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倪學偉 ]——(2004-2-3) / 已閱38017次
試論人權的性質
倪學偉
人權，是指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每個現代人維持正常生活所應擁有的條件。
關于人權的性質，西方國家的一些國際法學者主張，“人權沒有國界”，“不干涉內政原則不適用于人權問題”，甚至還有學者提出，人權原則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人權原則要取代國家主權原則而成為國際法的基礎。西方學者的這種主張往往被某些國家利用，以人權為借口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這與人權保護背道而馳。我們認為，人權具有二重性，即人權的國內法屬性和人權的國際法屬性，國際法中的人權保護只是針對人權的國際法屬性，任何國家以人權為幌子，對別國人權問題指手劃腳，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這是強權政治的表現，不具有合法性。
一
人權概念從第一次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都屬于國內政治和國內法律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人權問題開始進入國際法領域。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對人權最大規模的踐踏和破壞，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深刻反省，成為人權問題受到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基本起因。聯合國的成立，特別是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的通過，將人權問題正式納入了國際法的范疇。但是，人權問題，特別是基本人權問題仍然屬于一國的內政，由各國的國內法加以規定，由國內有關機關進行保護，這部分人權并沒有進入國際法領域。一般說來，由于各國的歷史背景、社會習俗、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不同，對生存權、平等權、自由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等，只有通過國家的立法才能授予，只有通過國家的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采取措施才能保證實現，國際法不直接授予權利給個人。
人權的國內法屬性是由人權的特點所決定的。眾所周知，人權的內容存在法定權利和應有權利的矛盾。法定權利是人所實際享有的權利，是統治階級根據所處的地位，結合本國具體的經濟結構與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內將自己所認可的應有權利法律化的結果。應有權利是指作為人所應該享有的權利，是人類自誕生以來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標，當某種應有權利得到實現，轉變為法定權利后，又有新的應有權利產生，等待著人類為之奮斗。人權內容的這種特點，決定了人權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受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發達程度的制約。由于各國的發達程度相異，某種權利在一個國家是法定權利，在另一個國家則可能是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的應有權利，若要硬行將其規定為法定權利，也不可能成為實有法定權利。
鑒于各國國情不同，經濟發展極不平衡，要在國際上制定一個統一的人權標準是不現實的，只有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由各國法律自行確定本國人權的法定權利，人權的實現才有保障。人權問題，或者說人權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國內法的問題，屬于國家的內部事務。根據國家主權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的有關規定，任何一個國家都享有自決的權利，國家有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有權自行決定包括人權制度在內的各項制度，別國無權干涉。屬于國內法方面的人權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內政，這部分人權在進入國際法領域之前，都由主權國家根據其意志自由決定，其他國家有義務予以尊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有責任使這一內政不遭侵犯。
二
《聯合國憲章》序言部分開宗明義就規定：“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甭摵蠂某闪⑴c發展，使人權問題進入國際法領域，人權的國際保護成為現代國際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人權的國際法屬性主要表現為：世界上包括主要國家在內的大多數國家所締結或參加的有關人權問題的國際條約具有普遍約束力，構成造法性條約，所有國家都應遵守。如果一個國家的國內法規定違反了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或者一個國家的侵權行為直接影響到國際和平與安全，造成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結果，從而違反國際人權保護法的有關規定，則應由有關國家承擔國際責任。一般說來，種族歧視、種族滅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奴隸制及類似的制度與習俗等，就屬于國際人權法所禁止的內容，它們已超出了國內法的規定而成為國際法的問題，無論是否符合一國國內法規定，都是對國際法的破壞，要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國際法的制裁。如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以武力方式吞并科威特，造成科威特人民的人權遭受大規模侵犯，這種侵犯人權事件就屬于國際法上的人權問題。再如南非以前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與聯合國有關國際人權保護條約相抵觸，國際組織和國際社會對南非進行了廣泛譴責，并對南非采取了各種制裁措施，迫使南非改變這種不人道的做法。
人權的國際法屬性，要求有關國家在制定自己的國內法和國內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到國際上已經被國際條約所規定并獲得普遍接受的人權原則，不得與之相抵觸。任何國家都有義務遵守已為各國普遍接受的人權原則，若以國內法為借口拒不履行，則構成對國際法的破壞，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都有權進行干預，這種干預不屬于干涉內政的范疇。如1973年的《禁止并懲治種族隔離罪行國際公約》規定，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形式種族隔離是危害人類的罪行，對犯有種族隔離罪行的組織、機構或個人，公約締約國有義務禁止，并制止和懲辦犯有這種罪行的人。
三
人權具有二重性，即人權的國內法屬性和人權的國際法屬性。除國際條約規定的義務和人權領域國際習慣賦予的義務外，人權保護就主要是國內法的問題，只能由國家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措施加以保護才能實現。國家的主權受到侵犯或破壞，國家的獨立不復存在，國家的人權必然得不到保障。1978年某國出兵柬埔寨，致使柬埔寨生靈涂炭，民不聊生，連最基本的人權即生存權都難以保障，其他方面的人權更無從談及。因此，人權的國際保護必須堅持國家主權原則，在尊重國家主權的基礎上，國際人權保護問題才能獲得解決。人權與主權并不矛盾，西方某些國家將人權與主權對立起來，認為“在人類利益面臨威脅的時候，有必要犧牲自己的主權”，把人權問題凌駕于主權原則之上，其實質是要借口人權問題侵害別國主權。關于人權保護的國際條約都是在主權國家間簽訂的，是締約國相互尊重主權的結果，在具體實施這些條約時，也必須互相尊重國家主權。這是國際條約法的一個基本要求。
不干涉內政原則是國家主權原則引伸出來的一項國際法基本原則。在國際人權保護領域堅持國家主權原則，必然要求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1970年的《國際法原則宣言》明確規定：“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均無權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間接干涉其他國家之內政或外交事務�！薄堵摵蠂鴳椪隆返�2條第7款也規定：“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于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痹谌藱鄧H保護方面，滅絕種族、種族歧視、種族隔離、販賣奴隸、暴力劫持人質、采取不人道手段大規模制造、驅趕和迫害難民等，是公認的應予禁止的國際犯罪，國家或國際組織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是符合公認的國際法原則的，不能認為是干涉他國內政。有關國家不得借口“內政”而排除人權的國際法屬性，逃避因嚴重侵害人權的罪行而必須承擔的國際責任。但是，除以上嚴重的人權犯罪之外，真正的人權保護還主要取決于國內因素和條件，取決于一國所制定的法律和所推行的政策。人權保護的主要方面屬于一國的內政，不允許任何外國以“保護人權”為借口干涉國家的內政。西方某些國家推行“人權外交”，利用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這實質上是強權政治的具體表現，既違反國際人權保護法的目的和宗旨，更不符合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
四
我國從來都贊賞和支持聯合國普遍促進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努力，一貫尊重并保護基本人權。我國的人權保護已經制度化、法制化，我國的人權立法從實際出發，以解決現實問題為中心，將所締結或參加的有關人權問題的條約轉化為國內法上個人能直接享受到的權利，并通過行政、司法等國家機關保證實施，使人權國際保護方面的內容能在我國國內最終得以實現。我國加強了對人權工作的監督、檢查，侵權行為要受到制裁和賠償，我國還在不斷普及人權知識，提高人權意識，使尊重人權、保護人權成為公民的自覺行動。同時，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生產資料公有制能夠保證隨著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將會日益擴大，人權狀況將會不斷改善。我國以世界上7%的耕地養活著世界上22%的人口，而且每年還要凈增1500多萬人，相當于統一前德國東部的人口，中國政府要向他們提供糧食、住房、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中國政府較完善地解決了這一艱巨的任務，這是中國對世界人權事業的重大貢獻。
我們反對任何國家利用人權問題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政治標準和發展模式，借口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人權具有二重性，要有效地保障和促進整個人類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實現，就應該尊重不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不同歷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國家的特點，增進相互理解，求同存異，以正常的國際合作代替冷戰。
長期以來，某些國家利用聯合國人權講壇作為進行冷戰的場所，將人權作為推行強權政治的手段，干涉基本上屬于他國國內管轄的事務。他們割裂人權概念，奉行雙重標準，片面強調某些人權，有意忽略某些重要的人權，在強調人權的國際保護時，主要偏重于基本上屬于各國國內管轄的某些個人人權，不顧不同國家的不同情況，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于人，而對目前亟待國際社會通力合作保護的基本人權，如民族自決權、生存權、發展權等，則有意回避，并多次袒護和縱容一些為國際社會一致譴責的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人權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所有國家都毫無例外地處于這一過程之中。各國的人權狀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發展程度的制約，同是又都應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對人權認識的深化而不斷改善，因而每一個國家都有進一步提高人民享有人權程度的任務。如果把國家分為兩類，一類專門監督他國人權狀況而自己卻無需改善，一類只被別國監督而沒有發言權，這本身就是對人權原則的否定。但是，西方某些國家在強調人權問題時，只是針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并不針對他們自己，而他們本身卻存在嚴重的人權問題。某些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美化自己，攻擊別人，不顧國際公約和各國的具體情況，只以自己的好惡作為人權標準。國際社會的這些不正�，F象，不但違背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而且嚴重損害了人權領域中正常的國際合作，阻礙了全人類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實現。
我們主張，由于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各國在進行人權保護時，從內容到形式，從方法到步驟都會有所不同。要求不同國家套用同一模式，沿用同樣方法，采取同等步驟是行不通的。只有將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各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嚴格區分人權的國內法屬性和國際法屬性，在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基礎上，國際人權保護問題才能獲得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