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14-9-25) / 已閱15588次
案情：2006年8月，某村農民張某、陳某得知螢石市場價格上漲，便向主管部門申請采挖該村附近礦山上的螢石，主管部門認為在該礦山采挖螢石十分危險，故未批準張某、陳某的申請。張某、陳某二人便與同村村民李某、王某、閻某商議秘密采挖螢石，并達成口頭協議：由李某、王某、閻某三人負責采挖，張某、陳某按照每噸40元向李、王、閻三人支付報酬，至于李、王、閻三人的安全，張、陳概不負責。同年9月，張、陳某二便組織李某、王某、閻某三人開始采挖。2007年10月19日中午，李某等三人在采挖螢石時突然發生礦壁片幫（指礦井作業面、巷道側壁在礦山壓力下變形、破壞而脫落的現象）事故，致李某、王某死亡，閻某重傷。經評估，非法采礦行為造成礦產資源損失達10.5萬元。對于張、陳二人對兩死一重傷后果應如何處理，存在不同意見：
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一種意見認為構成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一種意見認為不構成犯罪。
專家意見：陳航、張鶴新、韓東認為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
筆者觀點：張某、陳某雇請李、王、閻三人為其開采螢石，形式上雙方簽訂有協議，其實是雇請三人，以計件工資的形式支付三人的報酬，應認定雇主雇工關系。張、陳兩人明知開采螢石存在重大安全隱患，有責任有義務提供符合國家規定的安全生產條件。然而，張、陳兩人對提供安全生產條件不聞不問，致使雇工在生產作業過程中發生片幫事故，造成二死一重傷的嚴重后果，故兩人的行為并不符合重大責任事故罪的犯罪構成，而是符合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的犯罪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的主體，通常是生產作業一線的員工。
5、國有公司人員騙蓋公章簽訂擔保合同造成損失如何定性
特邀嘉賓：顧永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仁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慧玲（最高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廳處長）
案情：張某，某國有貿易公司（以下簡稱國有公司）黨委委員，同時任該國有公司出資設立的一集體企業的法定代表人、經理。集體企業成立于20世紀90年代初，其員工也是總公司員工，參加總公司內部承包經營。后來，因經營不善、出現嚴重債務問題，張某為了繼續做生意，遂向李某借款100萬元，用于企業經營、還貸款、還借款利息以及支付工人工資、差旅費等，后來，李某急需要用錢，多次催張某還錢。因無力償還，張某提出由國有公司擔保，李某同意。
2006年3月，因其他經濟糾紛，國有公司被起訴承擔連帶責任，遂委托張某代表國有公司參加訴訟。張某利用去國有公司辦公室在授權委托書上蓋章的機會，在另外一張空白信箋上騙蓋了國有公司的公章。同年5月，在債務到期前，張某利用私自留存的蓋有國有公司公章的空白信箋，冒用國有公司名義向李某出具了擔保書。借款到期后，由于集體企業無力償還債務，李某遂向法院起訴。法院判決擔保合同有效，國有公司承擔連帶責任，負責償還集體企業債務。張某的行為應如何處理？
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不構成犯罪；一種意見認為構成濫用職權罪
專家意見：顧永忠、劉慧玲認為不構成犯罪；劉仁文認為構成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
筆者觀點：這個集體企業名為集體，實際上是國有公司出資的，且集體企業的員工也是國有公司的員工，是一套人馬二塊牌子，名義上是集體企業，實為國有公司的子公司。從100萬債務的源頭來看，實際只是債務發生了轉移，原來是欠銀行和工人的，現在是欠李某的。張某違規出具擔保書，國有公司承擔連帶責任，談不上國有公司存在經濟損失，因國有公司本身就有責任承擔這種假集體企業的債務，故不符合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的構成要件。
6、銀行工作人員以假存單騙用客戶存款應如何處理
特約嘉賓：楊建民（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副廳級檢察員、檢委會專職委員、全國檢察業務專家）
朱軍（安徽省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唐保銀（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刑法教研室主任）
案情：丁某系某商業銀行一支行市場部的客戶經理，負責拉客戶來本行存、貸款的市場營銷業務。2005年11月，丁某帶其鄰居高某到其所在銀行辦理了一筆17萬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2006年3月，丁某因急需要籌款購房，想向高某借錢又怕被拒絕，就起意動用高某這筆錢，待該款到期后再歸還本息。故對高某謊稱，銀行存款利息提高了，可以把這筆定期存款提前取出然后轉存。高某同意，并請丁某幫助辦理。
同月10日左右，丁某聯系假證販子制作名為高某的17萬元的存單，并提供了一張自己所在銀行的定期存單作為樣品。假存單制作好后，丁某花600元錢買下。同月13日，丁某陪同高某到銀行辦理提前取款轉存手續。丁某要來高某的原存單，要高某提供戶主本人身份證并輸入取款密碼后，讓高某在遠離柜臺的椅子上坐等。辦完提前支取手續后，丁某對柜員工作人員謊稱，客戶暫時還沒有考慮好存什么儲蓄品種，先把錢取出來等想好再存。接著，拿出自己的一本存折，讓柜臺工作人員將17萬轉入該存折。之后，丁某將事先偽造的假存單交給高某，謊稱轉存手續已經辦好，將高某送走。
事后，丁某將17萬元分批支取使用。但沒有想到高某在假存單未到期之時沒找丁某幫助就直接到銀行要求取款，結果發現存單是假的。當即，高某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找到丁某，丁某承認該款是自己使用，隨后退還了17萬元本息。
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丁某構成挪用資金罪；一種意見認為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一種意見認為構成偽造金融票證罪；一種意見認為不構成犯罪。
專家意見：唐保銀、朱軍、楊建民認為構成偽造金融票證罪。
筆者觀點：丁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非法占有并不要求行為人永久非法占有，一定期間內也可成立非法占有。丁某不構成偽造金融票證罪，理由是丁某偽造存單是為了遮人耳目，是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一部分，并無讓偽造的存單進入流通環節和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企圖。丁某最初的設想是存單到期日從高某手中收回假存單并退回贓款的，不然的話事情就會敗露，然而丁某未料到高某提前支取而案發。丁某沒有利用職務之便，不構成挪用資金罪。丁某也不是利用偽造的金融憑證直接騙取高某17萬元存款的，而是騙取之后才交付假存單遮人耳目，故不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
7、向多人“借”巨款不能歸還應如何處理
特邀嘉賓：龍宗智（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
劉守民（四川成都市律師協會會長）
余沙（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案情：從2001年起，黎某、李某在既無資金又無經營條件的情況下，在六年多的時間里，對外以夫妻或者情人身份相稱，先由黎某利用其某省公安廳干部身份，主動聯系左某、趙某、鐘某等16人，向其謊稱“李某系某知名品牌酒廠的代理商（李某實際代理的系普通品牌酒），客戶主要是全國各地部隊，經營規模大，利潤豐厚，還能在糖酒會上簽訂合同”等，急需要大量現金用于周轉，以不定期支付3%至30%不等月息為條件，采用打收條和借條形式分別從前述16人處多次短期借款人民幣1097.13萬元。案發后，黎某、李某歸還本金288萬元，其余809.13萬元未能歸還，也不能說明去向和用途。
受黎某和李某鼓動，左某從胡某等38位親友處高息“籌借”人民幣680多萬元，并以個人名義高息借給黎某和李某經營酒生意。案發后，左某歸還部分本金和利息，大部分借款未能歸還。黎苛、李某的行為構成何罪？左的行為應如何定性？
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構成集資詐騙罪；一種意見認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一種意見認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左某的行為，一種意見認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一種意見認為不構成犯罪。
專家意見：三位專家均認為黎某、李某構成集資詐騙罪；左某的行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筆者觀點：現有證據不能證明黎某、李某構成集資詐騙罪。從三位專家發表的意見看，反映了我國刑法學界對非法集資案件的研究不夠深入，并沒有精準把握非法集資的特征和內在規律。理論研究的滯后，造成實務中非法集資類案件的定性出現了嚴重偏差，致使不少案件判決后引起廣泛爭議，損害了司法權威。本案的準確定性，請參考筆者網上發表的《非法集資案應如何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等相關文章，這些文章將揭示了非法集資案的特征和內在的規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非法集資案中參與集資的出資人，尤其是最終不能被歸還本息的出資人，他們之所以把資金交給集資人，主要不是被騙的原因，而是受到許多人已經獲得高額利息回報的誘惑所致。那些出資人陳述自己如何被騙的說法，實際上是騙不了出資人的，不過是出資人用來推卸自己責任的借口。然而，實務中非法集資案中的“欺騙”被人為地顯著地放大了，以至于非法集資的性質都被改變了。
事實上，非法集資案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向社會擴散，起決定作用的就是高利息回報的誘惑，欺騙的成分在其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這就決定了集資人與出資人雙方的行為都是帶有賭博性質的，非法集資案總體上具有明顯的賭博特征，進而可以自然地得出結論，非法集資案中沒有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
從上述案例給出的事實看，總集資規模為1097.13萬元，未能退還的資金數為809.13萬元，集資期限為六年，月利率為3%，這些數據中的前兩項比較，明顯不符合非法集資案的客觀發展規律，事實沒有查清楚，偵查工作存在重大瑕疵。可確定的是，最終不能歸還的809.13萬元中，絕大部分為高利貸利息，并非出資人的本金。從案例事實看，黎某、李某成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具有高度的蓋然性，而成立集資詐騙罪的可能性很小。
8、販賣盜版光盤應如何定性
特約嘉賓：田宏杰（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吳孟栓（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專題研究處處長，檢察員）
張枚（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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