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勝宇 ]——(2012-11-25) / 已閱6293次
淺析死者人格利益之保護期（下）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勝宇
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保護期限的決定因素之二商品化利用程度對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保護期限的法律態度，英美法的公開權保護模式與德國法的人格權保護模式在某種程度上類似，即對商品化利用程度較高的人格財產利益預設固定保護期限，而對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人格財產利益，法律不規定固定保護期限，而交由司法實務解決。
第一，從功能主義到形式主義的轉變，決定了法律預設固定期限作為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保護期限。英美學者對人格商品化利用的正當化理由存在不同解釋，主要是從財產的自然權利、功利主義的主張、經濟效率、阻止或返還不當得利、保護人格尊嚴等角度加以闡釋。還有學者將其歸結為某些利益集團的壓力，或者是資本主義制度商品化運作的結果。法律為何對公開權預設保護期限？一種有力的解釋是，在對待新型財產的問題上，有功能主義和形式主義兩種不同的方法。功能主義的方法注重考慮某種利益成為財產權后所能實現的政策效果，進而判定是否為了某種特定目的而將該利益認定為財產。與此相對，形式主義的方法則不考慮某種利益受政府保護的原因，而是直接將那些被貼上“財產”標簽的利益認定為具有傳統財產的所有特性。法律之所以對公開權預設保護期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財產三段論”推理方法的影響：因為公開權具有財產的某些特性，所以公開權是一種財產；既然公開權是一種財產，它就應具有傳統財產的其他特性，例如期限性。因此，似乎沒有任何邏輯上的理由否定公開權在權利人死后具有可繼承性。公開權大概就是這樣被認定為一項財產權的。這種推理顯然是以形式主義和“財產三段論”為基礎，而形式主義的確立則為法律預設公開權保護期限提供了理論依據。
第二，對商品化利用程度較高的人格財產利益，法律規定固定保護期限。在人格之各項財產利益中，商品化利用程度最高的首推肖像，其主要原因當與各類媒體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不斷深化有關。在英國和美國，肖像是公開權保護的典型對象。依據美國各州的制定法和判例法，死者肖像的保護期限各不相同，在加利福尼亞州為死者死后70年，在奧克拉荷馬州為100年，在德克薩斯州為50年，在佛羅里達州為40年，在維吉尼亞州為20年，在田納西州為10年（但若形象權被利用則可以延展保護期間）。商品化利用程度是否較高的標準是“可識別性”。公開權保護范圍的總體發展趨勢是基于可識別性認定范圍的擴大而擴張。例如加利福尼亞州制定法規定公開權的保護范圍是“姓名、聲音、簽名、圖片和肖像”，在德國，《藝術與攝影作品著作權法》第22條規定，死者肖像的保護期限為肖像權人死亡后10年。但在德國司法實踐中，對死者人格形象的保護期限還受到其損害程度、死者人格形象的知名度和重要性等因素的影響。許多國家的公開權往往只保護特定的身份特征如姓名、肖像和簽名，但是這些國家的法院也已經在司法實踐中創設出類似于“可識別性”的概念，用于判定原告是否應受公開權的保護。“可識別性”標準影響甚至決定某類人格之財產利益是否受保護及其保護期限，因為“可識別性”是人格之財產利益能否被普遍商品化利用的基本判斷標準。達到法律認可之可識別性標準的財產利益，通常在實踐中已被廣泛商品化利用，法律對其采取類似知識產權的做法，即規定一個死者死亡后的固定期限作為該財產利益保護期限。
第三，對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人格財產利益，法律未規定固定保護期限，而交由司法實務解決。與肖像、姓名等典型人格之財產利益相比，體態、口頭禪、裝飾風格等商品化利用程度要小得多，甚至其是否應作為人格財產利益受保護都不是毫無爭議的。該類利益實則處于精神利益與財產利益的邊緣，有的更處于法律認可與未認可的邊緣。因尚未被充分商品化利用，該類利益的財產屬性未達到可識別性標準，因此法律對其未規定固定保護期限。但因社會關系變動，商品化利用的利益范圍逐漸擴大，原本利用程度較低的利益也漸被廣泛利用，司法實務可依據社會現實來判斷某類利益應否作為人格之財產利益加以保護。法院的基本判斷標準為被告是否“以商業為目的，未經對方同意，通過使用個人各種身份標記，盜用個人身份的商業價值”。在其他判例中，公開權保護范圍被擴張至電視節目主持人的口頭禪、足球明星綽號等人格財產利益。德國《藝術與攝影作品著作權法》原本僅保護肖像，但自heinzerhardt案之后，保護范圍擴大至肖像以外的其他人格特征（如嗓音）。德國學者認為對死者人格權的保護應謹慎地類推適用《藝術與攝影作品著作權法》第22條，即以死者死亡后10年為保護期限。由是觀之，對人格財產利益的保護范圍，無論是采公開權保護模式的英美法還是采人格權保護模式的德國法，均持開放性的態度，即立足于社會現實的變動，以該利益的商品化利用程度是否達到可識別性標準為基本判斷標準，來決定該利益是否納入法律保護范圍以及保護期限如何確定。而此項任務主要由司法實務而非制定法來完成。
就我國立法而言，現行法僅認可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護，而忽視、否認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保護，更沒有對后者保護期限作出規定。對于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保護期限，學界存在三種意見。第一種觀點認為，應類推適用著作財產權之保護期限，即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保護期限為死后50年。第二種觀點認為，應參照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護期限來界定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保護期限，即死者近親屬的生存期限。第三種觀點認為，應以死者近親屬生存期限為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保護期限，但肖像的保護期限應當縮短。個人觀點，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保護期限與該利益商品化利用程度密切相關，應以可識別性為基本標準，結合立法政策、利益衡量等因素，對死者人格之各類財產利益保護期限作出具體界定。正如國外學者所指出的，“財產權未必存在于任何具有經濟價值的事物上，在確定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將無形財產視為財產權進行保護時，一定程度的政策選擇和對競爭性利益的平衡是必要的。”因此，借鑒國外相關立法及實務經驗，我國現階段較為穩妥的做法是：(1)對于商品化利用程度較高、可識別性無爭議的人格之財產利益（現階段可確定為肖像、姓名兩種利益），適用固定保護期限，并承認其可轉讓、繼承。由于現行法無直接規定，類推適用《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是較為合適的選擇。(2)對于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可識別性尚存爭議的有關人格利益，原則上仍認定為人格之精神利益，其保護期限依現行法規定為死者近親屬生存期限。(3)對于原本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可識別性存在爭議的人格利益，由于社會現實的發展而達到了法律保護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可在條件較為成熟的情況下以批復、解釋等形式將其納入到人格之財產利益的范圍之中進行保護。
死者的人格利益包括精神利益和財產利益，二者均應受到保護。但此兩類利益保護期限的確定標準不同。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應采“間接說”保護方法，即立足于對死者近親屬精神利益的保護，因此該利益保護期限以其近親屬生存期限為限。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系生前人格權之財產權能的轉化，其具有可繼承性。對商品化利用程度較高的死者肖像、姓名等財產利益，可類推適用《著作權法》以死者死后50年為其保護期限；對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死者的其他人格利益，可由法院依據社會現實作出適當判斷以確定其保護期限。
因此，對于開篇所述的兩類糾紛可作如下處理：(1)第一類糾紛所涉古人之“名譽”，系屬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依據《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3條的規定，請求權人為死者近親屬，因而其無適格之原告而不受法律保護。(2)在第二類糾紛中，“荷花女案”既涉及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護，亦涉及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保護。對于前者，依據《侵權責任法》第15條、《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3條的規定，死者近親屬可請求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和精神損害賠償等責任；對于后者，其系屬現階段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之人格利益，亦在死者近親屬生存期限內受法律保護，死者近親屬可請求侵權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該案一審判決判定由被告賠償原告800元，二審判決判定“在確認被告侵權和應承擔民事責任的前提下，經濟賠償問題由雙方自行解決”，兩審判決均未區分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所生之精神損害賠償與侵害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所生之財產損害賠償，顯屬不當。“魯迅姓名權案”僅涉及侵害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因死者姓名屬商品化利用程度較高之財產利益，其保護期限類推適用《著作權法》為死者死后50年，死者繼承人在該期限內主張權利，法院應予支持。該案的審理法院認為將魯迅姓名注冊為域名用于商業用途造成魯迅后人的精神痛苦，適用精神損害賠償，混淆了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與財產利益，顯屬不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