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4-1-5) / 已閱14926次
“瘋狂寶馬撞人案”反常中的正常
楊濤
瘋狂“寶馬”撞人事件的主角蘇秀文被哈爾濱市道里區人民法院一審以犯交通肇事罪，當庭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負責事故處理的哈爾濱市道里交警大隊有關負責人在近日證實，蘇秀文不是黑龍江省或哈爾濱市曾任和現任領導的親屬。蘇秀文今年44歲，無職業，其丈夫關明波系哈爾濱一私營公司董事長，蘇所駕駛的寶馬SUV車也是公司所有。
然而，在此前網上盛傳蘇秀文是黑龍江省政協主席或某黑龍江省副省長的兒媳婦。繼而，網上對于此案的聲討不絕于耳。無疑，本案中關于蘇秀文的身份問題是最為矚目的問題，而如果有關方面對蘇的身份的證實屬實，那恐怕要讓眾多網民大跌眼鏡。
一起交通肇事案，犯罪的主角卻被網民認為有著特殊的背景，看起來，公眾稱疑有些離譜。然而，在貌視反常的公眾稱疑中，卻孕育著合理成份，公眾的理性不容嘲笑。
這一事件的雙方從開始就是一場強者與弱者的對話，且看蘇秀文駕駛的是牌照黑AL6666，價值為127萬的寶馬，死者丈夫代義權駕駛卻是牌照為08哈市44085號農用四輪車，裝載的是賴以謀生的大蔥。再看蘇秀文在事發是“蘇懷抱三條大中華若無其事佇立一旁”，看來是有恃無恐。如此的對話背景，公眾對于本案的處理自然充滿著比普通案件更強烈的要求得到公正處理的渴望。而此后的案件的處理加劇了公眾的疑慮，且不說公眾懷疑的蘇秀文的故意殺人罪能否成立，就是以交通肇事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也的確有些難平眾怨。對于一個將1人撞死、7人撞成輕傷、5人撞成輕微傷的案件，法官在量刑上是否酌情考慮到犯罪的動機、損害后果、犯罪的時間、社會對犯罪的正常反映等因素，是否考慮到判決的社會效果呢？公眾當然有理由追問是不是有其他因素干擾司法，自由裁量權是否被濫用？如此進在而聯想到某些特權人士在一案件上的特殊處理，將懷疑指向蘇秀文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就不足為奇。
看來，公眾對于蘇秀文的合理懷疑并不反常，因為中國古代社會處刑原則便有一條是“刑不上大夫”，公然宣稱法律面前不平等。以集中華法系之大成的《唐律》為例，對于不同等維級的官僚、貴族有名目繁多的減免制度，諸如“八議”、“請、減、贖”、“官當、免官”等制度。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的憲法高高張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但是歷經多次運動，特別是“十年浩劫”，使民眾對于紙上的法律在現實中的作用有某種深深的懷疑。近年來，一些官員、名人、富豪屢屢違法亂紀，卻沒得到有效查處，“刑不上大夫”又加上了“刑不上名人” 、“刑不上富豪”。在這種特有的語境下，一個理性的公民，當然會對某些不合理的現象產生敏感的聯想。
在筆者看來，反常的是在依法治國方略提出的今天，我們卻一再聽到有關某些官員、富豪為所欲為、有恃無恐的事件；反常的是在許多案件的處理過程中，有關部門對于案件的調查遮遮掩掩，公眾不能得以充分知情，在處理程序上，違反程序正義的行為一再出現；反常的法院的許多判決不能充分說理，不能給予公眾合理解釋，民意與法官的判決經常處于一種緊張的狀態。所以，一昧去指責民眾的不理性是無濟于事的，在一個法治社會，要使民眾不至于經常對當事人的身份產生一些反常的聯想，便應當在司法的公正、程序的正義等方面下大力氣，多做文章。唯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紙上回歸現實，從應然走向實然，身份的意識逐漸被淡化，民眾對于司法的信心得以充分的增強，各種反常的聯想才會失去其生存的土壤，這也許是我們在建設一個法治社會中必須加以直面與深思的。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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