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義貴 ]——(2013-5-2) / 已閱20386次
此期律師的第二種分類為學徒（apprentices），源自法語apprendre，意為學習。這一群體出現在13世紀80年代，被稱為“高等民事法庭的學徒”，接受高級律師或高級學徒的指導。到13世紀末，學徒也可以直接代理當事人和執業，但似乎只做代辯律師。后來，隨著高級律師影響力的衰落，學徒成為今日出庭律師（barristers）的先驅。[19]
律師的第三種分類為代辯律師（attorneys），其主要作用是代其當事人出庭。在12世紀時，外行可以做代辯人，起初的稱呼為responsalis。attorney或attomare來自法語動詞attorner，意為轉變或“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進行分配或委托”。其作用在于代理當事人，他們的代理行為對后者有約束力——這一點與高級律師不同。13世紀時，專業的代辯律師出現，其作用廣泛起來，其數量和代理的案件也多起來，主要作用在于出庭處理當事人的訴訟。其與辯護人（pleaders）的重合減少并最終分離；其與高級律師的分離成為后來英國出庭律師（barristers，或譯：大律師、高級律師、專門律師、巴律師）和事務律師（solicitors，或譯：初級訴狀律師、沙律師）這兩種律師分野的前奏，其是事務律師的先驅。
第四種律師為請求寬恕人（essoiners），其作用在于出庭并為缺席一方作辯解，它是代辯律師的一種。但要將其歸納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卻有一定的困難，因為“請求寬恕”也許是任何一位代辯律師都會做的工作。[21]
此外，喬納森．羅斯和保爾．布蘭德二人都提到了教會律師在這一時期的存在。羅斯認為，12和13世紀時，教會律師（canon lawyers）出現在英國教會法院。到13世紀末，一個專業的教會律師群體產生了，其教育、準人和行為受教會法院的規范。與普通法律師一樣，教會律師內部也有分類。而且，教俗兩種律師并未全然疏離。[22]
布蘭德在《英國法律職業的興起》一書中專設一章（第九章）較為詳細地探討了1307年以前的英國教會律師。他認為，活躍在中世紀英國的教會律師從時間上可以分三個階段：1190年前為第一階段；1190—1274年為第二階段；1274—1307年為第三階段。[23]
布蘭德認為，有證據表明，第一階段在英格蘭的埃克斯特（Exeter）和林肯（Lincoln）兩地的主教座堂學校中有教會法的講授，可能在圣阿爾本修道院學堂Ⅱ王有這樣的教學。牛津可能也有。但是，這個時候，很顯然，牛津并無有組織的大學的存在，這里最早的關于教會法講授的證據來自1190年之后。這時，大學開始出現。更好的教會法教育可以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亞（Bologna）獲得。在12世紀后半葉和13世紀頭10年，有大量證據表明，英國人到此學習并有人留下來教學。有的學者則強調英國教會律師與法國的聯系。[24]
根據前述“安斯第案”中的理查德的備忘錄的記載，早在1150年代后期，為確保對其舅的繼承權，專業教會律師可以幫助當事人在英國教會法院訴訟，有錢的和有關系的訴訟當事人已經開始利用他們的服務。到11世紀末，牛津顯然已獲得這樣一種名聲一該地可請到教會律師，其可參與在教會法院的訴訟：這一名聲先于其作為學術中心的知名度。這些專業人士似乎擁有magister這樣一種稱謂。但是，很少有證據表明那些在英國教會法院辦案者就被視為或視自己為一種特殊的職業或職業群體的成員。特別是當時對準入并無內部控制，對執業者也無職業道德方面的規范，其專業特色只是在13世紀才顯露出來。布蘭德認為，正是在第二階段（1190—1274）的英格蘭，如同在西歐其他地方一樣，一個包括教會律師在內、為人們所承認的法律職業正式形成。較為典型的事例包括：牛津、劍橋這兩所英國最古老的大學開始了教會法的講授；有了比較具體的職業道德方面的要求；教會律師內部大致分為advocates（教會辯護律師）和proctors（教會代訴律師）兩個層次，前者為教會高級律師，通常獲得大學專業教育。在第三階段（1274—1307），上述兩種教會律師均被視為專業人士。到13世紀最后25年，統一要求從業者須受大學法律教育（教會法和羅馬法課程）。這一時期有配額上的限制；開始形成了教會專業律師和有俸圣職人員之間的清晰分野；有了更為明確的職業道德規范（包括入行宣誓、相關立法、宗教會議決議、大主教令，等等）。此外，大體而言，教會律師與普通律師可謂相對獨立、齊頭并進，并非完全隔絕，有時甚至會相互合作。不同可能在于前述兩種教會律師之間的差距并不太大；教會法院對于開業的教會辯護律師有一個明確的標準要求一大學教會法和/羅馬法教育，世俗律師則無此明確要求。另一不同在于：教俗兩個法院系統在專業標準的要求和執行方面（如宣誓），教會法院要高于世俗法院。[25]
（二）規模、準入、培訓與教育
1．關于早期英國律師的規模。布蘭德告訴讀者，英王愛德華一世時期（1272—1307）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有關專業律師的信息，由此成為我們了解律師規模的主要根據。
就高級律師（serjeants）而言，有證據表明，1273—1278年，至少有12至14名高級律師活躍在普通民事法庭（the Common Bench）。1278—1284，其至少為12名。1285—1289年，19—23名。1299年，25名；1296年，35名。年均：30名以上。總而言之，這一時期，在普通民事法庭的高級律師的規模似乎呈一種驚人的穩定。1290年以后，數量雖有增加，但變化不大。[26]
就代辯律師（attorneys）在普通民事法庭的活動而言，由于相關信息較為缺乏，布蘭德主要選取1280和1300兩個年頭加以分析。以在普通民事法庭辦案在10件以上者計算，總體情況：1280年辦案數10件以上的代辯律師占總數的46％；1300年這一數字上升至65％。但是，具體受聘律師的人數的統計有一定困難，因為辦案數在10件以下者甚多。而且，受聘者是否為專業律師的界限也不是太清楚。
高級律師在王座法庭（the Court of the King’Bench）活動的情況。這方面1290年以前的相關信息較少且不確定。至少15份保存下來的報告屬于1290年以后時期，其表明有19人在王座法庭做高級律師，同時也在普通民事法庭出庭。似乎這一時期普通民事法庭的高級律師已開始主導、甚至實際上壟斷了王座法庭訴訟當事人的服務業務。至于王座法庭中的代辯律師，總體上不如其在普通民事法庭中的同行忙碌。[27]
高級律師在巡回法庭（the Ceneral Eyre）的情況。在英格蘭北部，1278—1288年問，大約16名高級律師在一個以上的巡回法庭活動，另有7人可能在上述法庭從事相同的工作。16人中，多數在普通民事法庭也有業務。這一時期，在英格蘭南部，有17人在巡回法庭活動。總之，只在巡回法庭活動的高級律師是少數，多數在兩個以上的法庭同時都有業務。關于巡回法庭中的代辯律師，布蘭德只選取了1280年的信息。這方面的相關數據：有13人辦案占所有受聘在巡回法庭辦案的代辯律師辦案總數的約20％；其中，83人辦案10件以上。此外，關于專業律師在地方法庭（local courts，諸如郡法庭、城市法庭、集市法庭等）的活動，由于相關信息不夠全面，其人數與規模均難以確定。[28]
2．準入。根據布蘭德的研究，愛德華一世時期的英國專業律師開始作為一種職業成員活動，并被視為某個群體的成員。留存至今的相關證據涉及到行業準入的限制要求、對于未來執業者的教育安排、對于職業成員的行為規范的公布和執行等。其中，最有力的證據表明，1290年代早期至1307年，普通民事法庭的業務已為一群專業律師壟斷，他們為該院法官正式認可在法院開業，人數相對固定。人數固定可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但不盡然。這意味著：準入限制的存在。因此，在當時，高級律師可能是一種“限于少數人的”或曰“封閉的”行業。[29]
3．培訓與教育。1280年代晚期，“普通民事法庭的學徒”開始出現。“學徒”（apprentice）就是“學習者”的意思，指身為學徒者通過學習獲得將來在普通民事法庭做高級律師所需的技能和法律知識。因此，常常出庭是這些學徒生涯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法庭，他們可以聆聽工作中的律師和法官的講話。在愛德華一世時期及其之前，法庭給予他們以官方的鼓勵，例如，在法庭專設小房間供其使用。當然，學徒并不限于坐和聽，還有其他的學習方式如聽資深學徒或律師的講授、私下閱讀、參與討論和辯論，等等，與現代大學教育有一定相似之處。至于專業的代辯律師的教育，在13世紀下半葉似乎很顯然出現了一種需求。至遲在1278年，相關講座在威斯敏斯特開設，提供普通法訴訟方面的基本介紹，最早的手稿記錄了這些講座的內容。[30]羅斯認為，上述情況可以成為普拉克內特（Plucknett）觀點的注腳，后者斷言，“法律職業的歷史即為法律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31]
（三）相關法律規定及職業道德要求
布蘭德認為，在愛德華一世時期，專業律師被視為一個獨特的職業群體成員，其行為要求有特殊的規范。立法方面確立了某些規范，并對有關違規行為規定了相應的處罰。當時的一個特色是：由法院實施和解釋相關立法。就相關立法而言，分國家和地方兩個層次。[32]羅斯則從一個方面談到上述立法的背景。她認為，在13世紀末，很顯然，人們對于當時的司法制度以及在其中活動的人諸如法官、行政司法長官、書記員存在著某種不滿。最典型的事件是1289年的司法丑聞使得王座法庭所有的法官、民事訴訟高等法庭的法官（除一人外）均被撤換。因此，律師不可能幸免于這種不滿情緒的影響。一般人認為，律師太多，故訴訟過多；某些律師行為不當，且未受到很好的培訓。所以，“規范法律職業的時機業已成熟”。[33]
羅斯將中世紀英國對于法律職業的法律規定大致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其中，早期的規定出現在愛德華一世時期，主要有三個法律。其一為1275年《威斯敏斯特第一號法令》中的第29章，主要針對13世紀后期司法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具體對象為行政司法長官、王室官吏、法庭書記員及其庭吏、過分好訟者。該法令針對的不法行為包括：非法剝奪土地、敲詐勒索、助訟圖利、包攬訴訟以及訴訟教唆。羅斯認為，上述法令（第29章）也許是最早的專業規范，為后來的規范奠定了基礎。[34]
第二個主要的相關法律是1280年的《倫敦條例》，其由倫敦市官員制定。這一條例篇幅長而具體，對律師的開業、準人和律師在倫敦城的行為均做出了規定。其日標在于：控制律師數量、規范其不當行為。對于觸犯條例者的懲處呈多樣化特點：短期停止執業和罰款；永久停業；停業三年；監禁（“根據國王法令”）。[35]
第三個主要法律為1292年《條例》，由愛德華一世頒布，涉及面較窄，只處理代辯律師的準人和普通民事法庭學徒方面的事宜。《條例》指導法官規范代辯律師在普通民事法庭執業的數量，確定每郡律師配額140名為宜（可浮動）。《條例》建基于1275年《法令》和1280年《倫敦條例》，是對1289年司法丑聞的一種積極反應。主要關注律師數量及其稱職與否，反映了當時的一種觀念：限制律師數量是減少律師不當行為的有效方式。羅斯總的看法是：中世紀關于律師的規范成為現代律師規范的基礎。[36]
這一時期律師職業道德方面的要求主要包括：對當事人的忠實義務、不得欺騙法庭、不得包攬訴訟、講究正義，等等。但是，尚未發現高級律師和代辯律師這兩種律師群體中存在有任何形式的自我管理或自律規范。[37]
三、啟示意義
早期英國律師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從亨利二世開始到愛德華一世，時間跨度竟達約一個半世紀之久。
早期英國律師制度的形成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諸多啟示意義。在筆者看來，這些啟示意義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諾曼征服后英國封建王權的相對強大，尤其是亨利二世之后英國社會的相對穩定和政治法律方面的進步，給早期英國律師的出現提供了一個必不可少的外部環境。這是早期英國律師得以產生的重要前提條件。與之相對應的是，由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英國國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凸顯出來，其對早期英國律師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的促進不容忽略。典型者如英王亨利二世和愛德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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