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高級法院課題組 ]——(2013-8-1) / 已閱19353次
四、當票的法律性質界定問題
在我國古代，由于契約制度欠發達，除了涉及到價值較高的田地、房屋或大宗交易，民間交易基本不會訂立書面契約，而在典當行業，由于交易關系相對復雜，涉及的權利義務較多，因此當票在典當關系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當鋪開具給當戶的當票上記載了典當關系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如當金、當期等條款，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當票事實上就是典當合同本身。而現今，隨著現代商事交易的日趨復雜，訂立書面合同已經成為了現代商事交易的基本形式。根據《典當管理辦法》的定義，當票是典當行與當戶之間的借貸契約，是典當行向當戶支付當金的付款憑證。由于典當行業長期游離于國家的正式法律體系之外，因此當票的法律性質目前尚無明確界定。在此情況下，當票的法律效力究竟為何？與書面典當合同的法律效力相比孰大孰小？現行法律都沒有明確規定，而這些因素都直接或者間接決定了當票在現今典當法律關系中所起的作用，甚至決定了這一古老的交易契約在現今的商事交易中是否還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在司法實踐中，準確把握當票的法律效力，對厘清典當法律關系中的雙方權利義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有必要專門加以論述。
（一）相關立法簡介
由于典當為中華法系所獨有之制度，故本文僅就與中國相近的國家與地區的相關立法做一簡要介紹。日本《當鋪營業法》第16條是關于典當證明的規定，該條規定：“典當業者在為典當契約時，必須把典當券或者通賬交付質押人。”我國臺灣地區當鋪業法第14條規定：“當鋪業應備當票，記載下列事項：一、質當物之名稱、件數及特征。二、質當金額。……”。我國澳門《當鋪按押當鋪章程》第11條規定：“所有當按押受當貸之時，須將當票一紙交與物主收執……”。這些定義對當票的法律性質均未涉及，但共通之處在于，他們都將當票作為典當的憑證，而未賦予其等于借貸合同的效力。
（二）當票法律性質研究
《典當管理辦法》第30條對當票的定義至少包含了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當票即為借貸合同本身，如無額外的特別約定事項，當戶與典當行無須訂立其他的書面合同；二是當票可以作為典當行已經履行當金交付義務的證明。從商業實踐的角度來看，該規定在繼承我國典當行業經營傳統的基礎上，簡化了現代典當的交易流程，符合現代商事交易追求效率的價值取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對其進行法律角度的審視，當票是否如 《典當管理辦法》所規定的那樣是借貸契約呢？筆者恐怕無法認同。
1.當代法律框架下當票功能的弱化
從歷史的角度上看，中國傳統民間契約的形式均較為簡略，如“傅”、“別”等交易憑證事實上就是契約本身，而隨著交易的需求才產生出條款相對較為復雜的契約，如“房契”、“地契”等，但受長久以來“抑商”思想影響，我國的契約制度并不發達，各朝立法對交易契約的專門立法也可謂鳳毛麟角，直至清末制定《大清民律草案》才將中國的契約制度往現代化方向進行了推進。就典當而言，當票即為典當行與當戶之間契約的唯一形式。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傳統的簡單契約越來越不能滿足日益復雜的商事交易的需要，書面合同因具有對合同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劃分清晰的優勢越來越得到商人的重視，目前已經成為商事合同的主要形式，因此當票的功能已經顯得不再重要。
2.當票本身并不具有等同于典當合同的效力
根據《典當管理辦法》第31條的規定，當票應當記載以下內容：典當行機構名稱及住所；當戶姓名、住所、有效證件及號碼；當物名稱、數量、質量、狀況；估價金額、當金數額；利率、綜合費率；典當日期、典當期、續當期；當戶須知。從內容上看，當票的記載事項已經基本涵蓋了典當法律關系的核心內容，可以作為確定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依據之一，但《典當管理辦法》忽略了典當法律關系的本質特征，因此對當票法律性質界定并不周延。
前文已述，一個完整的典當法律關系至少包含借款與物權擔保兩個法律關系，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借款關系可以是口頭合同，也可以是書面合同，《典當管理辦法》第30條的規定將當戶與典當行之間的借款關系以當票的書面形式固定，并無不妥。但根據《物權法》第172條的規定，設立擔保物權，應當訂立擔保合同，還規定設立抵押權與質權，必須訂立書面合同，照此規定，當票并不符合《物權法》的物權擔保合同的形式要件。
3.司法實踐中對當票的法律地位認定
《典當管理辦法》第30條將當票定義為典當行與當戶之間的借貸契約，是典當行向當戶支付當金的付款憑證。該定義將當票與典當法律關系中的借款合同直接等同，當是基于以下因素考慮：一是尊重典當行業的傳統交易習慣，當票作為典當法律關系的交易憑證和手續，在我國長久以來已經成為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交易習慣，從商法的淵源角度說，商事法律從一開始都是從交易習慣開始，通過大量被實踐所采用的自治性規范，逐漸上升為由國家強制力認可并保障實施的法律地位，從而具有了普遍的約束力，而當票這一交易契約無疑符合了商業習慣這一特征，也易于被典當合同交易雙方所接受，如雙方當事人有其它事項需要約定，也僅構成對當票上記載事項的補充；二是基于簡化交易流程的考慮，同時亦不違反《擔保法》對物權擔保合同的要式性規定。現代商事追求規模化與效率化的交易模式構建在大量的格式合同基礎之上，簡便的交易手續構成了現代商事交易規模化的基石，當票能夠以最簡便的方式固定典當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在提高交易效率方面的成效明顯。而且，該規定認為，當票等同于合同的效力僅限于借款關系，如果涉及到無權擔保的內容，仍然由書面形式另行約定。
筆者認為，司法實踐中將當票定義為借款合同本身的做法在當前的法律體系框架下欠妥，理由如下。
第一，當票形式無法滿足典當合同當事人對權利義務的細化追求。隨著現代商事交易復雜性、專業化的日趨提升，商事交易雙方對合同的細化要求也隨之升高，僅以典當合同的違約責任為例，就應當包含可能發生的違約情形、責任承擔方式與法律救濟途徑等主要內容，這些條款顯然無法用一張當票完全納入。
第二，《典當管理辦法》是否有權規定借款合同形式仍有待商榷。《典當管理辦法》 的制定機關是商務部與公安部，在效力層級上屬于部門規章，而在上位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部門規章是否有權規定合同的形式值得我們研究。我們認為，對于此問題恐怕還是應當從《合同法》的本身入手加以研究。根據《合同法》第10條第2款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采用書面形式的，應當采用書面形式。當事人約定采用書面形式的，應當采用書面形式。”該法第190條規定，借款合同采用書面形式。盡管當票并不在《合同法》第11條所列舉的書面合同種類之列，但從廣義上說，當票上記載了合同雙方的主要權利義務，屬于書面約定的一種形式，但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當票并不能等同于合同本身。《合同法》第10條的規定雖然僅規定了書面合同必須由法律、行政法規進行規定，但從立法的價值取向上分析，這條規定事實上排除了立法層級在行政法規以下的規范性文件對合同形式進行規定的權力，也就是說，除了法律、行政法規與當事人約定以外，其他規范性文件無權規定合同所應當采用的形式，從而避免了各行政部門在其所轄領域在合同形式設置上的“各自為政”，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經濟秩序，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基于上述理由，我們并不認為當票具有等同于借款合同的效力。
第三，從交易與訴訟實際出發，當票作為借款合同本身的功能已經削弱。現實中，基本上所有的典當行都會與當戶訂立形式完備的書面合同，雖然其名稱或曰“抵押借款合同”，或曰“典當抵押合同”，但無論其名為何，這些合同的核心內容總是借款合同與物權抵押擔保合同。雖然典當行也會依照《典當管理辦法》的規定和行業做法開具當票，但是由于當票在記載內容上的“先天不足”，一旦發生訴訟，很少有典當行僅依照當票上的記載就來起訴或者將當票作為合同文本依據。反過來說，如典當行與當戶之間訂立了典當合同，但法院顯然無法以典當行未開具當票為由直接否認典當合同的效力。根據《擔保法》的規定，設立物權擔保的，應當訂立書面合同。因此在商業實踐中，典當行必須與當戶訂立書面合同，為了簡化手續，便于管理，就采用了將借款合同與物權擔保合同合二為一的方法，而這些合同形式在金融行業，尤其是銀行在辦理抵押借款業務時已經是普遍通行的做法。最后，典當行出于最大程度保護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會要求當戶訂立書面典當合同，對當票上的未盡事宜進行詳細約定。因此，在當前的法律環境與司法實踐中，當票的象征意義要大于其實際意義。
筆者認為，法院在審理典當糾紛案件中不宜直接將當票與典當合同等同，當票可以作為雙方曾經訂立典當合同的證據被采納，而雙方的合同權利與義務，仍應當以書面典當合同的約定為準。在僅有當票而缺乏書面典當合同的情況下，如當票的記載已經具備了借款合同的核心條款，如本金、利息、借款期限、逾期利息等要件，并經過雙方的簽字確認，可以作為確定雙方借款法律關系的依據。
注釋:
課題組成員：張海棠、楊路、王國軍、沙洵。
[1]數據來源于商務部在2011年12月發布的：《關于“十二五”期間促進典當業發展的指導意見》。
[2]需要指出的是，絕大部分小微企業為私營企業，不乏投資人、股東以個人名義進行融資再供企業使用的情況，亦能在典當行業有所反映。
[3]經市場調查，有的典當行為招徠客戶甚至許諾，當金在50萬元以下的可以實現當日放款。
[4]王利明：《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頁。
[5]徐力英、何彬彬：“典當糾紛審判實務探討”，載《人民司法》2010年第3期。
[6]《典當管理辦法》第38條規定：動產質押典當的月綜合費率不得超過當金的42‰；房 地產抵押典當的月綜合費率不得超過當金的27‰；財產權利質押典當的月綜合費率不得超過當金的24‰。
[7]現實中，股東的出資亦有可能通過其他方式融資所得，因此融資成本相對高昂。
[8]《典當管理辦法》第40條規定，典當期限或者續當期限屆滿后，當戶應當在5日內贖當或者續當。逾期不贖當也不續當的，為絕當。
[9]劉潤仙：《典當法律理論與務實》，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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