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林 ]——(2013-6-20) / 已閱17158次
【摘 要】由單獨或系列事（案）件引發的網絡輿論風波正在成為公安工作的新的挑戰，如何在網絡輿論中取得話語權，贏得公信力，促使公安機關重新審視網絡輿論的應對及引導工作。本文就這一主題，對公安機關處理網絡輿論事件進行挖掘與剖析，進而擬提出應對策略。
【關鍵詞】網絡輿論；公安機關；公信力
網絡時代的浪潮，將使得每個人在網絡上傳播、獲得信息的渠道大大擴展。信息的快速傳播，公眾性人物、事件在第一時間在網絡的平臺上展現在社會公眾面前。在如此日新月異的信息化社會中，公安機關作為國家的權力部門，因涉及行政執法、權力監督，突發事件等眾多事項，往往會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公安機關是執法部門，若出現違規操作、侵害公民人身財產權利等問題，必然遭致公眾的揭露與質疑。因此，應對網絡輿論質疑，做好輿論引導工作，將成為在公安機關的一項重要研究工作。
一、 公安機關應對網絡輿論的背景環境
公安機關肩負著打擊犯罪、維護人民利益，同時解決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職責。公民組織力量崛起，公民及其自發形成的民間組織可以通過網絡了解、參與政治事務，并且利用各種網絡媒體，如論壇、微博等新興的交互式的平臺表達自己的意見、看法和訴求。公民是發起網絡輿論的一個重要主體，當公民的私權利與作為行政機關的公安機關的公權力，發生摩擦、碰撞甚至是沖突的時候，一旦公民的私權利得不到很好的伸張，那么，公民就會試圖利用網絡與公安機關相對抗。近幾年，公民網絡輿論與公安機關相對抗的事件層出不窮，事件的發生雖各有所途，但是事件的進展軌跡似乎都較相似。如2009年杭州胡斌案，2009年云南“躲貓貓”事件，2012年寧波鎮海群體性事件等等，以這些事件為代表的各類事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在網絡上出現各種質疑公安機關的聲音。公安機關所應對的網絡輿論主要可以歸類三種，一是信息發布型、二是執法規范型、三是涉及群體性事件型。不論哪一種，只要公安機關沒有及時有效處理，那么，所產生的不良后果將呈幾何數上升。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各項改革正在不斷推進，在這一特殊時期，各種矛盾將不斷凸顯。網絡輿論的推動，是一個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這一過程體現的是公民力量的不斷加強，公民參與政治的深度強度不斷增強，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以及對國家公權部門的監督產生積極的正面效應。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在網絡輿論興起的同時，我們也會看到各種極端的負面情緒、擾亂公眾視線的謠傳混入其間。以微博為例，碎片化，快速化的信息分享終端，改變了公眾以往獲取新聞的習慣與方式，若微博上出現了不正當的言論，那么這種信息的傳播速度是極其驚人的。近年來，涉警涉案信息被網絡等媒體惡意炒作的事件頻繁發生，且頻率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廣，強度越來越高，一些很普通的、常識性的、極個別的失誤和過錯迅速被無限放大，使公安機關處于輿情危機之中。 負面的評論、意見或者謠傳割裂了公眾與公安機關之間的聯系，是雙方之間的溝通溝壑不斷擴大，一方面使公眾失去了理性，失去了選擇正當途徑解決問題的時機，另一方面使公安機關處于極端不利的地位，最終的結果不是“雙贏”，而是“雙輸”。
二、 公安機關在引導網絡輿論的工作欠缺
（一） 缺乏與公眾良性互動的主動性
現代民主社會，公民依法參與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是一種正當的訴求，因而，公民通過網絡平臺對公安機關發布的涉警涉案信息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和看法。公安機關在面對網絡上形成的輿論時，應當主動地去回應，并在回應網絡言論的過程中鮮明地闡述觀點。因網絡輿論是一種參雜著各種聲音的言論的集合，社會公眾在面對這些輿論時，很容易被一些極端的消極的信息所誤導，從而導致對公安機關工作的誤解和對立，甚至是對抗。近年來發生的涉警輿論事件表明，公安機關在處理網絡輿論信息的初始階段，并沒有及時有效地與社會公眾進行溝通，而是等到事件的影響力擴大到一個十分廣泛的階段時，才迫不得已出來作出解釋，此時，作出的解釋往往已經很難為公眾所接納，從而使下一程序的工作處于一個被動的局面。信息化時代，網絡技術不斷升級，公眾接受信息的速度獲得極大的提升，一些局部的，小眾的案件事件會一夜之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與焦點，這當然給公安機關處理輿論信息帶來的極大的挑戰，尤其是在處理敏感性強，公眾關注度高的案件事件時，前期沒有及時做好與公眾的互動，第一時間掌握話語權，那么，很容易就陷入輿論的旋窩之中。
（二） 信息不透明造成公安公信力降低
公安機關公信力高低直接影響著社會對公安機關發布的涉警涉案信息的反饋情況，在社會轉型，社會各方面矛盾凸顯的特殊時期，公安機關尤其要注重自身的公信力的提升。公信力，反映出公安機關的權威性與信譽度。誠信，不僅是對公民個體的基本要求，也是對一個國家行政部門的基本要求。社會公眾對公安機關的工作提出了越來越多的質疑意見，一方面是由于公民對國家機關監督的權利意識的增強，積極廣泛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與建設；另一方面，說明公安機關在處理輿論信息時暴露出來的信息不公開，不透明的問題。信息的不公開、不透明，阻斷了公安機關與社會公眾直接的溝通與交流，體現出的是權力的傲慢。當社會對一項重大的案件事件信息要求辦案部門公開的時候，公安機關一味地掩飾、隱瞞或者公布虛假信息，那么，最終導致了社會的信任與支持。信任關系的建立是一種長期的投資，公民社會要求公安機關對某一案件事件作出回應時，說明社會對公安機關還處于期待的狀態，這時候，倘若公安機關依舊置若罔聞，那么謠言謠傳或許增加了其流行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公安機關的公信力降低，為提升公信力的成本大大增加。
（三） 引導方式相對單一、自主
在面對網絡輿論壓力時，公安機關手中擁有很大的權力，但是卻沒有積極主動地去引導疏通，輿論的洪流，相反，通過“封刪關”的方式進行輿論的監督與管理，這種單一的自主性的引導手段為公安機關屢試不爽，但卻引發更大的輿論浪潮。公安機關合法使用其權力，積極開展輿情監督與輿論引導，這是公安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然而，通過強硬的手段封堵網絡輿論源，刪除輿論信息，關閉各種論壇、微薄的轉發或者評論，就顯得不合時宜了。這種方式從表面上看抑制了負面信息的產生、傳播，卻為更進一步的網絡輿論的爆發留下了隱患。
三、 創新思路、提升層次，改善公安機關網絡引導工作
（一） 加強與網絡平臺溝通，掌握輿論的話語權
公安機關涉及的案件事件之所以能夠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網絡平臺在此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可以說，公安機關要加強輿情監督建設，第一時間掌握輿論引導的話語權，首先就要加強與網絡平臺的溝通。當然，這種溝通必須是一種平等主體間的交流，是雙方意見的交流，是互動式的信息資源的平等交換，公安機關不能擅自動用手中的公權力，對網絡平臺上的輿論信息加以干擾。
在面對重大復雜的輿論時，公安機關要緊抓主流的網絡平臺，搶占陣地，既要對出現的攻擊性、負面性強的信息、言論進行反擊與駁斥，又要在第一時間發布權威、真實、全面的信息或數據，讓社會公眾了解實情。這是在面對網絡輿論時一個關鍵的階段，公安機關在做好與各網絡平臺溝通的同時，能夠利用內部建立的一套應對制度，在整個案件事件的輿論引導過程中就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二） 公開涉警涉案信息滿足公眾知情權
最大限度地公開涉警涉案信息是公安機關有效引導輿論的基礎，所謂最大限度的公開，說的是公安機關在法律法規的規定下，依照自己的職權職責，公開重大的社會影響大的涉警涉案。對于這一部分信息，社會公眾有相當高的期待性。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公安機關與公眾在涉警涉案信息的掌握上存在著巨大差距，一方面，公安機關因其自身工作的特殊性，以國家秘密的理由拒絕公開，另一方面，社會公眾很難通過其手中及其有限的資源對涉警涉案信息進行獲取與傳播。因此，在對于涉警涉案信息的公布上，社會公眾一直出于弱勢地位，公安機關公布相關信息就“猶抱琵琶半遮面”，重要的關鍵性的信息不予以公布，或者嚴防死守，全部不公布，都增加了公眾的質疑。
因此，在法律的語境下，公安機關必要地公開涉警涉案信息，透明化其行政執法的內容與程序，尊重社會公眾的知情權與監督權，建立案件事件輿論研討的交流機制，將網絡輿論導向利于案件事件發展的方向發展。
作者：沈林
2012/11/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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