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一懷 ]——(2003-11-18) / 已閱14615次
加拿大陪審法對“審前偏見”的救濟制度
王一懷
（廣東惠州學院政治法律系講師，法學碩士。電子信箱：yihwang@163.net）
摘要：加拿大的陪審制度屬于英美式的陪審團制。為更好地實現審判公正的目標，加拿大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開始重視對“審前偏見”的救濟。“審前偏見”被分為“利害偏見”、“特定偏見”、“一般偏見”和“順應性偏見”等四種類型，并有“司法指導”、“絕對回避”、“有因回避”、“改變審判地點”和“法官獨立審判”等救濟方法。加拿大的經驗對于我國人民陪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關健詞：加拿大法律，陪審制度，審前偏見，司法救濟
一、引言
加拿大的法律制度起源于英國，并在英屬殖民地時期開始實行英國的普通法，其中就包括陪審制度。1892年加拿大議會通過了《刑法典》，規定嚴重犯罪實行陪審審判。1982年的《加拿大憲法法案》的第一部分《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下簡稱《憲章》），特別規定了陪審權利：“除了依據軍事法律應由軍事法庭審判的案件以外，任何犯有應處五年監禁或更嚴重處罰的罪行的人，有權得到陪審審判。〔1〕”雖然《憲章》規定了陪審權，但陪審制度的具體規定主要體現于現行的加拿大《刑法典》以及判例法中。
加拿大的陪審制度屬于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在許多重要方面吸收了英國和美國陪審制度的內容。但加拿大陪審制度也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如：強調審判公正的價值，對“審前偏見（pretrial prejudice）”產生的各種因素實行控制；而且，相比于美國，對陪審團施加了更大的限制。這是因為，雖然加拿大在法律上假定陪審員會信守誓言，而且也規定了一些防止或減少大眾媒體對陪審員“污染（tainted）”的措施，但司法實踐仍然表明，被召集擔任陪審員的外行人中間，有一些人在決定被告是有罪還是無罪方面，受到偏見的影響，不能做到公正。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一是法律規定的預防措施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二是還存在著受大眾媒體影響這一因素以外的其它潛在偏見。有鑒于此，加拿大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重視和強調對“審前偏見”的法律救濟。
二、 “審前偏見”的分類
加拿大制定法對于“審前偏見”并沒有作出規定。但判例法規定了對偏見的各種定義，其中最為普遍的是：“不能在女王與被告之間保持中立（being indifferent between the Queen and the accused）”〔2〕。在著名的R. v. Parks一案中，渥太華上訴法院的解釋是：“偏見既有態度的也有行為的構成因素。它是指一個人具有特定的、事先形成的成見，并讓這些成見影響其作出的裁決，盡管已存在防止依賴偏見的審判保障程序。一位帶有偏見的陪審員，是指受偏見左右、并依據該偏見岐視訴訟一方當事人的人。〔3〕”理論上一般將偏見劃分為以下四種類型〔4〕：
（一）“利害偏見（interest prejudice）”。有時也稱“明示（manifest）”或“顯而易見（obvious）” 的偏見。它是指陪審員對審判的結果有直接的利害關系，或者陪審員的到庭被一方當事人認為會產生不公正的后果。因此，如果陪審員與被告、被害人或證人之間有直接的家族、社會或經濟關系，或受到審判結果的有利或不利的影響，則構成“利害偏見”。有利害關系的偏見可以根據陪審員與審判的關系來推斷確定，而不必對該陪審員的態度進行具體的評價。
（二）“特定偏見（specific prejudice）”。當陪審員對于審理中的具體案件的態度或信念，有可能妨礙他以公正的態度作出有罪或無罪的裁決時，即屬于“特定偏見”。這種態度或信念源自于他本人對案件的了解、大眾媒體的宣傳，或者社區成員之間對案件的非正式討論或謠傳。
（三）“一般偏見”或“普通偏見”（generic or general prejudice）。這種偏見是指：由于陪審員對被告、受害人/原告或犯罪行為本身，事先存在一定的信念或固定看法，而對案件或案件參與人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態度或信念，這種態度或信念有可能使案件得到不公正的裁決。與“特定偏見”不同，陪審員對案件或案件參與人的特定身份的了解是非實質性的；陪審員對當事人或犯罪本身特點的看法，導致其將案件歸入一種具體類型之中，從而使陪審員有可能在確定有罪方面減輕控訴方的舉證責任，或用帶有偏見的方式來評價證據。種族或民族偏見是一般偏見中最為古老的、廣受人知的形式之一。這種偏見是依據一個人的群體成員的身份來對其作出判斷的，而不是依照所審理的案件中的證據所證明出來的具體事實。有研究結果表明，以兒童性侵害為由的指控，往往使一些人作出被告很可能是有罪的推斷。一般偏見并不僅僅是痛恨犯罪本身，而是無能力依據審判證據來公正地決定是否有罪。
（四）“順從性偏見（conformity prejudice）”。當陪審員認為某一特定案件的結果與某社區之間存在強烈的利益關系，而陪審員受此認識的影響，依該社區的情感而不是依照個人對案件證據的公正評價來作出裁決，即屬于“順從性偏見”。
在普通法國家的陪審制度中，一般都承認“利害偏見”、“特定偏見”和“順從性偏見”，但只有少數將“一般偏見”列為偏見的一種形式〔5〕。在中世紀末期，英格蘭法律承認“一般偏見”，其陪審法規定了一種涉及外國人刑事案件的陪審團（de medietate linguae），由六名與犯罪人相同國籍的外國人和六名英國人組成。美國的判例法和實踐承認種族和其它的一般偏見。加拿大最高法院在R. v. Williams一案中就認可了以上所有四種偏見，但沒有對一般偏見的界限與范圍作出確定〔6〕。
三、“審前偏見”的救濟
加拿大《刑法典》和判例法對于上述各種“審前偏見”規定了一些程序救濟方法。除了“中止訴訟程序〔7〕”的方式之外，還有“司法指導”、“絕對回避”、“有因回避”、“改變審判地點”，以及“法官獨立審理”等。
（一）“司法指導（judicial instruction）”。在英美法的陪審制度中，由法官對由外行人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司法指導，是陪審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加拿大法院對于在案件審理中，由法官對陪審員進行公平、公正的司法指導的重要性，一直抱有強烈的信念。這種信念在R. v. Gorbett一案表現得更為強烈。該案件涉及到對被告先前的有罪認定可否作為證據引用的問題。法官拒絕接受陪審員已受到犯罪記錄影響的調查結果，堅稱：由審判法官對陪審員進行嚴格的司法指導，能夠使陪審員依照法律履行職責〔8〕。
（二）“絕對回避（peremptory challenges）”和“靠邊站（stand-asides）”程序。絕對回避是普通法的傳統，至今仍然是加拿大法律的一個組成部分〔9〕。絕對回避是當事人可以不提出任何理由，要求一定人數的陪審員回避的一項程序權利。在涉及叛國罪或謀殺罪的案件中，控訴方和被告方均有權二十次要求陪審員絕對回避，而在被告可能判處五年以上刑罰的案件中，雙方各有十二次，其它案件為每方有四次。絕對回避向被告提供了一種審判公平的感覺，使其能夠將個人感覺不佳的陪審員予以排除，而不論其對該陪審員的印象背后的原因為何。此外，在一些情況下，當事人如果對陪審員的公正存有懷疑，而沒有充分的理由提出有因回避，絕對回避的機制就可以彌補這種缺陷。
一九九二年以前，加拿大的控訴機關有權不申明理由要求多達四十八名的陪審員“靠邊站” 。這種“靠邊站”程序來自英國的1892年刑法典。起初，靠邊站的人數是不受限制的，但一九一七年時，將人數限制為四十八人。加拿大“靠邊站”程序的原理與英國相同，即允許控訴方排除其認為不合適的或對控訴方有敵意的陪審員。但在一九九二年的R. v. Bain一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認為，“靠邊站”程序違反了《憲章》，因為“一個具有理性的人會認為這一程序賦予控訴方以優越于被告方的不公平地位”〔10〕。最后，議會修改了《刑法典》，廢除了“靠邊站”程序，但同時規定控訴方有與被告相同的要求陪審員絕對回避的權利。
（三）“有因回避（challenges for cause）”。加拿大法官無權以存有偏見為理由解除陪審員的職責。如果法官在公開的庭審中裁定，陪審員在待審的案件中有個人利益，與案件的法官或任何一方當事人或證人有個人關系，或個人生活困苦或有殘疾，可以免除其職責〔11〕。但《刑法典》規定，對于以公正為由的要求陪審員“有因回避”的，應由兩名外行人擔任測驗者（trier）來決定，其程序是：隨機選取兩名外行人（候選陪審員）組成小陪審團，由其對被要求回避的陪審員是否公正作出裁決。當一位公正的陪審員被選出后，該陪審員就成為下一位陪審員的測試者，新選出的陪審員接著便替代原來的測試者，一直至十二位陪審員全部選出〔12〕。
法官在是否同意回避以及決定向陪審員提問的問題方面起關健作用。由于法律假定陪審員是公正的，因此排除這一假定的舉證責任便落在請求回避的當事人身上。實踐中，這一舉證責任幾乎總是由被告方承擔。但證明標準較低，即：只需要證明“事實的外觀(air of reality)”或“現實的可能（realistic potential）”〔13〕。提出的證據可以是報紙上的文章、了解社區情況的人所作的證詞，以及社會科學家發表的專家意見，有時候還可以是為了案件的目的而進行的公眾意見調查。
法官有責任對向陪審員提問的問題的形式進行嚴格的控制。在R. v. Hubbert一案中，法官特別強調指出，“有因回避的目的，并不是為查明被召集到庭的陪審員是一種什么樣的人，如他的人格、信仰、成見，喜好等。〔14〕”典型的做法是，向陪審員提問的問題有數量的限制，一般為一至二個問題，而且要求只作出“是”或“不是”的回答。提問的問題要事先用書面寫出來并交由法官批準。問題必須直接針對陪審員的心理狀態提出，并由要求回避的一方當事人的律師進行提問。例如，陪審員可能會被問到：
“正如法官將會告訴你的，在決定公訴人對被告的指控是否得到事實支持時，陪審員必須不帶偏見、成見或偏愛地對證人的證據作出判斷：
（1）你不帶偏見、成見或偏愛地判斷證據的能力，是否會由于本案涉及到可卡因和其它毒品犯罪而受到影響？
（2）你不帶偏見、成見或偏愛地判斷本案證據的能力，是否會由于本案被告是一名牙買加移民而死者是一位白人而受到影響？〔15〕”
一般情況下，法官不允許對陪審員答案背后的推理作進一步的探究。測試者根據陪審員作出的“是”或“不是”答案來確定陪審員能否公平和公正。
如果案件涉及審前宣傳，法官可以允許提出額外的問題。如在R. v. Lesso一案中，法官允許提出這樣的問題：“你與他人討論過這個案件嗎？如果答案是‘是’，你對于被告有罪或無罪的問題發表過意見嗎？如果答案為‘不是’，你對被告有罪或無罪有了觀點嗎？如有，你的觀點是什么？〔16〕”
在加拿大，有因回避的爭論主要是涉及“一般偏見”。自上世紀七十年來以來，有些地方的法官已經認識到種族偏見的存在并允許就此提出有因回避。在R. v. Parks一案中，渥太華上訴法院就認為，涉及毒品交易、犯有二級謀殺罪的黑人被告應該有權以陪審員不公正為理由申請其回避，而不必證明存在實際的偏見〔17〕。但在涉及加拿大土著人（印第安人）搶劫案的R. v. Williams一案中，法院駁回被告的申請，認為盡管廣泛存在著對土著居民的偏見，但并沒有證據證明這種偏見與本案陪審員公正地裁決的能力之間存在聯系，而且，陪審員在法官的適當指導下可以做到公正〔18〕。
（四）“改變審判地點（changes of venue）”。普通法的基本規則是審判應在犯罪的發生地進行，加拿大至今仍遵循這一原則。但加拿大《刑法典》規定，如果為了實現司法目的的便利，被告或控訴方可以申請改變審判地點〔19〕。這一條規定是為了便利于當事人或其它事項，包括社區中的主要人群受到偏見的“污染”、公正審判無法進行的情況。其標準是，有情況表明存在“不公正或成見的合理可能性”〔20〕。多數人傾向于認為，改變審判地點是一種比有因回避更為嚴格的而且也是最后的救濟方法。
改變審判地點申請人的舉證責任本質上與有因回避相類似，可以是書面證據，口頭證據，或專家證言。在一些案件中，專家證言的根據是在相關社區或可比性的社區里進行的公眾意見調查。
（五）“法官獨立審判（trial by jury alone）”。根據加拿大《刑法典》規定，某些犯罪（如謀殺）的被告必須由法官和陪審團共同審判。但《刑法典》也規定，如果被告方和控訴方一致同意，也可以改為由法官獨立審判〔21〕。在R. v. McGregor一案中，被告被控在渥太華議會大廈附近的街上謀殺其妻，而謀殺行為剛好發生在蒙特利爾市一宗集體殺害數名女大學生的兇殺案一周年的時候。新聞媒體對此作了大量報道并將其與“蒙特利爾屠殺案”聯系起來。被告方辨稱無罪，并希望由法官獨立審判。控訴方不同意，認為改變審判地點才是合適的救濟方法。被告提供了兩位專家的調查數據，表明社區中不但存在極大的偏見，而且還有實質性的一般和特定證據，證明無法公正對待被告。根據加拿大《憲章》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被告的權利受到侵害時應給予法律上的救濟。因此，法院批準由法官獨立審理該案〔22〕。
四、結論
加拿大陪審法對“審前偏見”的救濟制度，是加拿大陪審制度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對此，筆者認為可以作出如下結論：
首先，它是與加拿大的陪審制度所追求的價值密切相關的。如前所述，加拿大的陪審制度是英美式的陪審團制。但有加拿大學者指出，“加拿大法官己經常常表示出拒絕美國式的做法，而且在最近的過去里，傾向于主要地從英國的判例法中尋求指導。〔23〕”而一般認為，美國的陪審制度，新聞自由的價值優先于審判公正的價值；英國的陪審制度，審判公正價值優先于新聞自由的價值〔24〕。因此，加拿大這種做法可以認為是對陪審制度中的審判公正價值的追求和側重。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辛普森案（Simpson case）”，預審和整個審判過程由電視轉播，審判期間媒體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但在加拿大，對于同樣引起公眾關注的“本那多案（R. v. Bernardo）”，媒體對案件審判過程的報道受到了限制，以防止陪審員受到輿論和其它來源的偏見的“污染”。所以，審前偏見救濟制度，是與加拿大防止陪審員在審判前受到新聞媒體和其它來源偏見的“污染”、重視審判公正價值的努力一脈相承。
其次，加拿大對審前偏見的程序救濟主要是在判例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雖然陪審制度主要依賴于制定法的規定，但關于審前偏見的規則主要是在司法判例中產生。例如，由公訴人對陪審員行使的“靠邊站”回避程序，先是由最高法院認定為違憲后，才由議會在修改刑法典時予以廢除，代之以與被告擁有相同次數的絕對回避請求權。有關對審前偏見的其它規定，也大多在判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如一般偏見的問題，一直存在著爭論，但后來由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加以承認。此外，與判例法依據社會發展情況而發展變化的特點相適應，有關審前偏見救濟的規則也是處于不停的發展變化之中。例如，“有因回避是一種處于不斷變化和發展之中的程序救濟方法”〔25〕。加拿大法官認為，“加拿大的社會情況在變化之中，因此應該有相應的法律救濟程序來促進公平審判的法律目標的實現并培育社會大眾對公正的信念〔26〕”。由此可見，加拿大陪審制度的有關規則，既是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也是通過判例發展和完善起來。
再次，加拿大陪審法對“審前偏見”的救濟，體現了對公正審判價值的重視，也是判例法對陪審制度的完善，其經驗對我們具有啟發意義。目前，我國正在討論人民陪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問題，盡管人民陪審制與加拿大的陪審團制很不相同，但陪審制作為人類社會一種行之有效的制度文明，其合理的成分仍具有為我們借鑒、吸收的價值。因此，加拿大的審前偏見救濟制度中的合理內容，完全可以在我國人民陪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予以借鑒和吸收。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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