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鈞元 ]——(2014-2-18) / 已閱10232次
隨著中國的法治發展，法律消費日益成為公民必不可少的生活成本。然而，由于法律服務體系的缺陷，律師與人們之間缺乏日常溝通平臺，人們難以簡單快捷地獲得法律服務，往往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才被動地尋求法律幫助，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法律服務的費用也大大提高。在西方法治國家，“預付法律服務”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它蘊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防患于未然”、“資源集中，風險平均”的理念，有助于公民便捷地得到律師幫助，得到廣泛普及。筆者認為，“預付法律服務”在中國的可行性研究將對我們法律服務體系的完善提供有益啟示，我國應該大力推廣具有中國特色的“預付法律服務”，使法律真正進入百姓生活。
一、“預付法律服務”的涵義與功能
（一）“預付法律服務”的涵義
“預付法律服務”是指人們預先支付一定的費用成為該服務計劃的會員，然后在面對法律問題的時候，會員將及時得到計劃提供者提供的律師幫助。
“預付法律服務”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不同于政府的法律援助，它的服務模式是，該公司向會員每年收取一定的費用，使其享受諸如電話咨詢、律師函件、緊急事項處理等多種免費的法律服務，如果當事人陷入了訴訟糾紛，則根據協議提供優惠收費標準。同時，隨著網絡時代的發展，很多的法律服務已經擴展到互聯網上，會員可以直接通過網絡開展各方面的咨詢。在海外，由于常年聘請私人律師成本高昂，很多家庭和中小型企業都選擇了預付法律服務公司，因為這類公司的收費比聘請常年私人律師便宜得多。
“預付法律服務”通常由非律師經營，它的商業模式是，由專業的法律服務公司與律師事務所簽訂合約，在兩者間構筑一個聯系平臺，由法律服務公司進行業務推廣和吸納會員，而簽約律師只需保證向會員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該服務的盈利收入將由雙方按約定比例分成。
預付法律服務之所以有如此強的吸引力，得益于它先進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會員可以直接通過撥打免費電話接入到公司， 然后公司根據與各大律師事務所的合約，在約2500名精英律師網絡中為會員安排專門性的律師。另一方面，公司通過高速數字網絡構建實時監控系統，可以監督每一個律師的服務質量。
（二）預付法律服務的功能
1、風險分散
當事人參加“預付法律服務”投資較少，風險被均勻分布在眾多會員身上。大多數家庭日常遇到的都是簡單的法律問題，如房屋買賣，遺產分配，領養或離婚等，對于專業律師來說這些案件通常只需花幾個小時，或者通過電話咨詢就能輕易解決，費時費力的案件畢竟是少數。人們可以通過這一項服務計劃平衡法律服務的費用與時間。
2、防患于未然
“預付法律服務”的核心價值，在于避免會員遭受嚴重的法律問題，從而規避由此產生的經濟打擊。通過這一服務計劃，律師可以及時地提供預防性法律服務，以免潛在的法律問題演化成費時費力的訴訟。因此，該服務的會員可以隨時獲得專業的律師意見，同時當事人也不會對將要發生的訴訟產生恐懼，因為會員可以享受打折的訴訟費用。
3、促使法律資源市場化
在市場經濟中，商業性質的“預付法律服務”可以促使法律資源面向市場，法律服務公司在其中更好地扮演了律師中介的作用，一方面使公民接觸到合適的專業的律師，另一方面保證了律師的業務來源，充分整合國家的司法資源和法律服務資源，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預付法律服務”在國內外的發展狀況
（一）美國“預付法律服務”的發展歷程
美國“預付法律服務”（PPL）由哈蘭德•斯通西弗（Harlan Stonecipher）創辦于1972年。對這個項目的開發起源于哈蘭德遭受的一起交通事故。他在這一起沒有過錯責任的車禍中，不僅身受重傷，而且龐大法律費用幾乎使他破產。他認為，公民權利的捍衛不應該是昂貴的，而應該是普及的。 因此，他創建了預付法律服務公司。很快，該公司便迎合了廣大經濟普通的家庭的需要，得到了快速發展，并最終在紐交所上市。
（二）“預付法律服務”在國外市場需求狀況
“預付法律服務”的巨大成功，顯示出市場對產品的巨大需求。 50％的美國家庭每年至少遇到一次需要律師幫助的法律問題，然而90％的美國公民還不能做到聘請私人律師。美國是世界上訴訟最多的地方，人們去法院的機會是去醫院的三倍以上。因此，已經有超過1900萬的人口加入預付費法律服務計劃，占美國人口的一半以上。
而在歐洲發達國家，80％的人通過“預付費法律服務”擁有了自己的私人律師。這個數字在最近幾年還在呈倍數增長。可見，在西方法制社會里，法律服務已經猶如健康保險一樣成為了普通民眾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手段，它的存在確保了數以百萬計公民的基本權利。很多金融出版物說，對預付計劃而言，現在的情形極像健康保險發展為萬億美元產業的前期。
（三）“預付法律服務”在中國的需求與發展
筆者曾經調查過200個中國普通家庭，得到了這樣一組數據：200個家庭中有148個家庭十分希望得到律師日常的法律幫助。然而，在這些家庭中，47個家庭從來沒有求助過律師，91個家庭只是免費咨詢過律師，60個家庭聘請過律師為其解決法律問題，而只有2個家庭經常性地請律師。在從來沒請過律師的138個家庭樣本中，39個家庭認為法律問題能夠自己解決，19個家庭符合法律援助條件不需要聘請律師，而剩下的80個家庭則是認為聘請律師的費用過于昂貴，難以負擔。從上面的數據可以分析得出，大多數中國家庭雖然很希望能夠便捷地獲得日常法律幫助，但大部分家庭在遇到法律糾紛時不會主動請律師，因為他們大多數認為律師收費很貴。
隨著法治理念的普及，人們越來越希望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特別是在消費、房產、婚姻家庭、勞動就業等方面更是需要專業律師的法律幫助。然而，國人相對薄弱的法律意識以及不健全的法律服務體系阻礙了中國法律事業的進程，占社會單元大多數的中等收入家庭陷入了“零法律消費”的尷尬，這在西方國家是不可想象的，也不利于我國法治國家的建設。
筆者認為，解決該問題最重要的是完善法律服務體系，普及“預付法律服務”。打個比方，有了醫療保險之后，我們在得小病時我們也會去看看醫生，聽聽醫生的建議，預防了大疾病的發生。我認為法律服務也應如此，只有經常地得到律師的建議，才能提高我國整體的法治水平。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教育，醫療資源都已經市場化。可以說，市場化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選擇，也是資源公平配置的必然要求。所以，要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資源的公平使用，“預付法律服務”的模式很可能是中國法治發展的一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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