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翠龍 ]——(2012-11-19) / 已閱17649次
應該認識到上述問題產生的原因在于司法改革的一些制度規定，脫離了社會現實和國情，沒有理性反映群眾對司法的新期待和新要求，沒有注重發揮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所具有的人民性、民主性等優勢。法律規則與價值理念、法律與公共習俗、司法經驗與社會大眾感性生活等之間存在一定的裂痕或鴻溝，有時很難縫合彌補或跨越。“在中國目前的法院審判中，對正義執著追求的‘理想主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須讓位于解決糾紛的‘現實主義’。”[13]從現在審判實踐看，傳統司法模式在廣大的基層法院，基層法庭——與最基層民眾所接觸的一線審判機關，仍具有濃厚的適用基礎和氛圍。
馬錫五審判方式所蘊含的“司法為民”的精神，作為優良的司法傳統，對于今天的審判工作有著顯然的意義：在司法手段上要充分利用調解的方法；在司法方法上要依靠群眾，注重適當吸收群眾意見，兼顧群眾的感受；在司法效果上，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確保當事人能通過司法程序徹底及時解決紛爭，在全社會實現公平正義。在審理過程中，積極引導當事人舉證，恰當行使釋明權，在訴訟程序及運作過程中也可不拘于形式，可將新的訴訟模式和馬錫五審判方式結合起來使用。這樣可以避免涉法上訪案件的發生，對于穩定社會秩序，也可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三）“兩翼”并舉的可行性
我國現代社會司法需求呈現出階段性、適域性、異存性的特點。[14]面對國家法治的現代化發展，總體來說，西方的司法制度優于我國傳統的司法制度，比如司法獨立、正當程序、形式正義等理念是中國傳統司法觀念中所缺乏或不足的，同時這也是我國建設法治國家所必須的。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成熟，以及法治國家的逐步成型完善，借鑒西方國家先進的司法制度，從而并舉我國優秀的法律傳統和西方現代法律制度這“兩翼”，必然是推進我國現代法制建設步伐的應有之義。
在尊重與保留現代先進的司法制度的前提下，根據我國當前的司法需求呈現出的對象適域性的特點，我國司法需求的滿足要在我國社會的多樣化——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糾紛本身的屬性差異、公眾對司法的認知的差異等——的前提下展開。能否將馬錫五審判方式作為社會轉型期的一個緩解司法矛盾的橋梁，立足我國國情以及司法實踐，重新借鑒其大眾司法的特色,走與人民相結合的司法，是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當下的司法需求應當是一個能夠得到社會公眾認同的司法，一個具有司法正當性的司法。”[15]正視這個司法需求，就會使得司法需求的異存性成為一種立足歷史和國情的必然。建設當下的司法機制,也必須關注現代傳統中這兩種傾向的共存性——西方化的現代法律傳統與鄉土化的現代法律傳統長期并行。將馬錫五審判方式作為一種緩沖地段，將之看作在移植運用西方法律思想及其制度大趨勢下的一種試驗田；同時考量在構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過程中，如何切實地發揮以西方為代表的優秀的法律文化、思想、制度；通過對現代法律制度的有機根植，以及傳統法律文化的轉化，以期尋求一種“兩翼”并舉的路徑和方案，滿足現階段的司法需求。
而以上兩點所探析到的適域性、異存性必然歸結于司法需求目前所處的具體社會現實，即司法需求的階段性特征——在特定歷史階段的歷史適宜性。我們既不能看不到時代的變遷,囿于落后的教條；也不能拋開變遷的實際，執著于所謂先進的理念。滯后于時代結果只是滯礙社會的發展，司法則成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超越了時代的司法則難以發揮對社會的調節功能，進而可能引起其他不良連鎖反應。我們應該在對我國現階段法治時代特征認知的基礎上，探索適應我國的司法運轉機制。畢竟在通常情況下，規定司法的法律是對一個社會深刻把握后的產物,是公眾理性的反映,被社會公眾所認同；在此基礎上,法官的司法才被社會公眾所接受。筆者認為應該正視西方法律傳統與鄉土法律傳統共存的現實。兩翼并存是適合現階段我國的司法現狀的。
（四）對司法主體的“司法為民觀”的培育
我國近十多年來高等法律教育及職業培訓，已經為我國司法實務輸送了一大批具有較高素質的專業人才。但是，雖然法官職業素質有所提高，具有了知識化、專業化的法律教育背景，目前法院審判人員還是顯年輕化，他們對我國的傳統審判經驗缺乏傳承，社會閱歷較淺，如果不講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而“一判了之”，贏的未必高興，輸的怨氣沖天，當事人申訴不止，矛盾糾紛仍處于沒有解決的狀態甚至可能進一步激化，往往導致許多案件社會效果不理想。
如何實現司法為民與司法權威的統一。除了法官自身要提高司法規范化水平，恪守司法的被動與中立的外,也要充分考慮當事人在文化結構、社會閱歷、法律知識等方面存在的差異。需要通過充分發揮法官的能動作用，充分尊重群眾、密切聯系群眾, 依法公正地審理案件, 切實保護群眾的合法權益, 來贏得群眾的信任和擁護, 從而樹立真正的司法權威。如在實踐中已經開始出現，基層辦案法官脫下法袍，走出法庭，走進社區，讓老百姓以一種看得見、摸得著、體會得到的方式感受法律的公平與正義。法庭通過辨法析理，把法律政策同倫理道德、風俗習慣、是非評判結合起來，實現了人民群眾與法庭審判活動的互動，使法庭成了傳統倫理是非的評判場，成了民眾鮮活的法律講堂。
馬錫五審判方式所強調的司法工作者要走群眾路線，注重調查研究，最大程度地求得客觀真實，了解和傾聽廣大群眾對案件的看法和處理意見，實行簡便快捷的審判方式等，這些精神實質和我們目前所大力倡導的以人為本，司法為民的理念是一脈相通的。因此，在現階段推行馬錫五審判方式，讓法官身體力行，加強傳統審判經驗的學習，走出法院去閱讀社會國情，對我國今后的法律事業將大有裨益。
（五）指引司法實踐及改革的“人民性”理念
司法實踐作為一種實踐理性，而理念是貫穿始終的要素。可現代訴訟理念，以西方法律文化為內涵的法律制度，實踐證明，這些與我國國情存在一定差距，尤其與我國民眾的法律素質和社會配套機制相差甚遠。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精髓在于它體現了司法的人民性。這種人民性的司法理念是形成“行動中的法”即司法實踐中的重要因素。其一心為民、案結了事的靈魂和精髓——在今天的司法語境中，這兩句話應該解讀為：一心為民，就是要在司法指導思想上始終堅持人民的利益至上，并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案結事了，就要求法院不能簡單地就案辦案，既要解開當事人之間地“法結”，又要解開當事人之間的“心結”。
人民性的司法理念具體而微地說，是體現在司法體制、司法組織、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員的：司法目的上追求為群眾化解矛盾糾紛，而不是單純進行裁判；司法過程上要有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結果上吸收群眾評價評議；司法效果上向社會延伸，通過司法行為宣傳政策法規，規范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司法形式突出簡便，便民、利民，一切為群眾著想。
只有將“司法為民”當作現代司法理念，才能避免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復無常和資源浪費；司法制度在設計中就有了方向性和落腳點；也只有樹立這種人民性的司法理念，才不會導致在社會轉型期以及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信仰的危機。沒有理念的基礎，僅僅依靠口號和群眾運動式的動員不可能真正樹立起司法的權威的。
（六）民眾端口的司法改革方向性突破
毋寧說追求法律自身的價值，單是面對我國現階段的具體國情，我們都不能也不應該走脫傳統法律文化傳統的土壤，而應當借鑒歷史的經驗和有益啟示，應該說走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群眾路線——放到今天的司法語境中，即大眾化的司法——是完成我國現代法律本土化的融合及完善所不能繞過的路。只有實事求是的正視現實地國情，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努力的發揮其社會功能，通過法律路徑解決人民群眾切身關切的權益，而不是總想著如何去實現法律自身的價值——獨立、程序正義等。筆者是舉雙手贊成、尊重法律的自身價值，但是這需要現實的成就的土壤，最起碼廣大民眾有普遍的法治意識，依法辦事的慣性思維，可是我們民族歷史上就缺乏這種基因。這當然不是說視目前法律追求自身價值的努力為無力和消極，應該是亦步亦趨，漸進式的。自上而下的推進固然可以加速法制建設的步伐，可是多年來的司法實踐所暴露出的問題，讓筆者不得不思考，我們法制建設過程中，司法改革這一塊努力的思路或者說采取的方式是否有些單元化，粗糙了？自下而上，只有將司法與民眾切實的聯系起來，或者說是從法治的受體——民眾考慮，我們是否忽視了其能夠積極作為的意義？這種兩端式的司法思路都是應當受到正視的。現在看來，我們往往對民眾的一端考慮的太少，法律與民眾的互動才是作為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走出一條立足本國國情的法治道路比較穩妥科學的發展方向。自然地，與群眾相結合也應該成為我國司法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
故而，我們大力推行馬錫五審判方式不僅僅是解決適合中國目前國情需要的審判方式問題，更重要的是探研和解決中國的司法方向問題。正如蘇永欽教授評價臺灣地區司法改革時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 “茶壺里的風暴”, 意思是說臺灣早期的司法機關自身熱火朝天地進行司法改革, 但社會和民眾對此卻很冷淡, 究其原因, 乃是改革者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在于其將司法改革只當作司法系統內部的專業性的事情, 而無視民眾的反應。蘇教授認為: “必須跳出專業主義的窠臼, 揚棄只有司法者才懂司法問題的傲慢與偏見, 學習從人民的角度看司法問題。”[16]這就要求司法變革應有民眾的廣泛參與,應認真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 尊重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 滿足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具體到本文而言，探析馬錫五審判方式對現代司法的價值，筆者認為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七）促使傳統與現代的法律文化的相融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相容的可行性，首先源于文化本身在歷史中的貫通性和連續性。法律文化作為人類歷史積累和沉淀，必然有其自身的延續性和承繼性。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法文化都深深地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中，都是在各自具體的民族環境和地域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這種文化一旦形成并經過長期發展就會根深蒂固地積淀于人們的文化心理之中，自覺或不自覺的指導或制約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及生產實踐。
故而，那種主張推翻所有傳統的法律文化，在廢墟上建立現代法治的理想是行不通的。傳統法律文化必然要與所準備構建的現代中國法治具有相容性，否則，即使構建了現代法治也會遭到傳統法律文化心理的排拒而無法實現。“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不能經打倒傳統而獲得，只能在傳統的基礎上由創造的轉化而逐漸獲得”[17]因此，現代法治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相融性的研究抑或從傳統法律文化中尋其與現代法治理念相容的東西并加以改造，找出其現代價值就顯得尤為重要。
以上所說，并不是一味地講現代的法律制度、規則消極被動地去適應，甚至是妥協讓位于，以馬錫五審判方式為代表的傳統法律制度，抑或是其所表現出來的“司法為民”理念、精神。而是借助于這種橋梁、杠桿將司法切實與民眾的權益聯系到一起。在這種過程中，通過民眾參與式的程序的逐步運作、國家法律法規的適用，達到讓民眾接近法律、認識法律、懂得法律、接受法律甚至是樹立法治意識。這樣，通過法規的司法的社會效用，形成合力。可以想見，一旦實體的個人具有了現代社會的法律意識，形成甚至是積淀為一種民族法文化的內核，將是一筆難以估量價值的受體群，對探索在新世紀新階段的司法改革，建立民主法治國家，以及以法制來穩健推動社會的轉型和進步，都將不無裨益。
（八）構建和諧司法的應有之義
當前社會處于轉型期, 各種矛盾異常尖銳, 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 中央提出了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 就目前而言整個社會的最大需求是和諧, 對法律來說, 其最高目標也應該是和諧。而要達到司法的和諧, 就必須堅持審判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中國社會有著傳統的法律文化, 中國民眾有著獨特的法律意識。“司法為民”正是脫胎于這樣獨特的中國法律國情, 并成為我國現代司法理念中最根本的理念, 反映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在司法領域的必然要求。法律和社會這兩個效果的良性互動恰恰是這種要求的體現。對于每一個具體案件, 如何評價它是否實現了兩個效果的統一, 難以有一個整齊劃一的標準, 因為這要根據各個案件的具體情況來分析和判斷。但總體上, 兩個效果的統一, 就是要求司法工作要有力地保障和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 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既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促進社會公正正義, 又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從本質上講, 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是相互統一的。之所以會將社會效果單獨地提出來, 是因為有時存在不將社會效果納入法律適用考慮范圍, 而將法律適用簡單地概念化和邏輯化的現象, 致使最終不能實現良好的或者最佳的社會效果。作為一名法官, 既要做到裁判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又要考量裁判是否代表了社會正義、反映了社會上多數人的意愿；是否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安全、推動經濟發展,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才是追求司法公正的真正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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