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靜坤 ]——(2013-8-30) / 已閱13807次
在美國，死刑案件的審理和救濟程序十分復雜，持續十數年的案件并不鮮見。被告人在州法院被判處死刑后，可以上訴到州最高法院。如果州最高法院維持原判，被告人在窮盡上訴救濟手段的情況下，還可以訴諸人身保護令這種定罪后救濟程序。
一、作為特別救濟的人身保護令程序
人身保護令程序很早就出現在普通法中，該程序與刑事程序不同，是由被告人作為申請人，監獄長作為被申請人。1789年美國《司法法》規定了初步的聯邦人身保護令程序。1867年，國會通過了州人身保護令程序，目前的聯邦人身保護令法就是以1867年法案為基礎設立的。
人身保護令程序是聯邦法院審查各州刑事程序的重要途徑，主要適用于死刑案件，因此可以被視為死刑的復核程序。由于美國實行聯邦制，因此一些人也批評聯邦法院利用該程序干預各州的司法，影響了判決的終局性。為了避免人身保護令程序在實踐中被當事人濫用，國會在1996年《反恐怖主義和有效死刑法》中對聯邦人身保護令法作出了重要修改，對申請時限、批準理由進行了限制，杜絕了連續申請，這些舉措有助于實現聯邦與各州之間司法權的平衡。
了解人身保護令程序在實踐中的具體運作，對全面把握美國的死刑程序很有裨益。需要指出的是，人身保護令程序主要涉及的是案件中的法律問題，尤其是正當程序問題。基于1996年《反恐怖主義和有效死刑法》的定位，要“將聯邦人身保護令審查作為州法院裁判合理性的復核機制”，2012年帕克監獄長訴被告人馬修斯案件（Parker v. Matthews）就是體現上述規定的教科書式的典型案例。該案例所涉及的證明責任分配，以及檢察官陳詞與正當程序的關系等問題，同樣值得認真分析。
二、案件始末
1981年6月29日凌晨1時許，馬修斯闖入與其分居的妻子馬麗妮家中，當時馬修斯的岳母克魯茲也在家中。馬修斯發現克魯茲后，持槍射中克魯茲的頭部致克魯茲死亡，然后在另一個房間發現了馬麗妮。馬修斯與馬麗妮發生了性關系，后在早晨6時許槍殺了馬麗妮。馬修斯在當天上午被抓捕歸案，當時他正準備清洗自己作案時所穿的衣服。警方還從馬修斯家后院的隱蔽位置發現了殺人工具槍支。在警察局，馬修斯拒絕就殺人行為作出供認。
大陪審團隨后對馬修斯提起謀殺罪的指控。在審判過程中，馬修斯并不否認其殺死了兩名被害人，但是辯稱自己是在極度情緒紊亂時實施的殺人行為。根據肯塔基州的法律，極度情緒紊亂時殺人將使謀殺罪降格為一級殺人罪。
針對自己的辯解，馬修斯指出，其與妻子馬麗妮不幸的婚姻，是導致其極度情緒紊亂的原因。據馬修斯供述，其與馬麗妮時分時合，二人在分居階段互相敵視，馬麗妮定期針對馬修斯申請保護令狀。案發前，馬麗妮還指控馬修斯性侵犯馬麗妮6歲的女兒，此舉導致馬修斯在監獄里呆了3個星期。同時，多名證人證實，馬麗妮總是試圖控制馬修斯，并于二人分居期間在街道上呵斥馬修斯。馬修斯的母親另證實，馬麗妮讓年幼的孩子深夜在馬修斯居住的房間外哭泣，以此來刺激馬修斯。馬修斯還提供了一份專家證言，精神病醫師李博士出庭作證指出，馬修斯自稱作案前曾經酗酒并且服用了安定和一種刺激性藥物。根據李博士的診斷，馬修斯作案時處于情緒調節紊亂狀態，即，個體在多種壓力作用下所體現出的暫時性情緒和行為紊亂，該情況可能暫時影響個體的判斷力，進而導致焦慮、緊張、抑郁甚至自殺或者傷人等癥狀。李博士認為，馬修斯是在極度情緒紊亂時實施的殺人行為。
陪審團最終認定針對馬修斯的所有指控成立，馬修斯被判處死刑。肯塔基州最高法院維持了定罪和量刑裁決，駁回了馬修斯提出的37項程序錯誤主張。對于馬修斯提出的最主要的主張，即，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其在犯罪時并未處于極度情緒紊亂的狀態。法院認為，有關馬修斯犯罪前、犯罪過程中及犯罪后相關行為的所有證據，足以支持陪審團的判決。對于馬修斯提出的檢察官在總結陳詞時存在不當行為的主張，法院未予采納，但并未就此說明理由。
馬修斯試圖在肯塔基州提起定罪后訴訟，但并未成功。最后，馬修斯根據聯邦法典第2254條的規定，向肯塔基州西部轄區的聯邦地區法院提起了人身保護令申請。馬修斯主張，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駁回其訴訟主張的行為明確違反了聯邦法律。該地區法院駁回了馬修斯的申請，不過，第六巡回法院撤銷了該地區法院的判決，并且同意對馬修斯的申請進行審查。
根據《反恐怖主義和有效死刑法》的規定，除非肯塔基州最高法院的判決違反或者不合理地適用了聯邦法律，或者基于訴訟中的證據不合理地認定了案件事實，否則第六巡回法院無權簽發人身保護令。第六巡回法院基于兩個理由認定馬修斯有權獲得人身保護令。聯邦最高法院受理該案后經審理認為，第六巡回法院的兩個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三、證明責任應當如何分配
第六巡回法院指出，肯塔基州最高法院不當地將證明極度情緒紊亂的責任轉移給馬修斯，同時控方未能排除合理懷疑地證明被告人在犯罪時并非極度情緒紊亂。根據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蓋爾訴肯塔基州（Gall v. Commonwealth (1980)）案件中的判決意見，對于馬修斯提出的其在犯罪時極度情緒紊亂的主張，應當由馬修斯承擔初步的提供證據責任。如果馬修斯提供的證據足以引起對該問題的合理懷疑，控方就需要承擔馬修斯在犯罪時并非極度情緒紊亂的證明責任。然而，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馬修斯案件中背離了上述判決意見的要求，將證明極度情緒紊亂的責任完全置于馬修斯。
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在馬修斯案件中的裁判理由，反映出第六巡回法院的上述意見有一定的依據。例如，該州法院指出，馬修斯已經提供了其犯罪時極度情緒紊亂的大量證據，然而法院認為馬修斯所提供的證據并不足信，并未指出上述證據未能產生合理懷疑，進而駁回了馬修斯所提出的指控證據不足的主張。該州法院還認為，法院在威爾曼訴肯塔基州（Wellman v. Commonwealth(1985)）案件中已經指出，被告人沒有極度情緒紊亂并非謀殺罪的構成要件，因此，控方無需對該問題提供確定的證明。在第六巡回法院看來，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基于威爾曼案件有關被告人極度情緒紊亂問題的處理原則來審查馬修斯的上訴理由，違背了正當程序的要求，因為這種做法回溯性地適用了已經被修改的肯塔基州有關殺人罪的法律。
如果肯塔基州最高法院最初對證據的評估以及援引威爾曼判例的做法是駁回馬修斯主張的唯一理由，那么，上述做法的確值得質疑。不過，該案的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肯塔基州最高法院指出，審判法院對極度情緒紊亂問題的指示是適當的，同時，在案證據能夠支持陪審團對殺人事實的裁決。審判法院對陪審團的指示要求陪審團排除合理懷疑地認定馬修斯并非在極度情緒紊亂時實施犯罪行為。該案被提交給陪審團評議時，證明責任是置于控訴方的，陪審團了解證明責任的分配。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還認為，現有證據足以支持陪審團的裁決。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基于上述理由足以駁回馬修斯的主張。
第六巡回法院還對現有證據支持馬修斯不存在極度情緒紊亂的結論提出了質疑。顯然，在法庭上基于訴訟證據得出事實結論，這是陪審團而非法院的職責范圍。因此，除非州法院的判決明顯不合理，否則，即使該判決無視被告人對指控提出的有效質疑，也不能基于聯邦人身保護令予以撤銷。
可見，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駁回馬修斯有關證明責任問題的主張，是本案聯邦人身保護令訴訟的關鍵所在。第六巡回法院注意到，李博士的意見認為，馬修斯實施殺人行為時處于極度情緒紊亂的影響之下，并且在交叉詢問階段并未撤回該意見。
不過，該案中也有其他證據不利于馬修斯。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專門指出，馬修斯提出的犯罪時極度情緒紊亂的主張與整個犯罪經過并不吻合。具體包括馬修斯在作案當天借錢購買涉案槍支，在購槍之后等待數個小時才去馬麗妮家；在殺死馬麗妮的母親后數小時才殺死馬麗妮，等等。此外，馬修斯在作案后的行為也與其上述主張不符，包括馬修斯有步驟地藏匿槍支并清洗作案時所穿的衣物，隨后向警方作出虛假供述，等等。由于李博士主張，馬修斯的犯罪預謀及其對作案過程的明知，與其在極度情緒紊亂的影響下作案這一點并不矛盾，因此，第六巡回法院并未重視上述證據。不過，專家證言并不必然準確，陪審員們可以基于各自對情緒紊亂的常識性理解來審查判斷李博士的證言是否可靠。聯邦最高法院據此認為，第六巡回法院直接作出有利于李博士證言的認定，這種做法超出了自己的權限范圍。更為重要的是，第六巡回法院并未考慮到，陪審團可能認為李博士所描述的癥狀并不足以基于肯塔基州的法律將謀殺罪降格為一級殺人罪，因為李博士曾經指出，許多人都面臨壓力和焦慮，或者面臨著情緒紊亂的影響，但是顯而易見，只有極少數人實施了殺人行為。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考慮到馬修斯的精神狀態與其行為的合理性之間存在著內在關系，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將極度情緒紊亂問題交由陪審團作出裁決并沒有明顯的錯誤，第六巡回法院有關證明責任分配問題的裁判意見缺乏法律依據。
四、檢察官陳詞與正當程序的要求
第六巡回法院的第二個理由是，檢察官的總結陳詞違反了正當程序的要求。該案中，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駁回了馬修斯提出的檢察官在總結陳詞時存在不當行為的主張，但并未加以分析。第六巡回法院基于《反恐怖主義和有效死刑法》的要求，據此對肯塔基州法院的裁決進行審查。有關該問題的法律依據，主要是指達登訴維恩懷特（Darden v. Wainwright(1986)）案件的判決意見，即，只有當檢察官的陳詞影響到審判的公正性，因而導致定罪違反正當程序時，才能認為該陳詞違反憲法。
第六巡回法院指出，檢察官暗示馬修斯與其律師和專家證人李博士相互串通，編造了馬修斯犯罪時極度情緒紊亂的辯護理由。不過從檢察官的庭審陳詞內容看，檢察官曾明確指出，其并非暗示馬修斯與其律師和專家互相串通，因此，第六巡回法院認為檢察官的總結陳詞違反正當程序缺乏依據。實際上，檢察官的陳詞只是表明，馬修斯可能在會見李博士期間有意識地夸大其情緒紊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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