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莊加園 ]——(2013-4-18) / 已閱30319次
在當事人明示所有權變動的時刻，占有改定基于默示的占有媒介關系而發生，也符合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和保護受讓人的利益。尤其在受讓人需要即刻取得所有權，進行繼續轉讓或融資擔保時，如果僵硬地固守當事人必須另外訂立一個明示約定占有媒介關系的合同，既不符合當事人要求即刻轉移所有權的意思，也不符合當事人的利益需要。當然，如果從出讓人的行為，可以推斷出相反的占有意思，比如侵占轉讓物，那么出讓人變更占有意思的推斷將被推翻。
本案中，受讓人源宏祥公司應就占有改定的構成要件承擔證明責任，主張并證明默示占有媒介關系的成立。它已經證明雙方達成協議生效，被特定化的七臺設備所有權移轉的事實。那么，依照協議所確定的時間，港潤公司作為出讓人的占有意思應當由自主占有變為他主占有。相應地，港潤公司此時可以證明其占有意思未發生變更。若就該事實未能完成證明，那么對于港潤公司占有意思發生變化的推斷就應當成立。
由此，源宏祥公司得以根據港潤公司被推定的占有意思變更，基于默示的占有媒介關系(保管）而獲得間接占有，從而根據占有改定獲得這七臺設備的所有權。當出讓人港潤公司破產時，源宏祥公司作為所有人，可以主張《破產法》第38條的取回權，重新獲得這些設備的直接占有。從這一案件可以得知，《物權法》第27條的約定不局限于明示約定，在當事人明示所有權移轉的時刻，應該能推斷成立默示的占有媒介關系，從而發生占有改定。
(二）法定占有媒介關系
例5：當父母贈與財產給未成年子女時，[47]他們往往并不放心將貴重的財物交由未成年子女管理，而是等到子女們將來成人后再為交付。因此父母依然作為直接占有人，為未成年子女占有贈與物；而子女則已取得贈與物的所有權，只是由父母代為管理贈與物。這種情況下，子女是否能根據占有改定取得贈與物的所有權？
《物權法》第27條僅規定了基于當事人約定而發生的占有媒介關系。學界也對此表示支持：出讓人與受讓人可以訂立“契約”[48]或“合同”而發生占有改定。[49]不過，占有改定是否能夠根據法定占有媒介關系而發生，并無明文規定。但我國學說早已認可法定占有媒介關系的存在，[50]其具體范圍大致包括：父母就未成年子女的財產管理關系（參見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財產管理關系（《民法通則》第18條第1款）、夫妻共同財產的管理關系（《婚姻法》第17條第2款）、無因管理(《民法通則》第93條）、以及破產管理人與破產人(《企業破產法》第25條）、遺囑執行人與繼承人的法律關系等。[51]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缺少法律明文規定時，占有改定可否基于法定占有媒介關系而發生？
首先應當分析的是當事人的占有意思和間接占有的取得。基于占有媒介關系，受讓人可以認為，出讓人將鄭重地處分轉讓物，并履行占有媒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由此受讓人獲得了由占有媒介人所承認的間接占有的地位。[52]受讓人究竟基于法定占有媒介關系、還是基于約定占有媒介關系，對于承認出讓人的間接占有并不重要。如果法定占有媒介關系的當事人要求即刻移轉占有物的所有權，如上例中父母贈與財產給未成年子女，并替他們保管該贈與物，反映了家庭關系或社會生活的正常需要，那么自當允許占有改定基于法定占有媒介關系而發生。[53]另外，從德國民法上來考察，雖然《德國民法典》第930條的占有改定也僅規定了根據“約定”而發生的占有媒介關系。但德國通說認為該條中所使用的“約定”詞語，僅具有例舉的意義，基于法定占有媒介關系而發生的占有改定也得到承認。[54]
《物權法》第27條雖明示了約定的占有媒介關系，卻不存在反面解釋的空間，從而排除了法定占有媒介關系適用的可能性。當學說已經普遍認識到占有媒介關系既可根據約定而生，也可基于法定發生時，《物權法》第27條仍未予重視法定占有媒介關系，未免令人感到可惜。對于本該適用占有改定的情況而未予規范，造成了法律“違反立法計劃的不圓滿性”，由此構成公開的法律漏洞。[55]約定占有媒介關系與法定占有媒介關系都能使受讓人取得轉讓物的間接占有。因此，可以考慮類推適用《物權法》第27條，基于約定占有媒介關系所發生的占有改定，適用于法律未規定的法定占有媒介關系，[56]以便于后者的當事人也能借助于占有改定來移轉所有權。
倘若認可法定占有媒介關系也能發生占有改定，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在此情形下，何時發生動產所有權的移轉？有學說主張，間接占有的成立要求間接占有人應當知道，占有媒介人具有為其成立占有的意思。也就是說，間接占有人必須認識并希望，占有媒介人不是自主占有，而是為他占有。[57]一般而言，當占有媒介關系基于約定而發生時，間接占有人自然知道占有媒介人將為他占有的意思。但某些基于法定占有媒介關系而發生的間接占有，如無因管理、監護等，[58]間接占有人(本人)起初可能并不知道，誰在為他占有，所以也不知究竟誰是占有媒介人。因此，這一前提并不能完全適用于法定占有媒介關系。
筆者認為，物權出讓人（占有媒介人）自主占有意思改變為他主占有意思的時刻，是占有改定發生的依據。那么，自然應由這一時刻來決定法定占有媒介關系的生效時間。若在物權轉讓之前，雙方當事人間就存有法定占有媒介關系，那就可以推斷，出讓人隨著原因行為（買賣、贈與）的生效而形成占有媒介的意思，為受讓人行使事實管領力。如在上例中，當父母贈與財產給未成年子女時，贈與物所有權的移轉，需要轉移所有權的合意，并交付贈與物。如果父母保持贈與物的直接占有，所有權移轉就缺少交付這一要件。此時，贈與物所有權移轉可通過占有改定實現。倘若父母已成為直接的他主占有人，就無須再與子女約定保管合同之類的占有媒介關系，而是直接基于對子女的監護關系，作為他們的占有媒介人來管理贈與物。[59]如果法定占有媒介關系發生在物權變動的原因行為之后，那么出讓人為受讓人占有的意思通常形成在占有媒介關系發生時，物權變動應伴隨法定占有媒介關系發生。
四、結語
由于我國學說尚未重視間接占有制度，導致其在《物權法》立法中的缺位，也由此導致了《物權法》第27條的欠缺。該條雖明示以占有改定替代實際交付，但只表述為“出讓人繼續占有該動產”，未能反映出讓人占有意思的變動，也未突出間接占有在占有改定中的作用。在法律尚未修改之時，只能結合該條所規定的物權變動的發生，得出出讓人具有占有媒介意思和受讓人取得間接占有的結論。
《物權法》第27條的另一不足之處在于，它將動產物權變動與約定占有媒介關系的生效時間相聯系。但是約定占有媒介關系的生效與間接占有的成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雖然兩者經常同時發生，但也存在不一致的場合。由于約定占有媒介關系無效、被撤銷，占有物尚未被出讓人取得（預先的占有改定）、占有物已經喪失或占有媒介意思的變動這些情況下，約定占有媒介關系的生效時間與間接占有的成立時刻都不相同。此外，占有媒介關系并不限于當事人明示發生，還可根據默示發生；如果當事人明示所有權變動，且出讓人繼續占有轉讓物，通常也可推斷當事人具有默示約定占有媒介關系的意思。由此可知，占有改定下動產物權的變動發生的時刻并非是占有媒介關系的生效時間，而是受讓人取得間接占有的時刻。
綜上所述，筆者建議《物權法》第27條應該改為“動產物權轉讓時，雙方又約定由出讓人繼續占有該動產的，自受讓人獲得間接占有時，物權變動發生效力”。在立法未予變動時，只能將占有改定中物權變動的時刻，遵循“自約定生效時起”的文義，解釋上盡量使得所有權的移轉發生于受讓人取得間接占有時。但當占有媒介關系無效或被撤銷時，即使受讓人仍可能依然間接占有轉讓物，他也將無法依據占有改定保有原來的所有權。同時，對于約定之外所發生的占有改定，在合理的范圍內可以盡量擴張其適用范圍，解釋上不必限于明示約定的文義，將《物權法》第27條類推適用于基于法定占有媒介關系而發生的占有改定。
【注釋】
[1]對基于法律行為而發生的動產物權變動而言，除船舶、航空器和機動車以登記為對抗要件(《物權法》第24條）的特殊動產之外，其他動產原則上以交付為要件(《物權法》第23條）。
[2]梁慧星主編：《中國物權法建議草案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頁181；王澤鑒：《民法物權》第1冊(通則、所有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134。
[3]例如，承租人打算將他租賃房屋中的家具轉讓給出租人。但租賃合同尚未到期，承租人搬出該屋前仍要使用這些家具，出租人又希望即刻取得家具的所有權。若根據交付原則來完成所有權變動，承租人必須運送該家具給出租人。同時，承租人為繼續使用這些家具，仍需將其從出租人處取回。此時可采用占有改定替代現實交付。
[4]郭明瑞：《物權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頁57。
[5]德國法上的動產讓與擔保作為非典型擔保形式，在經濟生活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擔保手段。雖然《德國民法典》對此未作規定，但習慣法與法官法基于《德國民法典》第930條關于占有改定的規定，使得讓與擔保的建構獲得了法律依據。我國《物權法》立法之時，曾因讓與擔保缺少公示手段而可能危及交易安全，對此未予明文規定。其實，成熟的法律體系往往需要其他相關措施來共同保證交易安全，不能僅由于缺少公示手段，就簡單地否決一種滿足實踐需要的擔保方式。參見筆者的博士論文《讓與擔保缺乏公示性引發的利益沖突》（Interessenkonflikte wegen des Mangels an Publizit?t bei der Sicherungsübereigung)，Peter Lang，Frankfurt,2012.
[6]梁慧星主編，張廣興執筆：《中國物權法研究》(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頁1113—1114。
[7]同上注，頁1112—1113。
[8]例如，甲將機器設備出租于乙，隨后出國。乙征得甲允許后，將該物出租給丙。當第三人丁妨礙丙對該機器的占有時，在國外的甲不便行使所有物保護請求權，丙又不愿直接出面向丁主張占有保護請求權時，如果乙沒有間接占有的法律地位，則無法向丁主張占有保護請求權。
[9]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727。王利明教授認為，間接占有無須《物權法》規定的理由在于：第一，不通過間接占有制度，也可以有效地保護所有權；第二，關于取得時效的適用，我國《物權法》未予規定，間接占有于此也無適用余地；第三，間接占有對于繼續占有的意義，可以通過占有合并來解決。針對第一個理由，可參見上文的反對意見。第二個理由雖然內容無誤，但間接占有制度的設置并非為了取得時效，而是規定取得時效與間接占有之后，才可能適用兩者。該理由有倒果為因之嫌。第三個基于占有合并的理由，在我國《物權法》上并無現行法規可為依托。若認為某一法律中未被規定的制度可以替代同一法中另一個未被明文規定的概念或制度，實難令人信服。
[10]認為我國立法有必要采用間接占有制度的論文，參見張雙根：“間接占有制度的功能”，《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承認間接占有的觀點，參見崔建遠：《物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頁137；江平主編：《中國物權法教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版，頁39；魏振瀛主編：《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292—293；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觀點，參見王澤鑒：《民法物權》第2冊（用益物權、占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185；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1152—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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