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娜 ]——(2013-1-14) / 已閱5787次
近年來，拖欠勞動者勞動報酬的問題非常嚴重，每年都發生很多因為討薪而造成的悲慘案例，特別是年關時節。勞動是勞動者實現生存權的一般手段，勞動者通過勞動獲取勞動報酬，是維持生存的前提。支付義務人拒不支付勞動者勞動報酬的行為，剝奪了勞動者的生活來源，使得勞動者無法維持基本生活，無法撫養、贍養家庭成員，是對勞動者基本人權的侵害，違反了憲法。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我國的市場秩序，與同行業守法企業相比，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企業處于競爭的優勢，必然導致市場的惡性競爭。另外，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勢必會破壞誠實信用的良好社會風俗，不利于建立誠實信用的市場環境。因此刑法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納入，希望通過刑罰干預，打擊這類嚴重侵害勞動者權益，危害社會安定、和諧的行為。本罪引起了理論界與司法實務界的大量關注。由于立法技術等原因，本罪在設立后就存在一些爭議。
反對本罪入罪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刑法謙抑性原則，認為刑法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應該用刑法以外的手段來抑制拒不支付勞動者報酬的行為。近年來，刑法的擴張非常明顯，當社會上出現某些現象時，似乎人們首先都是考慮刑法制裁。這是違背刑法謙抑性的。其二，從刑法規制的效益分析看，出于刑法的嚴厲制裁性以及刑罰的功能，用刑法來規制此類行為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刑法的效果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從大范圍上講，刑法一直打擊著犯罪，但犯罪照舊發生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并沒有因為存在刑法的打擊而消亡。支持本罪入罪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近些年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引發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引發的極端社會矛盾不時出現，在某些勞動密集型行業中，甚至出現了普遍拖欠的“潛規則”，勞動者的權益受到了嚴重的侵害。其二，現有的法律體系雖然對保護勞動者的報酬有一定的保護作用，但是通過法律手段保護的過程是冗繁的，而且重要的是，對由此產生的嚴重后果，現有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難以有效規制。本罪的司法運用實踐也說明了其在保障勞動者權益方面的積極意義。
以上觀點的爭鳴，以及刑法條文的設計，突出顯示了本罪入罪問題上需要重視的兩個問題。首先，要注意刑法的謙抑性，要注意區分拖欠勞動者報酬的各種情形，不能擴大打擊范圍。本罪重點打擊的應該是出現嚴重后果，嚴重危害社會的情形。其次，本罪的設計應該重視實際效用，縮短刑法打擊時間，否則將加重勞動者維護自己權利的法律救濟成本，對勞動者而言，這個代價是巨大的。在這兩個基本點上，我們可以對本罪的完善提出一些針對性的意見。
協調本罪的條文設置，完善刑罰的量刑檔次。本罪的量刑檔次只有兩檔。而且是缺少量的聯系的兩檔，第一檔，數額較大的，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第二檔，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考察本罪的立法，從條文設計的層面看，可以看出立法者希望顧及各方利益而作出的努力，但其條文本身卻存在著理解的歧義，需要盡快出臺規定將這個問題作出澄清。筆者推測條文設計者的設計思路，一方面突出本罪打擊的限定范圍，另一方面，凸顯本罪的打擊重點。這種思路在本罪的法定從寬情節中得到了證實，即本罪的從寬情節僅僅針對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更多的是酌定情節了。在這個思路的基礎上，筆者建議放棄數額較大的直接規定，統一為結果犯模式：后果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里的后果嚴重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注明后果嚴重的幾種情形。后果嚴重的，本罪公訴前，履行支付義務并承擔相應的賠償的，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后果特別嚴重的，本罪公訴前，履行支付義務并承擔相應的賠償的，從輕處罰。如此一來，既保護了勞動者的權益，又遵循了刑法的謙抑原則，更加鮮明地鼓勵支付義務人積極履行支付義務。
調整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而不支付的規定。本罪立法的這一規定被認為是立法者刑法謙抑性精神的展示，表示了立法者明確勞動報酬與勞動義務的保障主要是靠其他勞動法律法規的規制進行，刑法不應該是主要手段。筆者認為遵循這種精神是對的，但具體規定還有值得完善的地方。
目前很多批評者認為，在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中增加本條件屬于多余，或者會造成一種消極的影響。筆者認為，這些擔憂不無道理，司法實踐中確實會出現一些事與愿違的隱憂，這需要我們對制度進行進一步的限定。但這不足以說明本條件不能成為本罪的構成要件。筆者認為本條件應該保留。首先，多大的社會危害性進入刑法視野是需要多方認證的，論者不能憑借自己的感知認定沒有本條件下的本罪其他的行為足以達到入罪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在筆者看來，司法實踐中很可能出現一種情況，本罪的行為人處于過失而成就了轉移財產或者逃避造成了沒法支付勞動報酬的事實，該事實下，顯然不宜追究支付義務人的本罪的責任。此時需要別的條件來增加社會危害性的程度。當有關機關明確責令支付時，其不再具有過失心理，使得追究成為一種可能。其次，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不力是造成勞動者報酬無法獲得的一個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可能會出于重商主義保護當地企業，不出具責令支付的文書或者相關文件。但是這不能說明以此就阻斷了追究支付義務人刑事責任的可能，只需要我們對政府有關部門做擴大解釋，例如，將法院的判決、裁定也納入其中，那么仍然可以保證追究支付義務人的途徑。其三，本條件的正向積極意義更是不容忽視，無論是緩解刑法直接干涉民事領域，還是敦促行政機關監管，都具有正面的作用，符合刑法最后手段性的精神。
筆者認為，“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這一條件應當保留，在刑法條文上，將其調至數額較大之前。為了避免出現本條件下的隱憂，應該對本條件進行限定。例如政府行政機關合適作出責令的時間，可以強制性規定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對拖欠勞動者報酬的事情作出責令。一般的行政行為都是兩個月內作出，超過兩個月的算不作為。由于勞動報酬事關勞動者的生存生活，應該縮短期限。然后還需要勞動法等相關法條對支付勞動報酬的時限作出更詳細的規定，例如規定從應該支付勞動報酬之日起7天內沒有支付的，就認為是進入了拖欠期。國外的立法大多對此有著明確規定，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借鑒。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