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曉劍 ]——(2014-1-27) / 已閱31855次
第六，日本法規定了結婚成年制。《日本民法典》第753條規定：“未成年人因其已經結婚而視為已達成年”，這意味著未成年人因結婚而取得了完全的行為能力。與上述“純獲法律利益條款”、“零用錢條款”、“日常生活行為條款”、“營業條款”等具體的緩和條件相比較，《日本民法典》第753條的規定更具有一般性—既然未成年人因為結婚而視為已經成年，那么其就具有成年人的法律地位包括擁有完全的行為能力，而不再受法定代理人的干預和監督，其行為能力的范圍亦無須受到《日本民法典》第5條、第6條等條款的限定。因此可以說，《日本民法典》第753條關于結婚成年制的規定，是日本法上的緩和限制行為能力人之行為效力規定的一般條款。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日本法（包括《民法典》和《勞動基準法》等私法和社會法在內）并沒有在雇傭關系與勞動關系領域為限制行為能力人（主要指未成年人）“開綠燈”—日本法并沒有像德國法那樣在上述兩個領域擴張了未成年人的行為能力以緩和僵硬的行為效力規定。這就意味著，即使未成年人在事實上締結了雇傭合同關系或者勞動合同關系，其仍然是限制行為能力人，在對其所實施的有關法律行為的效力判斷上，法定代理人的意志仍然占據著支配地位—因為法定代理人 “單以是（未成年人）無能力人（應作“限制行為能力人”解—筆者注）為由，就可以撤銷其行為”。[35]對此，四宮和夫教授認為，以欠缺行為能力為由撤銷未成年人所締結的雇傭合同與勞動合同，害及就業者的利益，而不應為人道所許可。[36]
3．法國
自20世紀中期以來，《法國民法典》對原有的人法制度進行了多次修正，也相繼出臺了有關人法的若干民事特別法律。有學者認為：“一系列接連出臺的法律，對民法典中調整家庭和行為能力的條文所做的改寫，可算是民法方面最重要的改革。” [37]就自然人行為能力的民事立法而言，《法國民法典》與德國、日本在民法典總則編中規定自然人的行為能力制度的模式不同，其在第一卷的“人法”部分和第三卷的“取得財產的各種方式”部分規定了實質上的行為能力制度。這是因為，“行為能力，是種重要之法制技術。無論民法有無總則編之設，然均有行為能力之共通規定，以便在無特別規定之情形下，能適用于各種法律行為”[38]。從法理上來看，法國法將自然人的行為能力分為完全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兩類， [39]其中，年滿18周歲的成年人為完全行為能力人（第488條規定的應受法律保護的成年人除外），而未成年人則是限制行為能力人。根據《法國民法典》第389-3條的規定[40]除了法律規定和習慣允許的若干情況外，未成年人通常并沒有獨立實施法律行為的資格（沒有行為能力）。因此，未成年人未經法定管理人的允許而實施的法律行為，一般均作為無效行為來處理，“但是這種無效卻不是當然無效，而是必須經過訴訟由司法機關認定后才可確定為無效”[41]。這就是說，在未經無效的司法確認前，欠缺行為能力（或締約能力）的未成年人實施的法律行為，在法律效果上實質上是可撤銷的，至少是未定的。此外，根據第 1125條的規定，有締約能力的相對人不得以與之締約的人無能力為由主張契約無效。[42]
當然，通過司法訴訟的方式來確認行為的法律效力，也不足以保護未成年人等限制行為能力人的自主意思與合法利益。因此，為了妥當應對此種無效規定及其在實踐操作上所產生的上述弊端，法國的相關立法和司法實踐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其予以了緩和：
首先，最重要的緩和措施就是規定了自治產制度（emancipation）或解除親權制度。所謂自治產制度是指“未成年人因一定事由，而成為自治產人之制度是也”[43]。《法國民法典》第476條規定：“未成年人結婚，依法當然解除親權”；第477條前段規定：“未成年人，即使未婚，在其年齡滿16 周歲時，可以解除親權”。解除親權的法律后果是：未成年人即使未滿18周歲，亦可取得獨立實施法律行為的資格。[44]就締約能力而言，根據《法國民法典》第1124條的規定，未解除親權的未成年人，沒有締結契約的能力，從該條的反面意思可以推知，解除親權的未成年人，具有締結契約的能力。由于法國法規定未成年人得在符合法定條件時（如結婚、應父母雙方或一方的請求等）解除親權從而獲得完全的行為能力，且此種能力的范圍不再仰仗于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授權，因此可以說，法國法上的自治產制度或解除親權制度是法國法上的緩和限制行為能力人之行為效力規定的最重要的一般條款。
其次，立法者通過規定未成年人可以實施日常生活行為的緩和條款，使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以靈活應對未成年人的利益保護問題。《法國民法典》第 389-3條規定：“在所有民事行為中，法定管理人代理未成年人；但法律或習慣上允許未成年人本人進行民事行為的情況除外。”據此，未成年人就可以實施法律上允許其實施的行為和為習慣所認可的日常生活行為。對于這些行為，未成年人無須經過法定管理人的同意即可實施。至于哪些行為屬于日常生活行為，通常由司法機關在個案中具體評判，如法國最高法院第一民事庭在1972年5月9日的一則判例中指出：“未成年人不得單獨締結購買小汽車的合同，此種合同不屬于日常生活行為。” [45]此外，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解除親權的未成年人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因此可以實施為法律或習慣所允許的行為的未成年人應是未解除親權的未成年人。
綜上所述，法國法規定未成年人等限制行為能力人所實施的法律行為需要經過司法程序確認為無效。為了緩和這種無效規定的僵硬性，法國法規定了自治產制度或解除親權制度作為緩和的一般條款，對于還未解除親權的未成年人，則規定了其可以實施為法律或習慣上所允許的法律行為作為具體的緩和條件。
4．我國臺灣地區
我國臺灣地區的現行民法系由舊中國民法沿襲而來，而舊中國民法又主要借鑒了德國法的結構與內容。因此，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中的行為能力制度之構造與德國法基本一致，無須詳述，筆者只對我國臺灣地區“民法”與德國民法在自然人民事行為能力欠缺制度的緩和路徑及其方法上的異同進行一簡單比較，茲分述如下。
二者的相同之處主要有：二者均規定了無行為能力人所實施的法律行為乃絕對無效且均未設任何緩和條件；二者均規定了“純獲法律利益條款”、“零用錢條款”、“日常生活行為條款”、“營業條款”等作為緩和限制行為能力人的行為效力規定的具體條件。
二者的相異之處主要體現在：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3條第3款規定：“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這主要是受到了《日本民法典》第753條所規定的結婚成年制和法國法上的解除親權制度的影響；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83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使用詐術的，其行為強制有效，這主要參考了《日本民法典》第21條的規定；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并沒有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經由法定代理人的授權從事雇傭活動和提供勞務（亦即沒有在這兩個領域擴張限制行為能力人的行為能力）。
5．小結
從總體上看，以德國、日本、法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所代表的大陸法系對于自然人行為能力欠缺制度的緩和條款的設計及其緩和條件的規定，都體現了立法者對于意思能力欠缺者的合法權益的特殊保護以及對于相對人的利益、交易安全等因素的復雜考量，希望能夠以之克服行為能力制度的局限性。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的相關立法對于每一種緩和條件的具體適用以及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都進行了明確規定，同時也留有司法自由裁判的余地。另外，由于自然人行為能力欠缺制度的緩和條款的設計及其緩和條件的規定，與一國和地區的司法制度、社會觀念以及人們的法律意識水平等因素密切相關，而且從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相關立法例來看，各自的緩和路徑亦各有不同。具體而言，上述四種立法例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就對緩和條件的立法設置技術而言，德國法通過具體列舉的方式設置了若干緩和條款（如“純獲法律利益條款”、“零用錢條款”、“日常生活行為條款”、“營業條款”、“雇傭和勞動條款”等），并沒有對行為能力欠缺者的行為能力進行一般性的擴張。日本法、法國法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則通過具體列舉（包括或部分包括前述德國法上的緩和條款）和一般條款（如日本法上的“結婚成年制”、法國法上的“自治產制度”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上的“結婚取得行為能力制”等）相結合的方式來緩和未成年人的行為效力規定。此外，在緩和條款的具體操作上，在德國法、日本法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上，法定代理人的意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法國法上，以監護法官和監護法院為代表的司法權力則發揮著最終的保障作用。
（2）對于限制行為能力人是否可以單獨實施接受贈與或遺贈等純獲法律上利益的行為而言，德國法、日本法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對之均予肯定，但是法國法卻明確否認未成年人可以單獨接受贈與或遺贈等行為。[46]此外，對于無行為能力人是否可以實施純獲法律上利益的行為，德國法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對此持否定態度，而日本法則持肯定的態度。
（3）德國法、日本法、法國法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均通過不同的方式規定了“日常生活行為”的緩和條款，從而對無效或可撤銷的效力規定進行了緩和。關于“日常生活行為條款”的適用主體，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法上稍有不同：在德國法上該款適用于限制行為能力人和成年的無行為能力人而不包括不滿7周歲的無行為能力人；在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上該款只適用于限制行為能力人而不包括無行為能力人；在日本法上該款的適用主體也明確限定為成年被監護人和被保佐人；而法國法則明確所有的未成年人均可實施這種行為。
（4）德國法、日本法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均規定了“零用錢條款”，授權作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可以合目的地自由處分特定金錢，但是法國法對此沒有明文規定，當然，這與《法國民法典》在緩和未成年人的行為效力規定上的獨特設計（采用了作為一般條款的“自治產制度”和彈性極大的“日常生活行為條款”的搭配模式）有關系。
（5）在擴張限制行為能力人的行為能力方面，上述四種立法例各不相同。其中，德國法將限制行為能力人視為完全行為能力人的情形限于三種具體情形：限制行為能力人從事營業行為、締結雇傭合同或勞動合同（就業）；日本法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限于兩種情形：限制行為能力人從事營業行為（這是一種作為緩和條件的具體的行為能力擴張）和結婚（這是一種作為緩和條件的一般的行為能力擴張），而不包括締結雇傭合同關系或勞動合同關系等在內；法國法僅限于一種：未成年人解除親權（但是解除的方式和條件存有差異，茲不詳述）。
最后須提及的是，與“緩和”的理念旨在保護行為能力欠缺者的合法權益不同，為了保護善意相對人的利益、維護合理信賴、保護社會交易安全，立法往往規定對行為能力欠缺者所實施的法律行為可能出現某種“強制”的法律效果，即立法者將限制行為能力人所實施的法律行為強制規定為有效，禁止其撤銷或宣告無效，日本法、法國法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對此進行了規定。[47]
（二）英美法系—必需品合同理論
在英美普通法上，法律一般推定自然人都有締結合同的行為能力，無論其為成年人抑或是未成年人，都當然具有這一法律能力。[48]當然，為了避免未成年人因缺乏足夠的意思能力與他人締結合同關系而導致其利益受損，英美普通法圍繞著未成年人的合同能力及其保護發展出了一整套精細的法律規則，這些規則在學理上稱之為“未成年人法律原則”（infancy law doctrine）。這個原則的內涵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早期的判例認為，只要是未成年人參與的合同都是無效的（void），如在1879的Hall v. Butterfield一案中，法官就持這樣一種觀點。后來人們認識到這一規則在適用上的僵硬性和嚴格性，并不能夠真正實現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需要，就將無效之規定逐步改造為可撤銷（voidable） 。 [49]所謂“可撤銷”的意思是指“如果未成年人方面沒有進一步采取行動表示撤銷，那就存在合同關系，但是如果未成年人一方采取了適當的措施，那么該合同的效力就被撤銷了”[50]。“未成年人法律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干預了當事人的合同自由，這一原則的建立“基于公共政策，其理由是法律必須保護未成年人，使之免受成年人的不道德行為的侵害”。[51]不過，這一原則在理論和實踐上也存在緩和的余地。
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與克茨教授認為，“與大陸法系不同的是，英美普通法系沒有衍生出一個總括性的法定代理的觀念；與此相應的是，他們的法律中也沒有未成年人的無行為能力的制度。按照判例法的思維邏輯，他們把各種案例劃分為不同類型，依此來表現他們為保護未成年人而確定合同無效的思想”[52]。如前所述，根據英美合同法理論和未成年人法律原則，當事人的行為能力（capacity ofparties）尤其是締約能力通常會影響合同的有效性（validity），在當事人一方為未成年人（infants）的情況下，合同通常會被判定為無效或可撤銷。“未成年人所締結之契約，在法律上通常為無效或可得撤銷之契約，但有關于供給未成年人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或勞務等契約則為有效。” [53]這種“供給未成年人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或勞務等契約”，即是理論上所謂的“必需品合同（契約）”（contract fornecessaries）。當然在英美的相關單行法上，通常都對“必需品合同”的含義進行了明確界定，如英國1979年的《商品銷售法》就將其定義為：“締結適合于未成年人的生活狀況，并且在銷售和遞送時能夠滿足未成年人的實際需要的商品的合同。”
“必需品合同理論”是在判例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理論，其在本質上是對未成年人因欠缺行為能力而導致其行為無效或可撤銷的緩和。英美普通法認為，盡管在很多情況下未成年人參與的合同會被宣告無效或不被追認，但是對于未成年人所締結的必需品合同則通常會承認其效力。因為一旦這類合同被廣泛地判定無效，就會使其他人不愿意與未成年人簽訂必需品合同，未成年人也不能獲得維持其生活的必需品，從而可能會餓死。[54]因此，英美法上對于未成年人的行為效力規定的這種緩和路徑與德國法上的“日常生活行為條款”和“雇傭和勞動條款”等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且這兩種不同的緩和路徑的宗旨也基本相同，即均在于 “顧及無監護人的未成年人在事實上的需要，以及為保護交易安全起見，亦排除行為能力規定之適用”。[55]
在英美的實際法律生活中，缺乏監護人必要協助的未成年人，可以為了自身生活所需單獨簽訂必需品合同，以獲得維持生活所必需的衣食、醫療和教育。一項必需品合同締結之后，未成年人與合同相對人都應受到各自允諾（promise）的拘束，未成年人也不得以自己未成年或缺乏足夠的意思能力為由隨意撤銷一項必需品合同，法官也輕易不會支持此類訴訟請求。當然，如果一項必需品的價格超過了合理價格的話，未成年人對于超出部分可以請求返還，如果對方還未提供必需品，未成年人還可以完全撤銷合同，以此保全自身的利益免受侵害。[56]
判斷一項合同是否構成必需品合同的關鍵是判斷其是否屬于“necessary”（必需），有學者認為：“僅從字面上看，‘必需’ （necessary）這個詞并沒有一個自身的固有特征。毋寧說它是與其他的一些增強或者降低大腦中所接受信息的緊迫性印象的語詞密切關聯的一個概念，它承認任何特定的需求均可構成‘必需’（necessary）。”[57]不可否認的是，“necessary”這個字眼非常模糊，因此其內涵與外延均具有較大的伸縮性。但是，“必需品合同”理論及實踐的精髓恰恰就在于這內涵的模糊性和外延的仲縮性上，它授予法官享有一種“衡平權”：通過對個案中的“ necessary”進行情境化的解釋，以突破行為能力對于合同效力的“桎梏”，更好地維護未成年人的利益。因此，英美法的判例中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必需品”，其范圍涵蓋未成年人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茲不詳述。
（三）對兩大法系在行為能力欠缺制度的緩和路徑及其理念上的比較探討
筆者在上文中分別對兩大法系中的有關未成年人行為能力的緩和路徑問題進行了粗淺探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兩大法系中的相關規定展開比較研究，會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審視我國現行的行為能力欠缺制度及其緩和規定的得與失，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行為能力緩和制度在未來的發展走向。
1．就緩和的動因而言，兩大法系基本相同
行為能力是法律賦予自然人獨立實施法律行為的資格，法律設立行為能力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服務交易，尤其是服務于在締約中保護未成年人、維護交易安全的需要。[58]為了從整體上對具有不同意思能力狀況的自然人的法律行為進行調控，立法者通過抽象的年齡標準構造了類型化的行為能力制度。不論兩大法系對行為能力制度如何界定、對其程度如何劃分，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享有完全的行為能力、未成年人不享有行為能力或者只享有受限制的行為能力的觀點，為兩大法系所共同確認。但是復雜的現實情況和社會的一般觀念又使得未成年人有時不得不參與到一些法律行為或法律關系中來，如果一概以未成年人欠缺行為能力為由而否定其行為的法律效力，反而會與社會觀念和社會現實相抵觸，也不能彰顯對于未成年人的積極保護。有鑒于此，通過一定的立法手段緩和行為能力制度及其效力規定的嚴格僵硬適用，并規定未成年人在若干具體情形下具有一定的行為能力乃勢所必然了。
2．就緩和規定的立法技術而言，兩大法系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這種差異源自兩大法系的傳統差異，大陸法系中的緩和條款明訂于成文化的法典中，而英美法中的“必需品合同”則主要存在于判例法中。[59]另外，大陸法的緩和條款的范圍大多是具體的、明確的（日本、法國實行的是“一般條款”和“具體列舉”相結合的模式），而英美法中的“必需品合同”則沒有明確固定的適用條件和適用范圍，類似于一般條款。總體而言，大陸法對于緩和條款以及具體的緩和條件的立法設計體現了一種保守的思想，而英美判例法上的有關做法則展現出一種開放的精神。
3．就發動或決定緩和條件的具體適用的主體以及各種緩和條件的具體適用方式而言，兩大法系之間以及大陸法系的內部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就大陸法國家或地區的德國法、日本法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而言，關于“零用錢條款”、“營業條款”等緩和條件的具體適用，法定代理人的意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未成年人基本上是在法定代理人的意志范圍內享有相應的行為能力，法定代理人可以根據情況變化隨時收回授權，因此，司法機關和相應的司法權力在上述國家和地區的有關緩和條件的具體操作上并不十分彰顯。但是，“必需品合同”的具體適用在英美法國家則完全是由法官主導的事情，這不僅僅是因為英美法國家的判例法傳統，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官需要從法律和事實兩個層面來綜合考察某一合同是否屬于“必需品合同”，[60]并據此展開法律上的裁決和救濟。就法國法而言，如果未成年人未經法定管理人必要的允許所實施的法律行為，通常會作為無效行為來處理，但是其并不是當然且自動歸于無效，法定管理人對此也沒有終局的無效認定權，其只能通過訴訟程序向法院提出無效之請求，法官在對該行為是否會最終損及未成年人的利益進行裁量認定的基礎上，進而作出無效的司法判決。[61]因此，就法官（或司法權力）在緩和未成年人的行為效力規定以及在緩和條件的具體適用等方面所承擔的功能而言，法國法與英美法之間表現出了更強的“親密性”。
4．就緩和的理念而言，兩大法系均奉行“保護主義”的理念，但是其實質并不相同
就大陸法而言，如前所述，關于行為能力欠缺制度的緩和條款以及具體的緩和條件在本質上是對行為能力制度的局限性的克服，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民法對自然人行為能力制度的規定，主要是以限制行為能力人和無行為能力人為設計對象的。”[62]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立法者基于消極保護的立法思想將未成年人的行為效力或者規定為無效（法國法）、或者規定為效力未定（德國法）、或者規定為可撤銷舊本法），但是這種保護方式阻礙了未成年人的自主發展的空間，不利于其人格自由的健全完善和對其自主意思的切實尊重與保護。因此，立法者不得不設置了若干例外條款來緩和此種形式化的、僵硬的行為效力規定，當然此種緩和并不徹底，因為一般條款的缺乏或其可操作性程度的低下，大大降低了行為能力緩和制度的應有品格。英美法國家主要是通過司法的方式積極介入到未成年人的利益保護上來，從必需品的范圍由日常生活必需的商品、服務逐步擴大到醫療、教育、就業等領域，可以看出司法機關在積極地捍衛著未成年人的基本人權，努力地保障著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四、對我國現行法上的行為能力欠缺制度[63]及其緩和路徑的審思
（一）對現行相關法律條文的檢索
《民法通則》第11條規定：“18周歲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公民，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民法通則》第12條規定：“10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不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動。”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為《民通意見》）第2條規定：“十六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公民，能夠以自己的勞動取得收入，并能維持當地群眾一般生活水平的，可以認定為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民通意見》第6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接受獎勵、贈與、報酬，他人不得以行為人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為由，主張以上行為無效。”
《合同法》第47條第1款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經法定代理人追認后，該合同有效，但純獲利益的合同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而訂立的合同，不必經法定代理人追認。”
（二）對上述條文的評析與反思
對上述我國法律條文中所確立的行為能力欠缺制度的緩和條件，筆者擬分別從無行為能力制度和限制行為能力制度的角度進行研討，以供學界批評指正。
1．對現行無行為能力制度之緩和條件的評析與思考
就無行為能力制度的效力規定而言，我國法基本上延續了德國模式的做法，即規定無行為能力人所實施的法律行為無效（《民法通則》第58條），但是《民通意見》第6條規定了其可以接受獎勵、贈與、報酬，作為對上述無效之規定的緩和。[64]客觀地說，與前述德國法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將無行為能力人全部排除在“純獲法律利益行為條款”的適用主體之外的做法相比較，我國法明文規定無行為能力人可以接受獎勵、贈與、報酬，符合社會生活實際，有利于保護無行為能力人的合法權益，因而具有相當的進步性，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其缺陷也是明顯的：一方面，我國目前關于無行為能力制度的緩和條件僅限于“接受獎勵、贈與、報酬”，而沒有規定更為一般化的“純獲法律利益的行為”的緩和條款；[65]另一方面，又沒有規定無行為能力人得實施日常生活行為（也有學者稱之為 “定型化消費行為”、“社會典型行為”等）。[66]具體言之，我國現行無行為能力制度之緩和條件的弊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法規定了無行為能力人可以接受獎勵、贈與、報酬，但這并不等于規定了其可以實施“純獲法律利益的行為”，因為后者在規范覆蓋上的射程要遠遠超過前者—“純獲法律利益的行為”是單純取得權利或者免除義務的法律行為，而不僅僅指接受“獎勵、贈與、報酬”等三項具體的行為內容。因此，我國《民通意見》第6條的規定在邏輯上并不十分周延，可能造成法律漏洞的產生。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合同法》第47條規定了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訂立“純獲利益的合同”，對此我國民法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對于無行為能力人應當類推適用于《合同法》第47條的規定，[67]亦即承認無行為能力人也可以訂立“純獲利益的合同”，這就能夠填補《民通意見》第6條在具體適用上可能產生的法律漏洞。當然，解決《民通意見》第6條的邏輯不周的最為有效也是最為徹底的辦法是：在未來的民法典中，明文規定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均可實施“純獲法律利益的民事行為”。
第二，如果嚴格適用《民通意見》第6條的規定，將其作為緩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所實施的法律行為之效力的唯一路徑，那么無行為能力人所實施的購買文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郵寄信件等日常生活行為將會得到法律的否定評價—因為其既不屬于接受“獎勵、贈與、報酬”等無償的行為，我國現行法也沒有規定“日常生活行為條款”這一具體的行為能力緩和條件，于是乎其只能接受《民法通則》第12條、第58條對之所作的一般評價（絕對無效的評價）。若果真如此，則勢必會 “天下大亂”：文具商店的經營者們、公交公司、郵政局等無不像“避瘟神”一樣，避免與無行為能力人發生日常瑣碎的法律交易，因為這種交易是無效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主張返還財產乃至于賠償損失。但是這種情況在現實中不可能發生，因為這些日常生活行為對于無行為能力人和社會整體來說并不會產生什么不利后果，一般的社會觀念均認可這些行為的法律效力。有學者認為，對此沒有必要堅持邏輯的一致性而得出無效的結論，而應當從價值判斷出發，肯定這種行為的效力。 [68]因此，關于無行為能力人所實施的購買文具等日常生活行為，我國法律上的無效評價和社會現實觀念上的有效評價就這樣“和諧地”并存著。當然，這種無奈的狀況需要通過立法的方式來加以改變，即在未來的民法典中增加關于“日常生活行為”的條款，明文規定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均可實施“日常生活行為”，以之作為行為能力欠缺制度的具體緩和條件之一。
此外，如果未來的民法典同時規定了“日常生活行為條款”和“純獲法律利益的行為的條款”，以之作為緩和無行為能力人的絕對無效之規定的具體條件，是否意味著未來的民法典可以繼續沿用現行法上關于無行為能力人所為行為的絕對無效之規定？筆者以為，對此應有檢討的余地。因為絕對無效的規定體現出的是一種消極保護的思想，而并不能對無行為能力人施以真正的人文關懷，因此我國有不少學者提出了“廢除無行為能力制度”或“重構行為能力之類型”的口號。[69]盡管筆者并不贊同這種主張，但是不得不承認，絕對無效之規定是否妥當，確實值得反思。
有學者指出：“在很多種情況下‘行為無效’之結果非但不能起到保護無行為能力人利益的目的，恰恰相反，往往使得無行為能力人不得不放棄可得的利益。” [70]典型的例子是：有一定意思能力的無行為能力人，用自己的財產購買了一件非常廉價的物品，如以50元人民幣的價格購買了一臺價值500元人民幣的點讀機，且對方不提出異議，此時若立法強行規定此類交易絕對無效，未免有些因小失大。為了避免這種后果的出現，有學者建議：應將絕對無效改造成相對無效．并把相對無效的決定權由立法者轉移到法定代理人的手上。[71]這種建議值得采納，規定無行為能力人所為的行為效力為相對無效，既可以較好地保護無行為能力人的利益，亦可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增進社會財富。當然，就“相對無效行為理論”在緩和絕對無效之規定上的可行性研究以及整個“相對無效行為”理論研究而言，我國民法學界在這方面的理論積累還很欠缺，需要我們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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