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振宇 ]——(2013-6-10) / 已閱12823次
起訴書認定的事實 ：
二0一年九月七日，被告人楊*在北京市賓館**1050房間內，趁被害人丁*外出之機，竊取被害人丁*公司現金支票二張，后被告人楊*持上述支票于二0一一年 九月八日、二0一一年 九月十五日在北京農村商業銀行南苑支行蒲黃榆分理處支取現金人民幣共計八萬九千伍佰元。
二0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檢察院以楊*犯有盜竊罪訴至法院，要求追究刑事責任。審理中檢察院量刑意見：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判決結果：
二0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法院判決：楊*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附：楊*涉嫌犯罪辯護詞
尊敬審判長、審判員、公訴人：
河北賈俊清律師事務所接受楊*親屬的委托，指派我擔任楊*一審辯護人，通過會見、深入研究全部案卷和相關法律，結合法庭調查，提出以下意見，請合議庭參考：
一、定罪意見：公訴機關指控楊*犯盜竊罪的定性與事實不符，楊*的行為涉嫌挪用資金。理由：
（一）客體上：楊*擅自開支票支取的是丁*公司賬戶上的資金，并非丁*的個人資金。侵犯的是公司的財產權。
（二）主體上：楊*在公司中的工作內容涉財務及協助丁*。
庭審中楊*稱：自己負責丁*公司資金的收付，同時負責保管支票、公章、密碼器等物品，是經理助理或財務。同時有下列證據證實：
1、2012年5月23日楊*的訊問筆錄第二頁：
問：“你是否負責丁*公司的日常會計，有條件的使用公司的支票、公章、密碼器等？”
（楊*）答：“雖然我沒有與丁*簽訂正式用工合同，但他讓我跟著他干。他是公司的法人，我應該是他公司的員工。每次丁*到銀行辦理資金業務時都帶著我，并讓我負責拿公文包，公文包內裝有公司的支票、公章、密碼器等物品。辦理資金業務時，他讓我負責操作。另外有事忙的時候，讓我負責拿著支票、公章密碼器到銀行辦理資金業務。我認為我是在做公司的日常會計工作，有權力使用支票、公章、密碼器。”
2、2012年11月2日法院與丁*的談話筆錄，丁*承認：2010年、2011年間，在美居住期間，曾將包交楊*保管。
3、2012年5月22日丁*詢問筆錄第二頁第3至5行，丁*陳述：“平時我去銀行支取、轉賬都帶著他去。他負責給我拎包，包內放著公司的公章、人名章、支票、密碼器、營業執照等。”
4、2011年10月8日楊*發給丁*手機短信這樣陳述：“等我拿錢回去八十萬都給公司，以后我也不會再在公司工作了”。這份證據直接證明楊*在丁*公司工作。
5、2011年4月2日到2011年9月28日，楊*簽的45張北京農村商業銀行轉賬支票存根。存根都是楊*的筆跡。涉及律師費、差旅費、工程款、材料費等等五花八門。證明：楊*在丁*公司負責財務的收支。
6、2011年9月26日打印的北京農商銀行結算證登錄客戶對賬單顯示：從2011年1月18日——2011年9月26日，丁*公司轉出資金 66筆；轉入8筆。業務如此頻繁，每一筆銀行業務，都要通過楊*辦理。顯然不是丁*所說的“和我辦過公司的事情”。公司法人與丁*個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必須嚴格的區分，否則思維就會發生混亂。
從楊*為公司收、付款項，并以楊*本人名義在銀行辦理手業務。證明楊*的行為不是為丁*個人，而是在為丁*公司做事。
7、家里發現的楊*包里的北京農村商業銀行單位轉賬結算證1張、空白轉賬支票1張、空白現金支票4張，證明：楊*確實為公司保管重要物品。
綜上所述，上述證據，與楊*的供述相互印證，確實、充分，形成證據鎖鏈。證明：楊*在公司中協助法定代表人丁*工作，內容涉及保管支票、公司財務章、密碼器等物品，到銀行辦資金收支、轉賬業務，跟著跑融資，打字等以及丁*指示的其他事情。
（三）客觀方面：楊*擅自開支票、支取現金歸個人使用，利用了職務的便利。
丁*公司沒有辦公場所，丁*與楊*在京住東城區**賓館。
2012年2月15日東城區**賓館前臺經理詢問筆錄第二頁：
問：你們賓館住宿的人員里有叫丁*、楊*的人嗎？
答：有，這兩個人都是我們的這里的長租房客戶，有時兩個人分著租房，有時候住在一間房里。
問：2011年他們來住過嗎？住在那間房間里？
答：“楊*的房間始終是1050號房間，他是丁*介紹來的，丁*是從2010年就來我們賓館住過，訂的是長包房，有時候住1003號。”
2012年2月20日楊*詢問筆錄第二頁：
你是如何盜取丁*的現金支票、財務章及法人人名章的？
楊*答：“時間應該是2011年9月7日， 就是“**賓館”1050房間，我從自己的包內將公司的現金支票、公司財務專用章、法人丁*的人名章拿出來，因為平時這些物品他讓我保管，如用支票也是我幫他開具辦理。但不經過他允許，決不能偷著、私自開具使用。這樣我在現金支票上偷著加蓋了公章及法人章，當時丁*外出游泳去了，不在房間內。”
正是由于楊*保管著支票、公章、密碼器等物品，所以才有機會背著公司開支票，支取現金。起訴書認定楊*在“被害人丁*外出之機，竊取丁*公司現金支票兩張”是不準確地。確切的說是楊*在保管、控制支票的前提下偷開的支票。
（四）主觀方面楊*具有暫時使用公司資金的目的。理由：
刑事司法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態度，不是停留在大腦中的純主觀思維活動，它必然支配行為人的客觀活動，必定會通過犯罪前后的一系列行為表現出來。
第一點：楊*用現金支票支取現金時，在銀行手續簽署了本人的名字。
第二點：在2011年9月15日用支票取出49500元以后，并沒有馬上離開公司。半個月后才離開公司。
第三：銀行對賬單顯示，2011年9月26日，楊*偷著存回銀行20000元。
第四：2011年10月8日楊*發給丁*的短信，承認挪用了公司的錢并承諾“萬一這次失敗，我也會馬上把錢給公司的，公司不會損失”
本案認定為盜竊罪，楊*這四個行為是難以解釋的。我們從楊*供述與犯罪時、犯罪后一系列活動的主客觀一致性判斷：當時楊*目的是挪用資金歸個人使用。丁*的陳述也能證明這一點：
2011年10月31日丁*詢問筆錄第二頁，丁*陳述：“2011年10月8日，我發現公司賬戶的資金都沒了，這時楊*也給我打電話說他把公司的錢挪用了，用完再還我。”
2、后來主觀上的變化
2012年1月31日楊*的詢問筆錄第6頁：
問：“知道是違法的行為，為什么還要去做？
（楊*）答：“當時我覺得，我跟了他兩年多，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偷著取走他7萬余元心理上也能平衡一些。別的沒想太多。”
這份筆錄楊*的供述似乎與之前的短信存在矛盾。但仔細分析兩者是一致的。從“7萬余元”這個數字推斷：這個想法產生在20000元存回公司賬號之后或者在消費掉以后。從而引起行為上而出現逃避與丁*見面、聯系。
69500元贓款，楊*于開庭前通過區法院退還公司，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本案楊*的行為符合挪用資金罪犯罪構成，涉嫌挪用資金罪。只有這樣，本案證據間的矛盾才能比較合理地解釋。
二、量刑意見：建議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緩刑。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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