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旭 ]——(2013-11-19) / 已閱5879次
刑法修正案（八）對被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的減刑制度進行了較大的修正，尤其是對犯嚴重危及社會的暴力性犯罪分子的減刑予以了限制適用，延長其實際執行的刑期，是我國刑罰制度的重大改革。本文結合立法精神和司法實踐，對死緩犯限制減刑制度的適用進行分析，并提出完善這項制度的一些建議。
一、對死緩犯適用限制減刑的必要 “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這是我們黨和國家一貫的死刑政策。在2006年中央辦公廳轉發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于統一行使死刑案件核準權有關問題的報告》中，對這一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再次予以重申。它是寬嚴相濟基本刑事政策在死刑政策中的具體體現，其核心是減少和限制死刑，也是我國基于參與的1975年生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1984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批準通過的《關于保證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保護的保障措施》等相關國際文件，而作出的國際承諾。為了體現和落實該項刑事政策，我國刑法對死刑的適用進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性規定，例如罪行極其嚴重者才能被適用死刑，且客觀上只有該罪行的法定刑有死刑的才可以適用；我國的死刑體現出“矜老恤幼”的傳統美德，對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和審判時已滿七十五周歲的老人不適用死刑等等。然而，由于我國較為寬松的減刑、假釋等制度的存在，被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只要不是立即執行，即可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而死緩是可以適用減刑、假釋制度的，這樣一些犯有較嚴重罪行的犯罪分子比如暴力性犯罪分子，經過多次減刑或者假釋后，一般經過十幾年就可以刑滿出獄或者被假釋出獄，難以起到矯正犯罪分子的教育效果。面對死刑與死緩之間“生死兩重天”刑罰力度的巨大落差，有必要對犯有暴力性犯罪等重罪的犯罪分子予以限制減刑，刑法修正案（八）對死緩犯適用限制減刑是堅持罪行相適應的原則和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精神，糾正死刑偏重，生刑偏輕的一次大規模的刑法調整。
一是死緩犯所犯的罪行都是極其嚴重的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破壞社會治安秩序等罪行，刑法作為保護合法權益不受犯罪侵害與威脅的法律，對于這些嚴重罪行需要予以死刑的懲治，同時基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對于一些雖犯死刑但無需立即執行的犯罪分子，予以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判決。但由于這些犯罪分子自身較大的人身危險性和所犯罪行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予以限制減刑使其接受較長時間的監獄改造，這不僅有利于嚴厲打擊和懲治這些犯罪，而且是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強有力保護。
二是對死緩犯適用限制減刑有利于我國刑罰目的的實現。死緩犯都是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其判處死緩并限制減刑，使其接受較長時間的監獄改造，矯正其不良習氣促使其走上正軌，從而不能或不敢再犯罪，這樣就達到了刑法特殊預防的目的。同時，對死緩犯限制減刑可以使那些試圖鋌而走險實施嚴重犯罪的人有所畏懼、有所收斂，不敢以身試法，從而達到刑法一般預防的目的。
三是對死緩犯適用限制減刑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有利于發揮我國刑法的功能。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要求刑罰給與的處罰要結合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大小，把握罪行和罪犯各個方面的因素，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刑法修正案（八）規定的特別限制減刑的九類死緩犯都是犯有極其嚴重罪行的犯罪分子，主觀惡性較大、所犯罪行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對其予以限制減刑既充分考慮了罪犯和罪行各個方面的因素，也是對其應負刑事責任的明確，罰刑相稱，體現了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也是對罪責刑相適應這項基本原則的嚴格遵守。同時，對死緩犯適用限制減刑有利于發揮我國刑法保護法益的基本功能，刑法存在的根本理由，抑或說刑罰的目的，是通過懲罰犯罪來預防犯罪。對死緩犯限制減刑，使其在監獄內接受長時間的勞動改造，認識并反省自己的錯誤，從而痛改前非，從內心深處對之前的犯罪行為予以悔恨并以積極的行動重新做人，這樣在刑滿出獄后對于自身是一種進步，對于社會和他人的權益也是一種間接的保護。
二、死緩犯限制減刑制度的適用范圍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臺以來，針對死緩犯進行限制減刑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根據修正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50條、第78條第2款之規定，其具體內容是：對一般死緩罪犯實行普遍限制，即在死緩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期滿后減為無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現，期滿后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對九種死緩犯的減刑從嚴把握、限制適用并提高其實際執行期間，即死緩期滿后因依法減為無期徒刑的，此時，該無期徒刑執行期間，雖可繼續適用減刑，但實際執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死緩期滿后因重大立功依法減為25年有期徒刑的，實際執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 從該項條款內容可以看出，對死緩犯的限制減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裁判時在判決書中明確限制，在判決是否應限制減刑時應當注意把握：（1）對于符合“1+8”類犯罪死緩犯的減刑進行限制，不是應當或者一律限制，應當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只有對符合條件的，原則上一般予以限制。筆者認為，有下列情形，應適用限制減刑：①累犯前罪是被判處十年以上徒刑的；②累犯前罪所犯是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的；③累犯前罪數罪并罰的；④犯刑法第五十條第二款規定的八種犯罪之一，存在數罪的；⑤只有累犯或者其他八種犯罪之一情形，適用限制減刑應特別慎重，只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偏重，但判處死緩又偏輕，選擇限制減刑體現罪行相適應的；⑥其他符合限制減刑的。（2）被特別限制減刑的九類死緩犯，具體包括被判處死緩的累犯和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而被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應當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在此之外的死緩犯，一律不得適用減刑限制；（3）刑法修正案（八）所限制減刑的這些死緩犯所犯的均是重罪，犯罪分子均具有較大的人身危險性和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如果不予以較長時間的監獄改造，難以達到教育、矯正不法分子使其走上正規的社會效果的，可以考慮適用減刑限制。 二是執行刑罰時的減刑時的限制，一般死緩犯經過多次減刑后，實際執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5年，再加上之前的兩年考驗期，其實際執行不少于17年；而九類特定死緩犯雖可繼續適用減刑，但實際執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因重大立功依法減為25年有期徒刑的，其實際執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即不管犯罪分子有多大的立功表現，不管經歷幾次減刑，其實際執行刑期都不得少于22年，這體現出我國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也是對我國刑罰基本結構的不斷完善。
三、與“從舊兼從輕”原則的結合運用
“從舊兼從輕”原則是我國刑法時間效力的基本原則，刑法的時間效力主要解決的是刑法在何時生效、在何時失效以及對其生效前的行為有無追溯效力的問題。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定罪量刑應以行為時有法律的明文規定為限，行為人只能根據行為時的有效法律來預見其行為后果，對行為之后才實施的法律，原則上不能對該行為有效。但如果法律發生變更時，考慮到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我國刑法采取的是“從舊兼從輕”原則，具體內容如下：
（一）“從舊兼從輕”原則概述
1、“從舊兼從輕”原則體現了我國罪刑法定原則中“禁止事后法”的要求，這里的禁止事后法并非禁止所有的事后法，而是禁止事后重法溯及既往，這也是有利于被告人原則的體現。
2、“從舊兼從輕”原則首先要考慮的是適用舊法及行為時的法律規定，因為行為人只能根據行為時的有效法律來做出相應的行為，對于行為之后才實施的法律，行為人沒有預測義務。若法律強行以行為后的法律要求行為人，不僅有違罪刑法定原則，而且強人所難，因此我國刑事法上要求新法原則上不溯及既往。
3、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改進與完善，因此法律會經常發生變動。當新舊法規定不同時，我國的做法是適用新法的基本條件是其處罰較輕或者不認為是犯罪，這表明“從舊兼從輕”原則最主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告人的權益。所以，如果新舊法對某行為的定性處罰不一致，就看何者對被告人有利，處罰輕重的比較應當以法定刑輕重為依據。
（二）“從舊兼從輕”原則在死緩犯減刑的適用 刑法修正案（八）對一般死緩犯予以普遍限制減刑，同時對九類死緩犯的減刑予以了“從嚴把握、限制適用并提高其實際執行期間”的嚴格規定，旨在嚴厲打擊和懲治此類犯罪分子。但我國刑法除了保護國家和公民法益的功能外，還有保障人權的功能，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人權。雖然這類人犯有嚴重的罪行，但他們同樣擁有基本的人權，保障人權功能也是區分現代刑法、民主刑法與傳統刑法、專制刑法的標志。“從舊兼從輕”原則同樣是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考慮而產生的原則，因此二者有一定的共通性，對于死緩犯減刑制度來說，同樣也要堅持“從舊兼從輕”原則。 在司法實務中，有兩種情況需要二者結合適用，具體內容如下： 1、針對繼續犯和連續犯的適用 如果犯罪行為由新法生效前持續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現繼續狀態的，或者犯罪行為由新法生效前連續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現連續狀態的，對于這兩類跨法犯，新舊法都認為是犯罪的，適用新法，即使新法處罰較重，也要適用新法，但在量刑上可以酌定從輕處罰。結合對死緩犯的限制減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解釋，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生效施行，因此跨法累犯需要適用刑法修正案（八），若犯有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等八類重罪，從2011年5月1日前持續或者連續到2011年5月1日后，應適用限制減刑的規定，根據執行刑期期間重大立功的有無，經過減刑后實際執行不少于27年和22年的刑期；對于一般死緩犯，若在死緩執行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應適用新法“二年期滿以后，減為25年有期徒刑”的規定，而并非之前的“二年期滿后，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從而加大懲罰力度，對重罪罪行予以更為嚴厲的打擊。 2、新舊法對行為定性分歧時的適用 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在當時的法律看來不是犯罪，但是行為持續或者連續到新法生效以后，且新法認為該行為是犯罪的，依照“從舊兼從輕”原則的要求，應當對新法生效之后的該部分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新法生效前的行為則不作為犯罪處理。結合對死緩犯的限制減刑制度，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對于死刑緩期執行制度，從限制減刑以及提高死刑緩期執行之后的最低服刑年限的角度，實質上加重了處罰，對于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發生的犯罪行為進行限制減刑違反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因此對生效前的犯罪行為原則不應限制減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4月25日發布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時間效力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的：“被告人具有累犯情節，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極其嚴重，根據修正前刑法判處死刑緩期執行不能體現罪行相適應原則，而根據修正后刑法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同時決定限制減刑可以罰當其罪的，適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條第二款的規定。”可以在符合司法解釋規定的前提下，溯及既往，更能體現“從舊兼從輕”的精神。
四、對死緩犯限制減刑制度的完善意見
自我國刑法修正案（八）出臺后，對死緩犯的減刑予以了更為嚴厲的限制，不僅有效地防止了死緩罪犯的實際執行刑期過短，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司法貫徹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有利于增加社會公眾的安全感和接受度，可以說是我國刑事司法的一次成功的改革，但對于九類特定犯罪，哪些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對其進行限制，法律語焉不詳；與此同時，由于目前貪腐現象愈發普遍，反貪腐工作的執法難度日益加大，貪腐類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日益與嚴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是否也應同八類重罪一樣進行特別限制減刑。對此，筆者試根據以上論述對死緩犯限制減刑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議：
（一）明確九類重犯適用限制減刑的具體情形 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條的規定，是否限制減刑由人民法院裁量決定，并不是一律限制，而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此，筆者認為該條固然賦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權利，但缺乏統一的標準，實際操作性可能會大打折扣。因此，筆者認為，對于依照寬嚴相濟政策或者依照犯罪事實、情節可殺可不殺的，決定不殺判處死緩的，應當同時宣告限制減刑，因為此類情況一般都是屬于極其嚴重的犯罪，法官已經根據相應的政策和犯罪事實對其量刑予以了充分的考慮，判處死緩已然是對其的一種“從輕”處罰，但基于其犯罪的罪行嚴重性、社會危害性，理應對其限制減刑這種嚴厲的懲處，這也是遵循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需要，同時促使犯罪分子通過較長時間的監獄改造反思罪行、痛改前非，從而刑滿釋放后得以重新開始新的人生，不至于對社會和他人造成新的危害。
（二）通過立法手段，將貪腐類犯罪納入特別限制減刑的范圍 隨著現今社會的不斷發展、社會處于轉型時期，貪腐類犯罪愈演愈烈，且涉案金額不斷提高，有些巨貪貪污幾億至幾十億之多，令人嗔目結舌，而且貪腐類犯罪作案手段隱蔽化、智能化、窩案現象突出，導致反貪工作的執法難度日益加大，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已堪與嚴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一些貪污犯罪分子主觀惡性較大，貪腐持續時間長，不僅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動搖了廣大民眾對政府的信賴；而且給國家和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因此，筆者認為，對于被判處死緩的貪腐分子，理應獲得較一般死緩犯更為嚴厲的懲戒，而限制減刑作為比死緩更為嚴厲的處罰，理應適用于貪腐犯罪的犯罪分子，不僅有利于整治目前不良的社會風氣，也可以警醒很多貪腐分子的僥幸心理，讓世人認清腐敗是破壞社會秩序、阻礙經濟發展的可怕毒瘤，要像查禁毒品那樣，通過立法和司法的嚴厲手段，防治腐敗，為我國轉型時期營造一個和諧正氣的社會環境。 五、結語 死緩犯限制減刑制度是我國刑事法律一次卓越的修正，不僅有效地解決了死刑與死緩之間的巨大落差，也豐富和完善了我國刑罰的基本結構，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贊譽。只有準確把握立法精神，始終堅持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才能充分發揮這一刑罰制度的積極功能。
（作者單位：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