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迎春 ]——(2013-1-4) / 已閱7379次
1、有一種觀點認為，構成妨害作證罪或幫助偽造證據罪。《刑法》第六章第二節“妨害司法罪”中并沒有關于虛假訴訟犯罪的規定。有人主張將情節嚴重、性質惡劣的虛假訴訟當事人以妨害作證罪或幫助滅、偽造證據罪論處。但妨害作證罪是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阻止證人作偽證或者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行為，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是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行為，對當事人本人偽造證據的行為是否適用？
2、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構成詐騙罪。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虛假訴訟行為人積極追求的目的是非法侵犯他人財產，而妨害司法只是手段，詐騙罪客觀方面的本質特征在于“騙”，而對于“騙”的對象并沒有嚴格限制，因此，虛假訴訟中所騙的對象是法院和法官并不影響詐騙罪的成立。但最高人民檢察院2002年10月24日《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偽造證據時，實施了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第二款的規定，以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追究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有指使他人作偽證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七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妨害作證罪追究刑事責任。”
3、第三種觀點認為，應當加強立法，在妨害司法罪中新增一條罪名，對情節較重、性質惡劣、影響較大的虛假訴訟行為人，以“訴訟欺詐罪”論處。單獨設立“訴訟欺詐罪”能有效遏制虛假訴訟行為，維護司法權威，促進社會和諧。但是，新設罪名也可能會給審判實踐帶來一些問題。
首先，此罪與彼罪的銜接與區分。訴訟欺詐罪與妨害作證罪，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等的銜接與區分具體表現在訴訟欺詐罪與各罪之間是否存在想象競合、牽連等關系，以及在審判實踐中如何定罪等問題。這些情況都是設立新罪名所帶來的不可回避的問題。
其次，犯罪與民事侵權的界限不明確。訴訟欺詐罪并不制裁所有的虛假訴訟行為。對于影響不大、性質不十分惡劣的虛假訴訟行為并不能以“訴訟欺詐罪”來處罰，但無罪并不代表不違法，那么，如何確定訴訟欺詐罪和一般民事侵權的界限是在審判實踐中必須面對的問題。
最后，訴訟欺詐罪并不能維護案外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審判實踐中原被告雙方串通提起虛假訴訟，往往受害人是案外人的情形居多。單獨設立新罪能有效的懲治犯罪，但并不能有效維護案外人的合法利益。
四、關于虛假訴訟的立法完善
關于虛假訴訟，在立法完善上有兩個方向，一是增設“故意妨害審判活動罪”或“偽造民事證據罪”等妨害司法罪一類的新罪名，二是增設“虛假訴訟罪”或“訴訟詐騙罪”等侵犯財產罪一類的新罪名。之所以出現罪名歸類的困惑，主要原因在于虛假訴訟所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當犯罪侵犯復雜客體時，犯罪性質應由主要客體決定，因此如何歸類關鍵是對虛假訴訟主要客體的認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答復》認為虛假訴訟侵犯的主要客體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若此則應歸入妨害司法罪中，不少人亦持此觀點。該觀點分析虛假訴訟所侵犯的兩個客體的關系是：虛假訴訟不侵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就無法取得財物，故而其侵犯的結果首先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然后才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虛假訴訟一旦發生，對司法機關正常活動的影響是必然的，而對公私財產所有權的侵犯是否得以最終完成仍是或然的；虛假訴訟侵犯的二客體間，司法秩序屬于公權范疇，公民財產權屬于私權，而公權大于私權。由此得出結論，在此二者中，更重要、更關鍵的客體應當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不是公私財產所有權。
事實上，虛假訴訟行為人積極追求的目的是侵犯財產，而妨害司法只是手段，對于實施該行為將影響正常的審判秩序這一結果并非行為人的實際目的，而是行為人為實現侵財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不可避免導致的后果，行為人的犯意重在侵財，對妨害司法主觀惡性較小。因此，根據主客觀統一的歸罪原則，應認定虛假訴訟侵犯的財產權是其主要客體。并且從社會普通價值觀念來看，人民群眾更關注虛假訴訟所侵害的自身合法財產權利，對于因虛假訴訟而導致的民事敗訴、財產受損結果，人民群眾一方面有懲治犯罪者的訴求，而另一方面會認為負有明辨是非、主持正義職責的法院對此亦難辭其咎，如果將懲罰方向著眼于妨害司法，司法機關似乎有推卸責任之嫌。因此從群眾感情和社會效果的角度考慮，刑法對虛假訴訟的規定也應以著重保護財產權為妥。另外，將虛假訴訟歸入侵犯財產罪也符合當前國內外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主流觀點，有利于立法完善后的實踐操作。
（作者單位：河南省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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