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剛 ]——(2013-12-2) / 已閱11597次
內容摘要：輕傷傷情介于重傷與輕微傷之間，在司法實踐中多發且復雜多樣，量刑幅度較大且緩刑、免處刑罰較多，新刑訴法對逮捕措施適用條件進一步細化，因此，在法制建設日趨完善、構建和諧社會步伐加快的新形勢下，準確把握逮捕適用條件，對輕傷案件慎用逮捕措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簡要闡述了輕傷案件慎用逮捕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在新刑訴法背景下完善逮捕必要性審查機制和具體處理方式，以供參考。
關鍵詞：新刑訴法 輕傷案件 逮捕措施
本文所述輕傷案件是指在犯罪過程中，行為人以暴力手段非法損害他人身體健康，造成被害人“組織、器官結構一定程度的損害或者部分功能障礙，尚未構成重傷又不屬于輕微傷害的損傷”的案件，這類案件既包括故意傷害致輕傷的案件，也包括妨害公務、尋釁滋事、聚眾斗毆致輕傷的案件，主要指故意傷害致輕傷的案件。然而“輕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的罪行一般并不嚴重，一般情況下所處刑罰也不重。從司法實踐看，對“輕傷案件”犯罪嫌疑人不當逮捕不僅不能有效遏制犯罪，及時化解社會矛盾，而且還會嚴重地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損害執法機關公正辦案、執法為民的形象，同時也會增加司法成本，不利于挽救和教育犯罪分子。因此我院在審查“輕傷案件”時堅持慎用逮捕措施，這既包括逮捕必要性的嚴格審查機制，也包括羈押必要性的嚴格審查。
一、司法實踐中輕傷案件的一般特點
通過對2006年以來我院受理的輕傷案件進行審查分析，發現此類案件具有以下特點：
（一）多為民間矛盾引發。這些案件多因工作、鄰里、債務、婚姻家庭糾紛引發，被害人均提起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害人的期望值重點在于得到經濟賠償，對犯罪嫌疑人給予刑事處罰的愿望并不十分強烈。民事部分調解難度較大，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在賠償數額要求上相距甚遠。雖然大部分犯罪嫌疑人的親屬為了減輕犯罪嫌疑人的罪責，使其得到從輕處罰，愿意幫助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賠償損失，但也有相當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因被逮捕羈押，擔心經濟賠償后仍要受到刑事處罰而不愿賠償，致使部分案件調解難度較大。
（二）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惡性不大，行為具有突發性。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間多因小矛盾處置不當情緒失控引發暴力沖突，雙方無積怨或積怨不深，事先均無預謀，屬偶發性犯罪，且犯罪行為影響范圍較小，社會危害性不大，案發后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會有較強的負罪感。同時，被害人一方往往有過錯，有些是爭勝好強或出言不遜，有些則是在爭執中首先使用暴力。
（三）案情簡單，量刑較輕。輕傷案件事實證據比較容易查清，犯罪嫌疑人對自己的行為往往供認不諱，多數都有回嘴表現。即使被批準逮捕并羈押，到法院審判的處刑一般較輕，多為緩刑、拘役或免予刑事處罰。此外，依照法律規定，這些案件中有一部分可由當事人以自訴方式訴至法院。
二、輕傷案件慎用逮捕措施的必要性分析，即正確適用無逮捕必要不捕符合現代司法理念及訴訟經濟原則，有利于社會穩定
（一）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準逮捕工作中原則上慎用逮捕強制措施符合人權保障的現代司法理念和我國立法精神。強制措施的目的是為了保證訴訟的正常進行，換句話說只要能保證訴訟的正常進行，采取相應的強制措施就可以，而并非一定要將犯罪嫌疑人羈押。1997《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即是只有在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害性時才適用逮捕，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適用逮捕措施有關問題的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檢察的《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和《關于依法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的意見》等司法解釋也對逮捕作出了較為嚴格的規定，所體現的立法精神就是慎捕少捕。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等相關法律中，無不體現著慎捕少捕的法律精神。這些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都是我們正確把握“逮捕必要性”的法律依據。
（二）對輕傷案件慎用逮捕措施是樹立和諧司法理念、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客觀要求。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這表明我國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和完善，標志著我國的刑罰思想由側重懲罰報應向懲罰與教育矯正并重的重大轉變，其實質就是對刑事犯罪要區別對待，既要做到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又要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既“雷霆萬鈞”又“春風化雨”，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在審查批捕工作中，我們要樹立和諧司法理念，貫徹和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要慎用逮捕措施。在司法實踐中，為了貫徹刑法的慎捕少捕的精神，河北省公檢法三家聯合出臺的《關于辦理故意傷害（輕傷）若干意見》等，是實踐中落實寬嚴相濟的輕緩刑事政策的具體舉措，對諸如輕傷案件中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險性小，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再適用逮捕措施。檢察機關的辦案人員一定要摒棄害怕不捕率高會被指責打擊不力的思想，要切實擔負起審查把關職責，發揮檢察監督的職能作用，以有效防范對公民人身自由權的侵犯，維護社會穩定，保障人權，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積極的貢獻。
（三）慎用逮捕強制措施，可以減少輕傷案件訴訟成本，減輕輕傷案件刑事賠償及超期羈押的壓力。羈押人犯就要投入相應的訴訟成本，并且訴訟投入的力量和壓力也成倍加大，也容易導致超期羈押發生。如果對一些輕微的刑事犯罪，采取取保候審等非羈押的強制措施，將會減少對羈押場所的壓力，減輕訴訟成本，使政法機關能夠更好地集中力量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對輕微刑事犯罪則可以有充足的時間來作適當的處理。此外，錯誤逮捕是引起檢察機關刑事賠償最主要的原因，而實踐中錯誤逮捕往往發生在情節較輕的刑事犯罪中，如輕傷鑒定為輕微傷或致傷原因復雜不能準確認定，贓物評估價發生變化等，如果對這些輕微刑事犯罪采取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則會從一定程度上減輕檢察機關刑事賠償的壓力。
（四）準確把握犯罪情節，慎用逮捕強制措施，立足對輕傷案件犯罪嫌疑人感化、教育和挽救基本方針，有利于化解消極因素促進社會和諧。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節，是審查有無逮捕必要的重要基礎，一般來說既是輕傷案件，犯罪性質一般都不嚴重，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大多能夠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顯然屬于無逮捕必要。對于犯罪情節較輕的輕傷案件犯罪嫌疑人，應立足于感化、教育和挽救，一般應認為無逮捕必要，采取非逮捕的措施，力爭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增加社會的和諧因素。但是對于動輒施以暴力、糾集數人、致傷多人、在重要節日實施犯罪的,以及在特定時期和一定區域內的多發性犯罪，雖然犯罪后果不嚴重，但其主觀惡性較深，社會影響惡劣，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犯罪情節相對較為嚴重的輕傷案件，如妨害公務、尋釁滋事、聚眾斗毆等，應當認為是社會危險性較大，則屬于有逮捕必要。
三、以實施新刑訴法為契機，完善逮捕必要性審查機制，建立羈押必要性審查機制與檢察環節的刑事和解制度相銜接，為輕傷案件全面慎用逮捕措施提供制度保證
針對逮捕必要性審查機制，修改后刑訴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刑訴法第七十九條明確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五）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應當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根據上述規定，針對輕傷案件慎用逮捕措施，在嚴格逮捕必要性審查機制上應重點把握以下幾點：
（一）看輕傷案件是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這一條件是關于罪行輕重的要求，逮捕只適用于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重刑者，對于徒刑以下的輕刑者不適用。在司法實踐中，輕傷案件的犯罪事實一般屬輕罪，宣告刑經常在徒刑上下浮動，而且批捕一般發生在偵查期間，犯罪事實還有待進一步偵查，在偵查工作尚未終結的前提下要確定輕傷案件犯罪嫌疑人是否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是非常困難的。盡管刑訴法使用了“可能”的字眼，但到底能否判處徒刑以上，只有法庭審判才有定論。另外，由于最終判決的結果，使不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也可能被批準逮捕，使得檢察機關的批捕決定總有錯捕賠償的風險。這就要求在審查批捕環節，既要準確認定犯罪情節及罪行輕重，又要根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結果、悔罪表現和被害人的態度，引入輕傷案件刑事和解機制，在有效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同時，也有效遏制濫捕、錯捕防范國家賠償風險。
（二）看輕傷案件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害性。輕傷案件的社會危險性一般較低，犯罪嫌疑人一般不會對公、檢、法機關正常的刑事訴訟活動進行干擾和妨礙，逃避偵查和審判可能性很小，打擊報復控告人、證人或逃跑、自殺、串供、毀滅罪證的的可能性一般較小。除非有充分理由能夠說明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犯罪嫌疑人可能進行上述活動，才能滿足逮捕措施社會危險性這一要件，例如致輕傷的妨害公務、尋釁滋事、聚眾斗毆等案件。
（三）看輕傷案件是否“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所謂“有犯罪事實”即犯罪嫌疑人實施了為刑法所禁止的并且達到了犯罪程度的行為，而不必與其他行為加以聯系和比較。“有犯罪事實”應當包括兩個要素：一是發生了犯罪行為的本身；二是該行為是被犯罪嫌疑人實施的。在此方面，針對輕傷案件，應著重審查證明刑法上因果關系的證據構成，嚴格審查輕傷的犯罪后果是由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引起的，確定不存在刑法上的介入情況，也不存在張冠李戴的錯捕情況。
（四）認真落實新刑訴法提出的羈押必要性審查機制。新刑訴法第九十三條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根據上述規定，針對輕傷案件，在審查批捕應重點把握以下幾點嚴格羈押必要性審查機制，加強逮捕后的羈押必要性監督，全面慎用逮捕措施：第一，根據偵查工作進展，及時確認羈押必要性的基本條件，根據案情進展和新的證據確定輕傷案件犯罪嫌疑人是否還有繼續羈押必要性。例如：妨害訴訟進行的可能性的大小，逃避偵查審判的可能性的大小等，在輕傷案件中，應重點關注逮捕后是否積極賠償了被害人損失、是否得到了被害人的諒解。第二，對被逮捕的人的羈押必要性，實行定期審查的制度。例如，一個月或兩個月審查一次，與審查批準延期羈押相結合，對沒有羈押必要的案件，及時建議有關機關依法作出相應的變更決定。
四、新刑訴法背景下，在慎用逮捕措施基礎上完善輕傷案件檢察環節處理方式的幾點思考
綜上所述，輕傷案件應堅持慎用逮捕措施的基本原則，絕大部分輕傷案件，應在公安機關消化處理，只有少數案件，可以通過公訴程序交由法院審理。新刑訴法背景下，筆者認為針對輕傷案件慎用逮捕措施在檢察環節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處理方式:
（一）加大普法力度，使廣大人民群眾了解輕傷案件的法律規定和處理程序，使大部分輕傷案件通過民事調解或自訴方式解決。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故意傷害致輕傷的案件屬于法院可以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雖然廣大人民群眾的維權意識日益增強，但許多當事人對輕傷案件的法律規定并不了解，發生糾紛后，只知道向公安機關報案，卻不知道還能向法院提起自訴。司法機關應加強此方面的普法教育，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了解有關法律規定，以便選擇更方便快捷的維權方式。
（二）慎用逮捕措施，針對輕傷案件選擇性地采用直訴程序。對輕傷案件，要注重審查行為人是否可能發生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對可捕可不捕的案件，檢察機關可不批準逮捕，建議偵查機關按直訴方式將案件移送公訴部門起訴。對公安機關在拘留期限內就已偵查終結的案件，可以不經逮捕而直接移送法院審理，由法院根據實際情況決定采取某種足以保證審判進行的強制措施，從而避免逮捕的濫用，減少不必要的程序，從快審結案件。
（三）對事實清楚，證據確實，情節較輕，危害不大的輕傷案件，在審查批捕環節，應建議公安機關變更強制措施，以刑事和解為主。由于相當一部分輕傷案件加害人的犯罪手段、危害后果及社會影響都不嚴重，且案情清楚，被害人自行獲取了相關證據，這類案件沒必要走批捕、公訴等訴訟環節，被害人報案的可按治安案件處理，經濟損失方面以調解為主。調解不成的，可告知當事人到法院自訴。這樣既可節約司法成本，又可有效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既有利于雙方當事人化解矛盾、減少對抗，又體現了司法機關的輕緩刑事政策，使這類案件以最便捷經濟的訴訟程序得到及時妥善的處理。
（四）區分不同情況，靈活運用強制措施，減少不必要的逮捕措施。對確實需要經過偵查，才能查清案件事實的輕傷案件，如公安機關已經查清案件事實，而加害人愿意賠償被害人損失的，在審查批捕環節，可以建議公安機關變更強制措施，達成刑事和解后作撤案處理；對致害人不愿意賠償被害人損失的，在審查批捕環節，可以建議公安機關直接將案件移交公訴部門審查起訴。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期間，加害人又同意并兌現賠償被害人損失，而被害人也同意不追究其刑事責任的，檢察機關可將案件退回公安機關，由公安機關作撤案處理。對在審查起訴期間仍拒不賠償被害人損失的，檢察機關應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五）對社會影響大、情節惡劣，沒有悔罪表現的依法準確適用逮捕措施。對輕傷案件中不計后果、動輒行兇傷人的累犯、慣犯，或者持械多次打擊人體要害部位的，則不能僅以實際傷害后果的輕重程度來論，而應根據行為人對社會的危害性準確適用逮捕措施。
（六）進一步完善輕傷案件公、檢、法情況溝通機制，在慎用逮捕措施的基礎上縮短辦案時限、提高司法效率。可通過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公、檢、法聯席會議的形式及時溝通案件情況，以便適時、妥當地選擇案件的最佳處理方式，從而達到減少訴訟環節，節約司法資源，使被破壞的社會關系盡快得到修復，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狀態的目的。
河北省景縣人民檢察院 王永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