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光旭 ]——(2013-10-22) / 已閱10590次
《解釋》第2條第1項和第5項中，在相關公共場所或由相關職能部門“采取緊急疏散措施”或“采取緊急應對措施”的規定需要確立相關配套制度。此兩款的規定看似相具體，類舉了特定場所和特定部門，同時說明了采取措施的類型和方式。但在何種情況和條件下才應采取緊急措施呢？是不是只要一有恐怖信息出現則采取緊急措施，或者是否應有緊急措施的級別和范圍區分。
筆者認為，應該建立與此相關的配套制度或規定，明確采取緊急措施的具體條件和主體權責。原因如下：一是在這些場所，由這些部門采取的緊急應對措施，動輒耗費巨大，影響廣泛；二是若無配套制度和規定，措施實施部門則有很大裁量權，存在越位和缺位之危險，建立配套制度既是依法行政之責，也是公共管理高效便民之須；三是利于明確公共服務部門和公民之權責，理清相互之權利義務關系，在公民自由和公共權力之間尋求符合現代法治之平衡；四是行政管理中不加辨別的采取緊急措施，勢必導致刑法上此罪認定擴大化的可能；五是利于明確犯罪構成之客觀方面的規范，合于罪刑法定原則和刑法謙抑性之要求。
因此，《解釋》不僅是對虛假恐怖信息犯罪規范的進一步細化，更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充分堅持，也倒逼行政和緊急應對部門相關配套制度、法規的制定和完善，從而利于公共服務質量之提高，公共管理行為之合法，依法治國整體之推進。
（3）入罪規范需進一步充分理解以無礙適用
《解釋》第2條關乎行為之入罪出罪，因而理解上尤須謹慎全面，否則有礙適用。在第2至4項中，筆者認為應注意三點：
其一，第2項規定，影響航空器、列車、船舶等大型客運交通工具正常運行的，應該入罪。應明確者：1.其明確“大型客運交通工具”，因而影響客車的暫不能入罪，影響大型貨運工具的亦不能入罪。但若嚴重影響公共交通，造成交通擁堵，或造成嚴重交通事故的，是否構成此罪，或構成此罪與他罪之想象競合？應進一步考慮；2.對于客貨兩運的大型交通工具，應根據實際運輸情況具體認定；3.對于大型客運交通工具采取返航、備降、中斷、停運等措施的具體條件，與前述緊急措施之采取存在同樣的問題，需相關配套制度之輔助。
其二，第3項規定，致使國家機關、學校、醫院、廠礦企業等單位的工作、生產、經營、教學、科研等活動中斷的，亦應入罪。筆者認為，此處規定應不局限于上述所列幾種機關單位，而包括一切公共管理或服務單位、組織、社會團體，以及生產經營的公司或企業，或與之具有一定類似性的非第1項所列的大型活動，如露天文藝晚會、選舉大會等。因為，從刑法該罪設定之目的及其他公共單位之生產、工作秩序的同質性上看，該項并無二致。
其三，第4項規定，造成行政村或社區居民生活秩序嚴重混亂的，也達構罪標準。該項規定明確了對居民生活秩序之影響，未忽視農村社會安全之現狀，較為具體明確，意義重大。但仍應思考者：規定從行政范圍上界定，具有一定之合理性，但這種影響往往不是規則的在一定行政范圍內擴展，而是根據自然地域或居民聚集狀況而自然擴張，因而僅從行政范圍上考慮，是否真正利于具體案件處理，能否實現罪刑適當仍是問題。《解釋》第3條第4項和第4條第3項的適用中，存在同樣的顧慮。
四、《解釋》明確入罪、從重和升格刑罰之具體條件區分
《解釋》第2、3、4條分別規定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之入罪標準，應當從重處罰之情節，以及造成嚴重后果應該刑罰升格的具體情形，使得該罪不僅入罪標準統一，罪與非罪界限清晰，而且罪輕罪重、刑罰等級明確，形成了該罪完整的犯罪構成和刑罰體系。可見，《解釋》條文雖少，卻五臟俱全，該罪之客觀方面規定條分縷析、嚴謹審慎、謙抑得體。三條中需要思考的問題，除前述已經分析的之外，另有三點：
其一，行為要件滿足而危害后果不足者不構罪或不處罰。若前述所言，該罪是結果犯，因而對于這些虛假恐怖信息，不僅僅是存在傳播之緊迫可能性和現實危險性，而且事實上確實已經通過一定的方式和載體傳播出去，造成了一定范圍的公眾知曉，引起了一定范圍的社會恐慌，從而嚴重的擾亂了良好社會秩序，甚至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后果。《解釋》第2條所述之“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后果是其構成犯罪之必要，第3條規定之情形是其從重處罰之法定情節，第4條之“造成嚴重后果”是加重處罰之必要條件。因此，如果行為人還未實施捏造和傳播行為，而是以實施此行為為威脅，不可能構成本罪，如單純的脅迫、恐嚇行為；如果行為人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后，及時采取措施，有效防止了其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被傳播，未擾亂社會秩序的，即不應作犯罪處理；如果已經傳播，擾亂了社會秩序，但積極采取挽救措施，沒有造成從重或加重處罰之情形時，即不應從重或加重處罰。
其二，第3條第2項規定，多次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的，應該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圍內酌情從重處罰。該項規定中，可能存在問題或爭議最大的就在“多次”之認定。筆者就此，有四點認識：一者，此處的“多次”，按照刑法之一般原理和新聞發言人之解釋，顯指三次及三次以上，且這三次都必須是造成了刑法上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后果，對于只受過行政處罰或符合犯罪構成之結果不足三次者，不可從重；二者，編造后傳播、放任他人傳播，或者明智而故意傳播，二罪行為擇一即可，無需三次均為同一行為；三者，對于此處“多次”行為之認定，沒有時間限定，在任何時候只要構成規范之“多次”，即應從重處罰；四者，此處構成“多次”與刑法中之累犯不同，但若此規定與累犯之情形重合時，不可雙重加重，擇一適用應更為合理。
其三，第3條第3項和第4條第2項將直接經濟損失之額度亦作為行為后果嚴重程度之評價標準，具有合理性、現實性和可操作性，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不過，為不違背該規定之初衷，對于直接經濟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應嚴格區分，同時對于經濟損失之評估計算，尤應審慎。應有明確之標準和方法，且不應由被害人單方評估，而應由法院委托相關司法鑒定評估機構進行評估，被告人有提出異議、要求復評和舉證質證之權。
五、“虛假恐怖信息”概念界定需要全面解讀
《解釋》與前不久剛出臺的利用信息網絡事實誹謗等犯罪的司法解釋一樣，都將涉及的主要概念進行了明確界定，是刑事立法的重大進步。《解釋》規定，“虛假恐怖信息”是指以發生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劫持航空器威脅、重大災情、重大疫情等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的事件為內容，可能引起社會恐慌或者公共安全危機的不真實信息。這一界定，筆者有如下認識：
其一，我們需要明確“虛假”。《解釋》說“虛假”即“不真實”。但何為刑法（進一步說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上的虛假或不真實？其是必須完全的百分百虛假，或者只要一點虛假即可，或者虛假的程度和部分必須達到充分的比例？是特定行為人主觀認識上的虛假，還是客觀事實上的虛假？或者說還是一般人主觀認識上或客觀事實上的虛假？筆者認為，此處的“虛假”應從其反面，即“真實”的理解入手。關于傳播散布虛偽事實和信息的虛假程度，日本刑法學者認為所謂證明其為真實，并不要求要達到與事實分毫不差的程度，而是指只要不喪失事實的統一性即可，即只要在本質上能證明是真實的即可。[6]此標準既是出罪之界，亦是入罪之限。因而，筆者認為此處的虛假或不真實應是排除統一性或本質上真實之外的虛假，冰山一角或鳳毛麟角的編造或修改，不應認定為不真實。
其二，何為“恐怖”？“恐怖”的字面意思是“因可怕而畏懼”。在心理學上，是指人或動物面對現實的或想象中的危險、自己厭惡的事物等產生的處于驚慌與緊急的狀態。在刑法上，對其作了縮小解釋，即可能引起社會恐慌或者公共安全危機，對其事件范圍和感受主體等都作了限縮。
其三，抽象解釋抽象，會更抽象。刑法中，對抽象概念的采用應該審慎，對抽象概念進行解釋的解釋尤應如此，不宜言而不定，不宜過分寬泛。《解釋》中出現的直接經濟損失、國家重大活動等概念，應該明確。直接經濟損失是采經濟學上的一般運用，還是刑法學上有特別要求；奧運會、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屬于國家重大活動，那么省級人大、省級運動會、各級行政首長基層調研是否屬于呢？
結論
“法律適用的關鍵在于法律解釋，法律解釋不正確，最后必然導致法律適用不當。”[7]最高司法機關為將刑法有關虛假恐怖信息犯罪的規范條文，轉化到足夠具體而適宜刑事法官判斷案件事實的規范形式，出臺了《解釋》，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認定提供了更為明確具體的法律依據，意義重大。不過，為不使刑事法官在往返穿梭于案件事實與規范條文之間，將案件事實涵攝于法律描述的構成要件之下出現偏差，仍需我們進一步思考《解釋》的充分理解和準確適用。筆者就此提出了一些觀點，以期拋磚引玉，為《解釋》的全面理解和該罪的正確認定提供合理參考，依法打擊虛假恐怖信息犯罪，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和信息網絡環境，同時保障公民的人身財產權益和正當言論自由。
注釋：
[1]《恐怖信息致航班備降，判王某5年賠28.8萬元》載中國民航網，http://editor.caacnews.com.cn/show/9show10.asp?id=231180，2013年10月3日訪問。
[2]參見馬克昌主編：《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505頁；孫國祥主編：《刑法學》科學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558——559頁；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932頁。
[3]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原理（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19頁。
[4]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9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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