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生貴 ]——(2013-8-20) / 已閱8656次
公權力追索私債 究竟賺取了什么？
偵查行為不當往往是錯誤的源頭，會導致整個刑事案件偏離正確的方向，急需檢察機關恪守公正、忠于真相、發現冤案、完善監督。
馬某某與馮某某之間本是一起普通的民事合同糾紛，唐山市公安局對馬某某以合同詐騙犯罪立案偵辦，存在偏聽偏信、脫離事實根據、偏離法律準繩的嚴重問題，對馬某某進行錯誤的刑事追究和扣押財產的行為，致使馬某某的合法權益受到司法不當侵害，偵查機關在認定案件事實、情節或適用法律、定性處理上有嚴重錯誤，檢察監督機關濫用、錯用補充偵查措施，實際辦案過程中，偵查羈押期限已滿或者是已經偵查完畢，但由于案件不具備移送起訴的條件，以退回補充偵查的方式變相延長辦案期限繼續偵查，這種明知會退查或不起訴，仍移送審查起訴的做法，顯然扭曲了立法原意，違反退回補充偵查的法定性和嚴肅性。
司法不公現象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監督機制不健全，監督力度不夠，新聞媒體聚焦司法腐敗現象的監督與揭露，對于促進司法公正很有意義，正因為如此，蒙冤之人及其家屬或其他富有正義感的民眾，有時會通過媒體將冤情曝光，藉此促使司法機關糾正錯誤，將冤假錯案和司法腐敗現象呈現在公眾面前，大膽揭露司法機關存在的“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促進司法公正與公開，有利天增強民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樹立司法機關的權威。通過監督檢查發現和糾正錯案，對發生的錯案要及時認真查清，監督檢查偵查人員能否嚴格依法辦案，對相關辦案人員和負有責任的領導應依法嚴肅處理。
唐山市公安局偵辦馬某某案件，在當地頗有影響，被提級偵查，2013年7月份移送檢方審查起訴階段被退回補充偵查。
本案的立案及偵辦尚有許多不合法之處，是一起偵查利用公權追私債、將民事案件人為提升成刑事犯罪的典型冤錯案件，公安機關如此舉動，賺到的是法治的失衡、天平的傾斜和民眾對法律質疑及防冤假錯案的底線潰敗。
【案情概要】
2012年5月16日，馮某某向唐山市經偵支隊報稱：原宏成公司法人代表高某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私刻宏成公司公章，未經公司股東會議同意，伙用三河市馬某某擅自將合同權益為宏成公司的位于三河市燕郊土地權益轉讓給了三河市某公司，騙取了數千萬無的合同權益轉讓費后占為已有，涉嫌合同詐騙，要求公安機關予以查處，唐山市經偵支隊接此報案后，2013年2月28日，從三河市馬某某家里將涉嫌合同詐騙罪的馬某某刑事拘留，2013年4月3日經唐山市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
【隧道偵查】
2002年6月14日，原唐山宏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宏成公司”）法人代表高某某通過馬某某介紹，與中國農業銀行廊坊市燕郊支行（下稱“燕郊支行”）簽訂《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書》，合同約定農行燕郊支行以每畝27萬元的價格將位于三河市燕郊鎮京哈路北側原燕潮酩酒廠的93.64畝土地（后因京哈公路擴建占地，該地實際面積89.5畝，下稱：“三河地塊”）的使用權轉讓給宏成公司，轉讓價格為2416.5萬元，宏成公司依照合同約定付給農行燕郊支行500萬元首付款。農行燕郊支行未能按合同約定將三河地塊的土地使用權過戶到宏成公司名下，并于2004年12月29日與三河市政府達成收回三河地塊使用權的協議。宏成公司向三河市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訴訟，2008年4月18日，河北省高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宏成公司與農行燕郊支行所簽訂的轉讓合同合法有效”。2008年6月5日、6月17日、7月1日和2009年7月16日，高某某經謝某某介紹與某市華澤遠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馮某某分別簽訂四份轉讓協議，將宏成公司名下“三河地塊”使用權的合同權益轉讓給華澤遠公司，總轉讓價格為6416.5萬元。因該宗土地的使用權轉讓登記手續尚未過戶到宏成公司名下，為了保障合同的履行，雙方同時約定由華澤遠公司以2000萬元價格將宏成公司股權全額收購，進行股權變更。華澤遠公司授權馮某某代持其股份，行使宏成公司股東職權。2008年6月6日，原宏成公司股東高某某、張某分別與馮某某、謝某二人簽訂了《股東轉讓協議》。并于2008年在區工商局變更了宏成公司的股東登記。馮某某任宏成公司執行董事，同時聘任高某某為宏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8年6月19日宏成公司向工商局申請刻制新公章，2008年6月20日宏成公司向公安分局對新刻制的公章進行備案，原宏成公司的印章作廢，新啟用的宏成公司由華澤遠公司保管。2008年6月至7月，華澤遠公司按照協議約定和高某某的要求，先后分數次給付高某某股權轉讓款2000萬元，高某某將這2000萬元用于償還債務及個人使用。合同簽訂后宏成公司股東馮某某及委派人員多次與農行燕郊支行聯系催辦土地過戶事宜，農行燕郊支行于2010年8月10日、2011年5月19日、2011年11月2日先后三次向市政府、市委發文請求將地塊過戶到宏成公司名下，但因種種原因，市政府至今未予辦理過戶手續。2010年10月，在馬某某的介紹下，高某某、馬某某二人以宏成公司的名義與三河市某公司有限公司洽談三河地塊轉讓事宜。高某某利用自己受聘擔任宏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未經宏成公司董事會議同意，未解除與華澤遠公司所簽訂的相關協議的情況下，隱瞞曾與華澤遠公司簽訂相關協議的真實內容、收受華澤遠公司給付的2000萬元轉讓款及宏成公司股權變更、啟用新公章等情況，于2010年11月15日、17日以宏成公司名義與某某公司簽訂了《合同權利轉讓合同書》及《<合同權利轉讓合同書>補充協議》，將三河地塊的土地使用權的合同權利以1.24億元的價格轉讓，高某某在合同書上加蓋了自己手中私留的宏成公司已作廢的公章。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高某某、馬某某二人分多筆收取某某公司支付的1.04835億元轉讓款用于償還債務及個人使用，其中高某某收受5541.75萬元，馬某某收受4941.75萬元。
【移送意見】
唐山市公安機關認為：犯罪嫌疑人高某某在將“三河地塊”使用權轉讓給華澤遠公司后，伙同犯罪嫌疑人馬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隱瞞曾與華澤遠公司簽訂相關協議的真實內容及宏成公司已變更股權、啟用新公章等事實真相，以宏成公司名義又與某某公司簽訂了同一宗土地的使用權的合同權利轉讓合同，騙取了某某公司1.04835億元的轉讓款。同時犯罪嫌疑人高某某采取欺騙、隱瞞宏成公司股東會的手段，將權屬宏成公司價值2.8億余元的土地以低價擅自處分，造成宏成公司對該塊土地實際占有權益的喪失。其行為已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涉嫌合同詐騙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條規定，將此案移送審查起訴。
【專家評判】本案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馬某某的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犯罪，公安機關的對案件定性錯誤，查辦案件中遺漏或隱匿了重要事實，以下問題需要慎重考量：①、馮某某與高某某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的法律性質是質押？還是轉讓股權？②、如果是質押擔保性質的轉讓登記，則馮某某是否有權享受“宏成公司”的實體權益？③、華澤遠公司向宏成公司交納首付款2000萬元，究竟是購地首付款？還是股權轉讓款？④、馮某某僅付2000萬首付款，能否享有涉案土地的整體權益？其提出并通過私下委托評估的2.8億元經濟損失是否該由行為人承擔？是否屬于合同詐騙罪的數額標的范圍？⑤、本案同一事實先后在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程序中，馮某某曾向廊坊市公安局報案，立案查辦后不認為是犯罪，既有廊坊市公安局的立案手續，又有唐山市公安局的立案手續，兩地公安機關之間沒有移送手續，案件來源記錄都是馮某某先后到兩地報案，一案兩報一訴的情況下，唐山市公安局立案偵查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⑥、公安機關有罪指控的證據體系中能夠證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具體證據和事實是哪些？⑦、本案先后出現三份不同主體之間的合同即：馮某某與高某某之間的《股權轉讓合同》；華澤遠與宏成公司之間的《土地轉讓合同》；宏成公司與某公司公司之間的《土地轉讓合同》，哪一份合同屬于被利用詐騙的合同？《刑法》第224條中規定的“對方當事人”在本案中的具體指向對象？⑧、宏成公司與華澤遠公司訂立土地使用權轉讓協議時，高某某向華澤遠公司提供了抵押，高某某向某某轉讓土地是否具備“非法占有”主觀要件？⑨、公安機關認為馮某某是報案人（受害人），但起訴意見書卻認定某公司是“被騙人”，某公司卻不認為自己被騙，公安局的認定是否違背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
【遺匿事實】
①、馬某某與高某某之間訂立了《合作協議》的事實，高某某向馬某某書面承諾的事實、馬某某籌資拆遷及管理平整土地的事實，證明馬連享有土地共有權。②、高某某曾委托張某協調解除合同事宜，表明行為人具有履行合同或承擔責任的客觀表現，主觀上不具有合同詐騙犯罪的故意。③、行為人提供擔保行為表明不存在非法占有的主觀要件。④、根據《公安機關辦理經濟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二章第十一條規定，公安機關發現經濟犯罪嫌疑與人民法院已經受理或作出生效判決、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實的，應當說明理由并附有關材料復印件，函告受理或作出判決、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時，通報相關的人民檢察院。第十二條規定，需要立案偵查的案件與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決、裁定的民事案件，屬于同一法律事實，如符合下無條件之一的，公安機關應當立案偵查：（一）人民法院決定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撤銷該判決、裁定的；（二）人民檢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機關立案的。
【罪與非罪】
《刑法》第224條規定了“合同詐騙罪”的五種情形，合同詐騙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客觀要件的認定問題：認定行為人是否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關鍵在于查清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也即行為人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故意制造假象使與之簽訂合同對方當事人產生錯覺，自愿地與行為人簽訂合同，從而達到騙取財物的目的，這是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犯罪在客觀方面的主要特征。認定是否具備合同詐騙罪的客觀要件方面，要區別兩種情況：一是行為人簽約時雖無實際履約能力，但簽約之前與他人訂有購買同一標的物的合同，簽約后因原訂合同的一方毀約或其他原因，致使后一個合同不能履行的，可視為有一定的合同履行能力；另一種是行為人簽約時沒有履行能力，僅僅在簽約后才去與第三方簽訂相同內容的合同，這種情況就不能認定行為人具備履約能力，通過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方法判斷嫌疑人行為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動機、目的。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問題：主觀表現于行為人出于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如果行為人主觀上沒有詐騙的故意，而是由于種種客觀原因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所欠債務無法償還的，不能以本罪論。
→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罪有許多相似之處，區別關鍵在于有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觀上考察標準是，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如果行為人表示愿意償還并承擔違約責任，說明主觀上沒有詐騙的目的，應當按合同糾紛處理。
→本案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中沒有詐騙的故意，雖然與馮某某之間的合同未能全面履行，但無證據證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能按普通民事合同糾紛處理。
→行為人在事實上隱瞞了某些事實，但并非掩蓋根本無法履行的事實，而且也并未影響對合同責任的承擔，行為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說明行為人并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不能按詐騙罪處理。
→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的誠意，行為人與馮某某訂立合同后，積極創造條件履行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時，也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賠償對方的損失，無疑是合同糾紛。行為人在違約后愿意承擔違約責任，采取“事在事有”的態度，主動承擔違約責任，沒有采取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致使對方無法追回經濟損失，說明主觀上沒有詐騙的故意，馮某某報案的主觀愿望在于通過公安的偵查想達到取得涉案土地全部轉讓款的目的，而行為人僅愿意承擔本金加損失共計3260元的約定責任。
→考察未履行合同的原因，查明未履行的原因對于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騙取財物的目的有很大作用，本案影響合同的原因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情況，偵查機關認定犯罪，缺乏主觀方面的證據，缺乏非法占有財物的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不能證明行為人收受財物后逃匿的事實。
因建設用地使用權轉讓引發糾紛，唐山市公安局立案偵辦，確系公權插手民事案件，將民案升級為刑案。從法律層面分析，馮某某取得的僅僅是民事給付請求權或債權，并非土地使用權；高某某系法定代表人，依法享有對外訂約的權利，某某訂約盡到了謹慎義務，訂約無過失，合同合法有效，更無受騙之說。從事實證據觀察，馮某某用“2000萬”變換三次，將出質前宏成公司從農行接受土地的2000余萬謀劃為質押股權，盡而將首付款2000萬演繹成宏成公司的2000余萬元地權；用股權替代地權，越過擔保界限自封宏成公司控股人。馬某某的轉讓行為發生在“馮某某、華澤遠、宏成公司、高某某”書面達成退出只得3260萬元協議后，其間的各個環節沒有詐騙事實。公安機關偵辦此案，弄錯了各方主體之間的地位關系、混淆了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交叉了股權與地權性質，放大了首付款額與實際損失，這些都是民事爭議范疇，適用民法調整，通過民事訴訟解決，偵查機關將案件升格為犯罪，顯系定性錯誤。
針對公安機關越權辦案的問題，公安部早在92年就明令禁止，禁止公安機關把不屬公安管轄的經濟糾紛、債務糾紛立為刑事案件，為一方當事人追款討債；對經濟糾紛問題，應由人民法院依法處理，公安機關不要去干預。
【毒樹之果】
實踐當中冤假錯案往往是奉命行事、放棄原則或者人為主觀推斷的結果，刑事冤假錯案給司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些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存在合理懷疑、內心不確信的案件，需要辦案者更加重視“防患于未然”做到事前諸葛亮，使潛在可能發生的冤假錯案無法形成，堅守防范冤假錯案的底線，冤假錯案一旦發生，就會極大地動搖公眾的法治信念，防止發生冤假錯案，是我們必須堅守的底線。依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到追訴，情節嚴重的，屬于徇私枉法行為。唐山市公安局的立案偵查存在違法情形，明顯違背公安部三個禁止令，檢察機關應當依據刑事訴訟法關于檢察監督職責，向公安機關發出糾正違法意見的檢察建議；根據事實、證據情況和有關法律規定，審查起訴應就案件定性、適用法律、偵查程序進行全面審查。
本案符合《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的不起訴條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01條、第403條二款、第404條（一）、（五）項規定，不能確定嫌疑人構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人民檢察院對于經過一次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且沒有退回補充偵查必要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
中央政法委出臺防止冤假錯案意見，要求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制度，堅守防止冤假錯案底線，針對執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根據現行有關法律規定，對審判環節疑罪從無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嚴格證明標準、保障辯護律師辯護權利等作了重申，并就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提出明確要求，對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處理。健全完善相關制度機制,加強監督檢查,嚴格責任追究,確保意見落實到執法司法每一個環節、每一項工作,以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不斷提高執法司法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