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劍兵 ]——(2004-1-23) / 已閱24769次
為“田文昌”辯護
——從“劉涌之死”說起
作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梁劍兵
劉涌死了，關于劉涌一案的“網憤”暫告平息。
但是，另一種“憤怒”又隨之而起。這次，憤怒的對象是號稱“天下第一辯護高手”的京都大律師田文昌，還捎帶上了14位法學家。按照某些網友的“聲討檄文”，此15人的罪名主要有：“敗類”、“罪人”、“黑社會的幫兇”、“倒掉的法學家！”……等等。
看到這種憤怒，本人心里實在有些不爽。于是，想在這里寫一些為“田文昌”辯護的文字，隨大家反駁或者支持吧。
開辯之先，聲明兩點：
一、我所辯護的對象，是加引號的“田文昌”。
這個引號，我有如下的講究：一來，不是指田文昌一個人，而是包括田大律師在內的15個人。二來，我所要辯護的對象，不是人本身，而是該15人的行為。三來，“田文昌”更指一種需要為之辯護的觀念和思想。
二、我辯護的基本立場，是客觀主義的。
首先，我理解、也同情網友對“田文昌”的憤怒，因為我也有過和大家相同的、追求正義的一般性的情感。
但是，我更為這種“憤怒”的深處所體現的“盲目的正義情感”感到恐慌。害怕這種非理性的情感最終會演變成為“多數人的暴力”，乃至于毀壞法治,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我們不應該忘記。而這種恐慌，便是驅使我寫這些文字的最主要的內心驅動力。
其次，我雖然贊成“田文昌”的行為，以及那行為背后的思想。但是我不贊成他們表達自己思想時所使用的語言和方式以及場合。因為，當羊披上了作為形式的“狼皮”的時候，是很容易被誤認為狼的。
閑話少敘，言歸正傳。
第一個觀點，我不贊成個別網友對“田文昌”的那種憤慨。
魯迅有話：辱罵不是戰斗。
國人在表達義憤的時候，往往不喜歡用理性和科學的方法分析被指責者在行為上的錯處，而是采取“撕掉他的畫皮”之方法，貶損其人格、侮辱其人身或者尊親屬，這實在是一種讓人無法忍受的陋習。
法學家在我國科學家中的地位向來不高，且背負著設計國家法治藍圖的重任，其所追求的是國家和社會的繁榮與進步。即使，其行為不當，也應理性分析和批評，進行是否正當與合理的評價。辱之罵之，再施以“黑社會的幫兇”之罪名，然后幸災樂禍于法學家的“倒掉”，這樣，在口舌上倒是痛快了，卻會導致老百姓對法學家盲目的痛恨，進而發生連鎖反應，更痛恨法學家所代表的先進思想，視其思想如洪水猛獸。想當年，戊戌變法的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頭的時候，京城百姓萬人空巷齊聲唾罵，乃至于改革家人頭落地，百姓萬眾歡呼，腐敗顢頇的慈禧太后的威望達到顛峰。此中教訓，我們還不應當記取嗎？
第二個觀點，制度和規矩比什么都重要。
網友所集中火力猛烈攻擊的，是“田文昌”的“程序正義論”和“維護人權論”。
這兩個東西，是在我國實現法治社會的的兩件工具。說起它的大道理來，稍微具有法學常識的人都得承認那是好東西�？墒�，如果這樣的好東西被劉涌這樣的“壞蛋”所用，國人便會覺得，好象兩朵美麗無比的鮮花插到了一堆惡臭無比的牛糞上，又好似珍貴如黃金的盤尼西林沒有被用來診治英勇殺敵的戰士，反而被用在了敵方士兵的身上，由此所產生的憤怒——對那醫生或者是盤尼西林本身的憤怒——隨你拿什么辭藻來比喻都不會過分的。這種憤怒，在一邊倒的輿論的推動之下，恰如被狂風推著亂跑的波濤，劈頭蓋臉的向“田文昌”席卷過去。
面對這種憤怒，法學家門沒有及時的變換表達思想的用語，對先進的好東西作出合理的解釋與說明，反而舉起了一面更容易被輿論和民眾誤解的盾牌進行抵抗，那就是“壞蛋也有人權”。鄙人認為，這句話就是那張“披在羊身上的狼皮”了！須要知道，這句話如果在美國或者其他西方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里說，也許多數人都會投贊成票，或無所謂。但是，在不具有理性和科學傳統的中國社會講出來，十個人倒會有九個人想去唾膽敢講這話的人一臉口水，信不信由你……
近代以來，中國的事情老是辦不好，社會動蕩、官僚腐敗、百姓潦倒，最大、最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什么都可以很重要，惟獨制度和規矩不重要。制度也罷規矩也罷，就象個受氣的小媳婦，不論是誰都可以利用她、欺負她，都可以強奸她或者拿她做遮羞布或者擋箭牌。當規矩合乎自己利益和心思的時候，誰都高舉著規矩的大旗，把規矩抬舉到九天之上。當規矩不合乎自己的利益和心思的時候，誰都可以把規矩踩到自己腳下的污泥里，或者打進18層地獄。官員固然會這么做，老百姓也不例外，只是苦了那些堅持規矩癡心不改的個別人去當照鏡子的豬八戒。
其實，用最簡單的話來說，人權就是人所享有的法律上的權利，從制度和規矩的角度來看，人權就是凡是人都無一例外可以平等享有的權利，而不論他是好人還是壞人。比如劉涌，即使罪大該死，我們也沒有道理將他千刀萬剮，而是注射毒藥取他性命，這實際上也是劉涌所享有的一種人權。咱們國家的法律，從來都沒有說過“法律面前好人平等”這樣的話。咱們的法律是這樣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里的“人人”，是不分好人壞人的。任何被懷疑犯罪的人，不管他（或者她）是不是好人或者壞人，都享有同樣的、不受刑訊逼供的人權，——這，就是咱們國家法律上的規矩。所以，羊就是羊，不管它披著什么皮，都不影響羊的本質，這才是正理。
問題的關鍵在于，要讓老百姓知道，法律和制度永遠是咱們最重要的規矩。我們不能因為反感劉涌這個人，就壞了咱們的規矩，規矩才是頭等重要的事情！劉涌死不死是小事，規矩不能被破壞才是大事情。如果說，因為一個劉涌，就可以毀壞國家的法度和規矩，就好比是為打死一只老鼠而砸壞了瓷器店里的所有瓷器一樣，那就太不值得啦！
第三個觀點，律師是個挑夫。
田文昌（這個田文昌沒有加引號，說的便是田大律師本人了），曾經提出一個問題：律師究竟是個什么東西？
竊以為，田大律師這問題問的真有些驚天地、泣鬼神的意思，值得咱們大家伙好好的考慮考慮。
從歷史上看，打從咱們國家有律師的那一天起，在眾人的眼里，律師似乎就不是個什么好東西。
我國律師的祖師爺，名叫士榮，是春秋時衛國的一個大夫。公元前632年，衛國的統治者衛侯和他的侄子打官司，侄子控告叔叔謀殺叔武，衛侯派他的屬下士榮先生做自己的辯護律師。承辦此案的“法官”是當時的超級大國晉國的國君晉文公先生。審理的結果，衛侯輸了官司，被晉文公先生砍了腦袋，同時被砍腦袋的，還有士榮先生。殺士榮先生的理由很簡單：為壞蛋辯護的人也不是什么好東西，一起殺了算啦。
2500多年后，公元1957年，反右運動，每個單位發幾個右派名額供大家“選舉”，其比例大體是5%（因為毛主席說：95%的干部和群眾都是好人）。當右派名額發放到律師行業的時候，5%的比例變成了100%。結果，當時咱們國家的大概兩千多位律師，不分男女老少，無一漏網，通通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批發到了監獄。理由也很簡單：為階級敵人辯護的人不當右派誰當右派�。�
又過了20多年，1983年，我也做律師，在法庭上做辯護人，公訴人辯論不過鄙人時，經常使出“殺手锏”質問我：你為什么要為階級敵人辯護？你為什么和壞人合穿一條褲子？對這種質問，我無法回答，并且噤若寒蟬。
再過20年，2003年，我還是律師，也給大學生上課。課間，經常有莘莘學子遞紙條問我：老師，您為罪大惡極的罪犯辯護，為他開脫罪責，你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嗎？面對他們的質問，我也做若干的解釋，但總不能使自己的學生消除那清澈如水眼睛里狐疑的目光……
如果大家都一直這么看待律師，那咱們國家的律師還有活路嗎？
其實，我覺得，律師就象是一個挑夫，一頭挑著他的服務對象的合法權益，一頭挑著咱們國家的制度和規矩。
從前一頭看，國家的規矩要求律師只能為被懷疑犯罪的人進行辯解，如果田大律師在法庭上不但不為劉涌辯護，反倒說一些要求法院重判劉涌的話，那他就根本違反了國家的規矩和制度。
從后一頭看，律師只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而不維護被告人的非法權益，要維護合法權益，就必須對侵犯被告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例如刑訊逼供行為）提出控告和申辯，否則，他也違反咱們國家的規矩和制度。
不管是前一頭還是后一頭，兩頭都要同樣重要，否則，這個挑夫就干不好。
第四個觀點，法學家提交意見書的行為具有神圣的正當性。
我這個觀點，恐怕是14位法學家自己也沒有想過的，或者是雖然想過，卻沒有勇氣大聲說出來的。
激起網友強烈“義憤”的，乃是14位法學家向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提交那份《法律意見書》的行為，表達這種“義憤”的代表作品，是一篇署名“我是風”的網友的文章《專家該歸何處？》于2003年9月5日發表在中國法院互連網上。為避免斷章取義的毛病，好在這篇奇文的字數也不多，所以我想把這文章全文抄錄如下，請各位朋友耐心地先閱讀品味一番。
近日讀了中國法院網法治論壇網友偏居一隅《專家法律意見書該歸何處》一文后，頗有同感。但思考之余，覺得似乎美中不足。意見書只是一件物質載體而已，制作然后投遞它的，是那些“專家”們。所以，恐怕更合理的問題是“專家應把法律意見書投向何處？”。而我認為，這個問題實際就是在問：“專家該歸何處？”
在法治進程中，專家的作用無庸置疑非常重要，他們的理論可能為法治實踐指導方向，構建體系，營造氛圍。以法院的司改為例，他們的貢獻就非常大。在這樣的環境下，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開始關注并積極參與司法實踐，這無疑也是中國司法的幸運（抑或不幸？）。然而，專家應當怎樣參與司法實踐呢？有些專家對此也有所自覺，還討論過“學者的使命”這樣極其重要的命題。
但是，在劉涌案中，學者是基于使命參與司法實踐的嗎？他們是否參加了庭審？是否審閱了控辨雙方的證據？是否聽取了受害人的陳述或被告人的辯解？但十多名專家竟然取得了驚人的一致（恐怕比陪審團的效率要高很多了吧），然后出具了共同署名的意見書。的確，他們的法律功底比我們的法官深厚，法學知識比我們的法官淵博，所以他們說：這個案子有問題（還好，他們沒有說：這案子該怎么判）！可他們在得出這樣結論之前，是否問過自己：“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誠然，專家可以著書立說，反對刑訊逼供；可以去當律師或法律工作者，運用并檢驗自己的理論（附帶找點稀飯錢）；可以參與立法討論，為制約和引導司法出謀劃策。但是，絕不能在一起尚未終審的案件中，向具體辦案的司法機關指手劃腳！以他們的身份地位和名氣資歷（或許，承辦法院中還有他們的弟子呢），承辦的法院和法官能不受到影響？
專家們一方面呼吁和要求法官不要受到社會輿論壓力的干擾，然而在本案中，他們卻有意或是無意地制造了對司法機關更大的壓力：學術壓力，身份壓力，輿論壓力，名氣壓力。然后若無其事、一本正經地說，這是法治的要求、人權的保障！
我不知道他們的意見書是否理由充足，也不知道法院改判得是否正確。但我知道，“專家”對這場劉涌案討論起了始作俑者的作用，而且頗有些不安分守己擺不正自身位置的滑稽。同時，我更想知道的是，這些專家制作這份法律意見書的動機和背景：是出于學術良心還是利益驅使，是基于正義良知還是嘩眾取寵，是維護法治還是變相施行人治，是保障人權還是保護幕后交易？
如果這些問題不好明答，我只好問：專家該歸何處？
看完這篇文章后，我首先想明確回答作者幾個問題：
一、14位專家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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