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天敏 ]——(2013-7-31) / 已閱8081次
證人及證人保護的基本范疇
在英美法系國家中，關于證人的概念并未明確統一。從廣義上講，只要能提供和案件有關信息的人都可以稱之為證人;從狹義上講，證人是指經過宣誓之后在庭審或其他有關訴訟過程中，對案件相關事實作證的人。因此，通常意義中英美法系國家的證人所包括的范圍較為廣泛，除了包括一般意義上的普通證人之外，還包括專家證人，被害人以及自愿作證的被告人等。大陸法系國家的證人則是指在有關案件的訴訟中除訴訟主體之外的第三人。如德國法對于證人的概念，“凡應在法官面前陳述其對案情的感知，而又不具有其他訴訟身份的人員。”我國的證人概念也具有不同的定義和論斷，通常認為是指在訴訟活動中，鑒于了解案件相關事實情況，并負有作證義務，從而向司法機關陳述且不具有任何其他訴訟主體身份的自然人。
就證人保護的概念，也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上是指由相關機構(主要是國家)為依法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及與證人有密切關系之人所提供的有關人身安全、財產安全等方面的法律保護;而廣義上則還包括關于證人作證的經濟補償權利、證人的拒絕作證權利、證人的自我保護等內容。
證人保護制度具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程序性。證人保護制度通過對證人實體權利的保障來實現刑事訴訟中程序性的權利。即通過一定的程序性設置，為司法機關進行證人保護提供必要的執行規范，并通過明確司法機關的法律責任，真正保障證人實體權利的實現。二是及時性。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若對證人的保護未做到及時有效，對證人權利的侵犯將無可避免，將影響刑事訴訟程序的運行，損害司法正義的有效實現。三是正當性。國家對公民作證的要求是以國家對公民的恰當義務得到正當履行為前提的。因此，證人獲得來自于國家的保護的要求是正當的。
證人保護的域外考察
以美國為例，我們來看看英美法系國家的證人保護。美國證人保護由官方機構和民間機構組成。美國官方保護機構———檢察官執法辦公室，屬于檢察官辦公室的分支機構，負責聯邦的電子監控和偵查，并負責證人保護計劃的審批和管理。美國私人保護機構主要是各類證人服務組織。證人保護的對象權利并不限于證人，還包括和證人有關系的其他人，如他們的近親屬等。美國《有組織犯罪控制法》具體規定了證人保護計劃，對證人保護條件予以明晰。保護的內容主要包括保護證人免受脅迫恐嚇、騷擾;提供有關醫療機構、社會扶助、政府補償的信息以及提供咨詢、治療等必要援助的計劃;通知被害人及證人有關犯罪的調查以及起訴情形;交通及住宿的安排;在法庭待審時提供安全的場所;作為證據的財產物的歸還;對雇主或債權人的調解通知書;兒童照護援助;對于性侵犯案件的被害人提供受害檢驗費用及其他權利、服務注意事項通知等。
大陸法系國家的證人保護以德國為例。德國的聯邦刑事警察局是證人保護的主要機構，負責對證人的人身、財產等權利進行保護。德國證人保護范圍不僅包括人身、財產等權利可能遭受不法侵害的證人本人，還包括證人的親屬及其最親近的人，但范圍不如英美法系國家廣泛。保護的內容和手段主要包括保密身份、變更作證方式、人身財產保護、律師全程幫助、變更身份及變更身份后保護證人的信息不被泄露、保證證人的退休保險請求權、刑罰執行程序中的證人保護等。
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現狀及問題
我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均涉及證人保護的相關內容。保護的措施包括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其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以及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等。
從立法以及司法實踐角度來考察，我國證人保護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證人保護機關的職能規定太過籠統。公檢法三機關均有保護職責，卻沒有規定公檢法三機關是分階段聯合保障，還是由最初作出保護決定的機構負責到底，職能分工不夠明確。二是證人保護的階段不周全。就一般案件而言，在相應訴訟階段對證人進行保護是足夠的，但對于一些特殊案件，如黑社會性質案件等，對證人的保護有可能要持續到案件判決后的相應時間。三是程序設置不夠完善。對于有權機關對證人的保護申請如何處理、申請后未被保護證人的權利如何救濟等問題均未設定具體的操作規范。四是證人保護的對象范圍過于狹窄。筆者認為，不僅應包括證人及其近親屬，也應包括其他關系密切的人，才能使對證人的保護更為周全。
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的完善
成立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保護證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是司法機關的責任，即不能讓證人為國家而作證的正義，演變成由證人個人承擔不利后果的非正義。由于證人保護工作的專業性和特殊性，很多國家都成立了專門的證人保護組織，制定了專門的證人保護法，我國可進行借鑒，既可加強對證人的全方位保護，也可避免各訴訟階段有權機關對證人的保護銜接不力、聯合保護不足的問題。
擴大證人的保護范圍。只要是因作證而帶來證人及其他相關聯的人的人身、住宅、財產等權益產生現實危險，均要進行安全保護。證人保護的范圍包括關系密切的其他親屬、具有事實撫養關系的人、與證人共同生活或關系密切的其他人等。同案人員若成為本案中的污點證人，即其愿意指認同案犯的犯罪事實，那么其同樣具有證人的身份。尤其是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中，通常還涉及到一些臥底或特情人員的身份處理問題，為保障其人身安全，其往往不可能以證人身份出現在法庭上與被告人對質，而沒有其證言，又通常無法對被告人定罪。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有的地方將其證言通過錄音或涉密資料的方式交由司法機關承辦人不公開審查，作為既保障其臥底身份、又可以懲治犯罪的有效手段，以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對被告人定罪量刑。但此種處理方式違反了公開審理的規定，某種程度上也剝奪了被告人的質證權。因此，如果能夠對污點證人或類似污點證人身份的人員采取必要的證人保護措施，就能更好地利用污點證人提供的關鍵證據懲治犯罪。
細化對證人保護的程序設置。完善對證人保護的雙向啟動機制。當法院通知某證人出庭作證時，證人便可以向該法院提出證人保護申請，由法院負責與證人保護專門機構進行線索銜接。而有關司法機關在向證人收集證言時亦應當考慮到證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問題，主動采取必要的保障性手段，避免其他訴訟參與人獲悉證人的身份信息，出現對證人不利的情況。同時，對于權利保障的實施方案程序、決定方式、救濟措施等程序內容進行明確的設定。
延伸證人保護的階段。證人保護要從事前到事中、再到事后，可以借鑒域外的一些做法。如德國為出庭證人緩解緊張情緒，采取心理咨詢;美國為作證后的證人采取更換身份、異地生活、經濟資助等方式。證人作證除了是公民的基本義務，還因其內心一種基本的道德訴求——應當有人為正義的伸張挺身而出。因此，對證人的保護不應僅體現在訴訟進程中，還應充分考慮案件的性質、證人所面臨的實際危險，且充分延伸到案后，確以對證人不因作證而遭受人身、財產損失為限，以實現國家司法正義。
建立對證人保護不力的問責機制。對于證人申請受保護，而有權部門不作為或出現保護不力的情況，應當視其給證人造成不利后果的嚴重程度，給予相應的否定和制裁，以強化權力行使的正當性和有效性，保障證人的合法權利不因作證行為受到不法侵害。
(作者為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長、全國檢察業務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