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璞 ]——(2013-9-16) / 已閱11993次
散布行為只需達到不特定或多數人“能認識的狀態”，即滿足犯罪構成，不需其事實上知悉或繼續傳播這種虛偽事實，亦不需必然對受害人造成嚴重的后果，甚至受害人可能根本不知曉，行為人亦構成犯罪。原因在于：其一，他人之毀損名譽、侮辱的行為未必給被害人的內部名譽和名譽感情帶來實際的損害，而僅僅降低的是社會對其個人價值之評價；其二，法院要判斷其內部名譽及感情是否在事實上受到損害，亦相當困難；其三，比較法上，多國亦不要求第三人成功知悉或對被害人造成嚴重后果。如《日本刑法典》第230條規定，公然指摘事實，毀損他人名譽的，不問事實有無、后果如何，即構罪處刑。因此，誹謗罪不需對被害人的名譽造成事實上的嚴重損害，而只需有現實緊迫的損害之虞即可。
《解釋》第2條第1項，點擊、瀏覽或轉發的動詞表述，即存在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嫌疑，這多為互聯網用語，而不通行于各類信息網絡；再者，點擊、瀏覽或轉發，說明相對人或第三人已經知悉或知悉且實施了再傳播，而互聯網和手機上，很多信息是不需要實施這三個行為即可知曉的。《解釋》將“能夠”置換成“已然”，將“危險”以“后果”替代，人為的提高了誹謗罪的入罪標準。
（四）公眾人物與一般民眾、公益與私益的區分
《解釋》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公民的言論自由空間會大大縮小，尤其是民眾關于公眾人物的言論表達和對政府、公職人員的監督將受限制。筆者認為，實則不然。因此，我們有必要討論在誹謗罪中，誹謗對象為公眾人物或一般民眾，行為是出于公益與私益的區分，從而決定對其是否應平等對待，還是應辯證分析而有所不同。
我國臺灣及日本刑法學界認為，毀損名譽的行為，經認定是與公共利害有關的事實，且其目的是純出于公益的，或者是與公務員或基于公選的公務員候選人有關的事實時，則應判斷事實的真偽，如證明其為真實時，不處罰。“所謂證明其為真實，并不要求要達到與事實分毫不差的程度，而是指只要不喪失事實的統一性即可，”即只要在本質上能證明是真實的即可。 筆者認為，此處的統一性或本質上真實，理解為只要散布的事實與最終或本來的事實具有性質上的一致性即可，也許僅是冰山一角或剛剛著手，也不應認定為虛偽。而且對于此兩種情形，應該區分散布的事實內容、性質以及對象。
我國刑法之誹謗罪，行為對象為自然人而非行政機關，因而對個人之人身權利必生妨害，而不應像行使監督權那樣過于寬松；同時，考慮到行為人畢竟是出于公益而非私益，利于多數人或社會之福利，不應過多責難。因而，出于公益散布事實，查證真實者，無罪；出于公益而為誹謗者，已然構罪；但經查實，確非為私益，可以酌情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公眾人物，公共性很強，動輒見諸報端、網頁或廣電節目等，其關注的不僅僅是個人形象和聲譽，更是巨大的經濟或政治利益，因而其批評、緋聞或誤傳本就不少；不過，公眾人物與一般民眾無異，法律上之人格一律平等，應受法律同等之保護；再者，批評監督和誹謗，是性質截然不同的兩個事情。因而，盡管行為對象是公眾人物或公務人員，在誹謗罪的構成上，亦不應有任何松動，散布與公共利害有關之事實，無論其是否出于公益，查證真實者，無罪；若為誹謗，當構罪，但應當酌情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五）特殊主體的行為阻卻違法性
有些虛偽事實的散布，可能完全符合誹謗罪的構成，但由于其具有阻卻違法的事由，而不應以犯罪論。例如在法庭上辯護人的辯護和證人的證言，常有觸及他人名譽的時候，考慮到沖突義務之承擔；在全國和地方議會上，議員對政府官員進行政治上、行政上的責難，考慮到特殊之職權和地位；對藝術的、學術的事跡進行公正地評價，為自由及科學之必要，均不宜委以本罪。對此，我國臺灣地區“刑法典”予以了較為全面的規定，如其第327條：“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于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于中央及地方之議會，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 我國刑法及《解釋》均未對此作出明確之規定，以上分析希望可作借鑒。
結語
《解釋》為誹謗犯罪提供了更為明確具體的法律依據，但是在行為對象、捏造與散布行為的性質、散布行為的效果和后果、公眾人物與一般民眾、公益與私益、特殊主體的合法行為等界定和區分上，或未提及，或較模糊，仍需進一步思考和完善，筆者就此提出了一些觀點和分析，以期可以為誹謗罪的正確適用提供合理參考，依法打擊誹謗犯罪，同時保障公民正當表達自由。
參考文獻
1 馬俊駒、余延滿著：《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
2 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版；
3 [德]卡爾•拉倫茨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9月版；
4 楊仁壽著：《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
5 [日]木村龜二主編，顧肖榮、鄭樹周等譯：《刑法學詞典》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3月版。
6 王寵惠屬稿：《中華民國刑法》中國方正出版社，2006年7月版；
7 莊敬華、徐久生著：《德國刑法典》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1月版。
注釋
1 參見馬俊駒、余延滿著：《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107頁；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821頁。
2 參見[德]卡爾•拉倫茨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9月版，第152頁。
3 [日]木村龜二主編，顧肖榮、鄭樹周等譯：《刑法學詞典》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3月版，第661頁。
4 誹韓案，指1976年10月間，郭壽華在“潮州文獻”第二卷第四期發表“韓文公、蘇東坡給與潮州后人的觀感”一文，其中指稱韓愈于潮州染風流病，后因硫磺中毒而亡，引起韓愈之第三十九代直系血親韓思道不滿，隨后訴至臺北地方法院，臺北地方法院判決郭壽華誹謗已死之人，處罰金三百元。參見楊仁壽著：《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7頁。
5 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823頁。
6 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7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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