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顧曉寧 ]——(2004-2-2) / 已閱14902次
建設一支知識化的檢察官隊伍
內容提要：
檢察機關要切實發揮好維護公平正義的職責，關鍵的因素在“人”。而從隊伍建設的現實情況看，“人”的因素之中，一個突出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提高檢察隊伍特別是骨干力量的知識化水平。
以往檢察機關的業務建設，一般強調專業化比較多，對知識化問題提及的較少。因此，關于什么是檢察職業的知識化，一般干警往往知之甚少。在相當多人的頭腦中，專業化就等于知識化，有了學歷就是有知識的證明，熟悉有關的法律條文和司法解釋，精通規范法學教科書上的內容，就是實現了知識化。實際上這些認識都是非常不全面的，相當程度上妨礙了檢察隊伍素質的提高和維護公平正義作用的發揮。
一、檢察隊伍建設在強調專業化的同時還應當強調知識化
各級檢察機關長期以來對法律專業學歷教育一直比較重視，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根據規劃到2005年，全國45歲以下的檢察官基本都要達到法律專業本科以上學歷。檢察隊伍建設在取得如此成績的時候，有一個新的問題被提了出來，那就是檢察人員具備法律教科書上的專門的知識就能夠勝任崗位要求呢？或者說單靠以法律學歷為核心的專業化建設，檢察機關是否就能夠很好地承擔起法律賦予的維護公平正義的職責呢？對此，我們的回答不是肯定的。法律專門知識對于從事檢察職業的人來講，固然非常重要，可是作為一名稱職檢察官來說，僅掌握規范法律教科書上知識是遠遠不夠的。
法律專業知識是從事檢察職業的基礎，但是，要切實履行檢察職責，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還必須在專業知識以外掌握大量的其他知識和信息。我們常常見到那種單純專業化的檢察官在與社會交往中遇到的種種難堪，對外部人員談的經濟、社會、文化等生動鮮活的內容，他們往往感到很生疏。他們談的規范法律教科書上一些長期不變的概念、名詞，外部人員又不甚了了，以為迂腐。一些檢察官勤于到外部單位上法制課，這是件好事，但由于講課的信息含量太少，內容陳舊，缺乏生動性，聽課者常常不以為然，有的甚至還頗有微詞。語言是思維的載體，而知識則是思維的驅動器。檢察官們與外界交往中遇到的這些難堪，看起來是交流上出現了障礙，實際上反映出來的卻是在知識化建設上存在問題。一方面我們所處的是一個知識高度密集而又紛繁多元的時代，社會的信息總量呈現為“爆炸”狀態，人們從事各類工作和活動所涉及到的知識和信息量都是前所沒有的。另一方面司法工作的特性在于“實踐理性”，在于統籌各種社會價值和利益，相對于其他工作對知識和信息的需求量更大，如果檢察官不能比常人更加“見多識廣”，將難以勝任自己的社會角色。從當前檢察業務工作反映的問題看，一些突出矛盾并不是因為干警法律專業知識缺乏造成的。比如相當程度存在的機械執法、死扣條文、就案辦案的“頑癥”，并不是執法者對法律和相關的司法解釋不熟悉，而是因為他們的視野跳不出法律條文的字面含意，被單一的法律思維所禁錮。再比如檢察職能拓展不盡如人意的問題，也不是因為干警們在“法”上下的功夫不夠，而是由于知識的相對封閉，缺少社會眼光和歷史見識，對改革開放后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研究不夠造成的。因此，作為這個時代的檢察官，決不能僅以了解法律教科書上內容的為滿足，必須跳出專業的狹隘，努力提高自身的知識化水平，唯此才能融入社會，融入時代，承擔起黨和人民賦予的神圣責任。如果檢察官只懂專業知識，而不能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的工作大局，不能認識社會的需求和發展趨勢，不解百姓之間的世故人情，要自覺地轉變執法理念，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追求讓人民群眾認可的執法效果將是難以設想的。
現代法治思想包括兩層含意，一是法律至上，二是善法之治。只講法律至上是中國古代的法家思維，只講善法之治又必然會引發人治的危險。因此，兩者都不可偏廢。孔子用“隨心所欲不越矩”來形容人生的最高境界。法律專業的修煉讓檢察官遵從法的至上權威，嚴格執法，格守法律的“底線”，做到“不越矩”。而知識化建設則讓檢察官在法律的框架內，圍繞公平正義等人類“善”的價值發揮能動作用，達到“隨心所欲”而“不越矩”的“自由王國”狀態，以在法律的軌道上追求最佳的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因此，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對執法者的要求看，檢察隊伍建設必須堅持專業化和知識化并重。
二、提高知識化水平是檢察機關維護公平正義的內在要求
關于檢察職責的定位，不少人將其表述為“維護司法公正”，即把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鎖定在訴訟環節，以糾正兄弟司法機關的違法辦案為己任。維護司法公正是檢察機關的職責，這當然不錯。但是，維護司法公正決不是憲法所賦予檢察機關職責的全部內容。全國檢察機關根據黨的十六大精神，在2003年下半年開展的集中教育活動，響亮地提出了“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主題。我們認為其中的“維護公平正義”，指的是維護超越司法領域的全社會的公平正義，這充分體現了檢察機關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它充分反映了檢察機關的憲法地位，是對檢察職責的一次重要的認識升華。檢察工作是神圣的，這種神圣主要不是體現在專業的技能上，而是體現在它背負著的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特殊責任和使命。從一定的高度上看，檢察職業就是政治職業，是必須對國家和社會的命運高度負責的一份工作，它通過法律監督，以最后一道法律防線守護者的角色，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維護整個社會機體的和諧與健康。
把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作為檢察職責的定位，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檢察執法活動的極端復雜性。檢察職業來自社會，服務于社會，社會的復雜性決定檢察工作的復雜性。如果檢察官沒有用廣博知識武裝起來的“復雜”頭腦，就不能對社會形成深刻的認識，如果不具有一定的社會洞察力，何談形成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責任意識。因此，知識化建設不僅是解決檢察官知識“量”的增加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增強檢察官的職業責任感和使命感。孔子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本質曾作這樣的揭示，曰：士志于道，即作為傳承文明重要階層的“士”，是社會基本價值的維護者。古代的“士”通常是不講求專業知識的，但是他們讀“四書”“五經”，布道德教化，縱論天下，具有很強的歷史使命感。“士”階層作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典型群體，他們的社會責任意識之所以強于社會一般成員，是與他們知識化程度緊密相關。廣博的社會知識決定“士”階層的社會責任，強烈的社會責任是建立在廣博的社會知識基礎上的。當代的檢察官在具備專業知識的時候，決不能僅僅滿足于此，檢察職業的責任意識主要不是從專業知識中吸取，只有不斷擴大知識面，關心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懂得社會的“大事”，“大道理”，才能培養起檢察官的責任意識。只有先具備了“士”的學識，然后才能養成“士”的品質，從更高的層面上承擔起“士”的責任。
檢察職業是強調專業化的，但它與社會一般專業工作的要求有所不同。檢察官與律師、醫生等社會一般專業人員的區別，在于律師、醫生是以自己的專門知識或者一技之長來為特定的“人”或團體服務。因此，他們只要具備各自領域中的專門知識和專業技能就足夠了。而檢察官則不僅需要掌握職業所要求的專門知識，同時還必須具備像古代的“士”那樣，掌握廣博的綜合知識，洞悉社會發展變化，傾心地關注國家和社會命運，承擔起專業以外的一份特殊的社會和歷史責任。律師、醫生只要精于本專業的技藝就為稱職，而稱職的檢察官則必須在專業以外，還要具有政治家的責任和社會精英的見識，唯此才能真正適應時代和社會的要求，具備公平、正義、人權等人類基本價值衛“道”者的素質。
三、檢察隊伍的知識化建設需著重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解決好知識結構的問題。知識化建設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優化知識結構，對檢察人員來講，其意義就在于解決好法律專業知識與綜合知識的比例關系。現代人才理論常用英文字母“T”來反映人的知識結構狀況，其中的“I”表示專業知識，“一”表示綜合知識。對于受過專門訓練的專業人員，在“I”和“一”的關系上，“二八率”則是被共認的知識化建設比較理想的知識結構狀態，即“I”占20%，“一”占80%。用上述知識結構的要求來對照現在檢察隊伍的狀況，差距是顯而易見的。從職業的要求看，檢察工作人員的眼界要比社會一般專業人才更加開闊，綜合知識更加豐富，但是現實情況是相當數量的檢察官的知識結構呈倒“二八律”的情況，頭腦中除了學校灌輸的專業知識外，其他有用的知識十分可憐。因此，必須要求法官、檢察官在專業知識的基礎上，盡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更多的其他知識，努力增強頭腦中的知識和信息的容量，不斷地改善自己的知識結構，使之有比較豐厚的閱歷和開闊的眼界。
二是解決好知識轉換問題。科學的發展證明，不同學科知識是可以相互交叉和融通的，這種交叉和融通對于更加深入地認識客觀事實，推動科學的進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檢察機關知識化建設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幫助檢察官努力實現法律專業知識與其他綜合知識之間的相互融通。俗話說“隔行不隔理”，“法律不外乎人情”，檢察活動所運用的知識在本質上是與社會的主流思想文化相通的，都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人民意志的反映。如果檢察官不能將法律知識與其他綜合知識融會貫通，只能就法律思考法律，就案件辦理案件，那么高度復雜的檢察工作就會變成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那將是檢察的悲哀。司法的精神在于理性，在于斟酌和權衡，在于比較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因素后的價值評判。法學中的一些概念和名詞是生僻的，高度專業化的，但是在價值層面上這些概念和名詞背后的原理卻是與社會的主流思想文化相通的。因此，我們不僅要讓干警獲取更多的專業以外的知識，而且還要教會他們怎樣對獲得的這些知識和信息進行加工和處理，并使之和法律知識相互聯系起來，達到價值上的共鳴。
三是解決好知識傾向問題。一個人接受知識的能力總是有限的，就是象毛澤東、魯迅那樣的大知識分子，也不可能了解和掌握社會的全部知識。因此，知識化建設并不是簡單地要求掌握綜合知識越多越好，做毫無重點的 “萬能博士”，而是應當“學以致用”，以“用”為導向，與所從事的職業緊密聯系，在知識的類別上有所側重，有所傾向。檢察職業源自于社會的需求，它通過調節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方式來服務于社會，從其職業的要求看，檢察官對社會的認識以及相應的知識應當高于一般社會成員，其在法律專業知識之外需要掌握的綜合知識，應當圍繞社會的政治、經濟等方面基本面貌以及社會的基本發展規律，著重是要對社會的主流思想、文化等知識的掌握。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在國家的社會生活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檢察官的知識傾向應當緊緊圍繞黨在現階段的基本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這個中心，著重加強對現實生活以及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四、提高知識化水平是檢察隊伍素質建設的一次重要的跨越
黨中央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干部隊伍建設要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目標，并把它作為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就檢察機關而言，經過20多年的努力，隊伍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從總體上看，檢察隊伍建設的層次還不夠高，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一般化”檢察官的比較多，精英型、專家型的檢察官依然非常缺乏。造成檢察官“一般化”的原因，主要不是他們法律專業問題，而在于知識化程度普遍不高，對檢察工作的對象，即社會的需求，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干部“四化”的目標是一個科學體系，其中知識化是在干部達到“一般化”程度之后，進一步提升素質最為重要的推動力，對干部“四化”目標中的其他各“化”，邁上新臺階發揮關鍵的作用。知識化有利于增強檢察官的責任意識，可以使隊伍在更高層次上實現革命化。知識化能夠激發檢察官對新知識、新思想的追求，有利于“人”實現精神層面上的年輕化；學識培養的規律在于“博大”而后才能“精深”，知識化還可以使檢察官的專業化水平達到更高的境界。因此可以說，知識化是現階段檢察隊伍建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抓知識化建設就等于牽住了整個隊伍建設的牛鼻子。
據我們觀察，目前檢察隊伍的知識化狀況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人基本上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只關注法條和檢察解釋，不關心社會，不關心時事，不研究問題，他們通常以不辦錯案，不違法辦案，不被追究責任為滿足。第二類人希望了解市場經濟發展對檢察工作提出的要求，注意社會對檢察工作的評價，并不斷地調整自己思想觀念和工作方式，力求適應新的形勢任務發展的要求，避免被歷史淘汰。第三類人能夠比較深入研究國情，洞察當前趨勢，看得出社會的發展方向。他們認為檢察工作不僅要適應改革開放發展的要求，而且還要通過檢察職能的能動發揮，保障社會的健康發展，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勿用諱言，第三類檢察官在隊伍中所占比例還比較少，從總體上看，檢察機關的知識化建設任務非常艱巨，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并通過艱苦的努力切實提高檢察隊伍的知識化水平。
有一名學者曾說過，法律是一門既簡單又復雜的科學。如果就法律學法律，做到熟悉法條和檢察解釋，并不是一件復雜的事。但是如果把法律置于社會生活的大背景之下，將其與社會實際聯系起來思考，那法律所聚集的知識和信息含量就變得十分巨大，法學因此而成為天下最復雜的科學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檢察職業單純的專業化并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困難的是如何在專業化基礎之上追求知識化，對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認識。一些檢察官甚至少數業務骨干身上表現出來的對專業以外的知識不感興趣，對組織的政治教育和學習態度不積極的現象，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實際上，我們平時的政治學習就是加強隊伍知識化建設的一條現實而有效的途徑，政治理論素養對于檢察官知識化素質的養成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以及相關文件中所反映出來的知識，集中了民眾的意愿，是精英化的對國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它們的精髓已成為我們社會共同的思想基礎。
我們要大興學習之風，在抓好法律知識學習的同時，還要把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理論知識納入檢察業務學習的范疇，并作為提高知識化水平的一個重要措施，花大力氣，扎扎實實地抓好檢察隊伍的“素質工程”。一是要積極開展創建學習型組織活動，不斷改革學習的組織形式。把以往單純的“灌輸”， 轉變成為鼓勵理性思考以及交流對社會問題的研究成果，增強學習活動的學術氛圍。二是大力倡導研究型工作方式，努力把學習知識與檢察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要增加辦案工作運用政治理論和社會知識的考評因素，激發檢察官學習專業以外知識的自覺性。
總之，檢察機關的知識化建設是一項艱巨的歷史任務,不可能一促而蹴。但是，只要從現在抓起，從骨干抓起，從基礎抓起，我們相信在不太長的時間里，檢察隊伍的知識化建設一定會取得很大的進步，檢察機關維護公平正義的水平和能力一定會得到明顯的提高。
南京市雨花臺區檢察院 顧曉寧
2003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