下基層組織的領導打擊黑惡勢力影響當地經濟的發展，這也是打擊農村黑惡犯罪的一個普遍難題。許多黑惡團伙的頭目也是當地的經濟能人，尤其是在他們開辦了一定數量的經濟實體時，盡管發展早期和壯大后的經營方式和手段涉黑涉惡，但為當地提供了不少就業崗位。吸納了不少剩余勞動力。在處理了黑惡頭目之后，如何以及能否正常維系這些實體的運營是個大難題，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打擊農村黑惡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ㄈ�、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對農村惡勢力團伙犯罪只按其犯罪活動所涉及的具體罪名進行處罰，這與其社會危害程度相比未做到罰當其罪。如惡勢力團伙實施的輕傷害犯罪，其社會危害性不同于普通輕傷害，但實踐中也往往被判處緩刑，或者處以罰金，有的甚至做了調解處理，致使一些惡勢力犯罪分子很快又回到社會，再次作惡，造成新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