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峰 ]——(2015-9-25) / 已閱6269次
將職稱評定應用到法律診所實踐教學中的新思維
黃峰
（天津師范大學法學院，天津，300387）
摘 要：傳統(tǒng)的法律實踐教學存在不足，通過職稱評價體制的改革來彌補法律實踐教學中的缺陷并提出具體的建議和措施，為高等院校開展法律實踐教育改革和國家法律領域職稱評定提供重要參考。
關鍵詞：法律診所教育；立法完善；評價制度改革；教學創(chuàng)新；職稱評定
一、我國法學教育培養(yǎng)模式的現(xiàn)狀
我國對于法科碩士研究生培養(yǎng)采用雙軌制模式，分為學術性法學碩士和專業(yè)性法律碩士。以法律碩士培養(yǎng)模式為例，在雙軌制法科生的培養(yǎng)中存在諸多尷尬的情況：
其一，法律碩士的培養(yǎng)目標是培養(yǎng)應用型、復合型法律人才，但是，在實際的法學教育中，大多數(shù)的法律碩士培養(yǎng)模式與法學碩士培養(yǎng)模式沒有什么區(qū)別，甚至完全一致。同一個學科的教師在給法學碩士講課的同時還兼任法律碩士的學生的指導教師，法律碩士的“實踐性”與“復合型”并沒有體現(xiàn)出來。
其二，法律碩士（非法學）的研究生本科并不是學習法學的，因而在有些學校會歧視法律碩士（非法學）的學生。在師資方面得不到重視。其三，與法學碩士、甚至法學本科生完全相同的培養(yǎng)模式，使得法律碩士的培養(yǎng)質量無法保障。3年后，法律碩士被培養(yǎng)成“法學基礎知識懂一點”、“中國法律知識知道一點”、“外國法律知識了解一點”的“法律夾生品”。
二、法律教學培養(yǎng)模式引入診所教育的必要性
（一）實踐教學中的模擬法庭課程實踐性不足
與傳統(tǒng)的授課方式相比，模擬法庭增強了學生的主導型和積極參與性，增強了其法學理論與實踐教學的有機結合，有助于促進實體法與程序法的教學。但是模擬法庭有其先天缺陷就是固有的“模擬性”而非“真實性”。在實踐中，常常是老師選擇好案例、事實證據(jù)甚至于控辯雙方的辯論語言都是固定的。就形成了“演”和“辯”，就像拍電視劇，并沒有形成我們所期望的唇槍舌劍的局面。
（二）法科學生的實習效果不佳
學校一般會安排法科生到法院、檢察院或者律師事務所實習，但事實上在實習單位只會讓其從事一些體力活，如：送達、記錄、訂卷宗等一些工作。再有這些法律實務部門平時工作量大，人手并不充足，所以對于實習生來說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指導和監(jiān)督。
（三）“案例教學方法”的局限性
“案例教學方法”與傳統(tǒng)的法學教學中案例分析討論存在明顯的不同，為了提高學生獨立分析與思考的能力，讓學生自己閱讀和分析，找出案件中涉及的法律關系。然而采用的都是已知或者虛構的案件，到最后案件都有一個所謂的“標準答案”，讓學生關注更多的是老師所謂的“標準答案”，而不是分析和思考的過程。也就是說，案例教學忽視了對于法律實踐有重要影響的案件事實，所以，它不能取代真正的法律實踐教學。
三、法律診所教育在我國法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診所教育的教學主體為在校教師而非專職律師、法官、檢察官。診所教育的初始目的不用贅言。然而，在診所教育的教學主體卻是理論型專家，相對于專職律師、法官、檢察官來說實踐經歷方面來說還是有一定差距。如何糾正目前的這種局面是我們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筆者再次強調：既然診所教育的初衷就是為了讓學生接觸更多的實務工作，讓學生在實務工作中有更多的經驗和經歷，讓學生形成一個完善的法律思維體系，讓學生在畢業(yè)后的就業(yè)中更有競爭力、更能經得起社會和用人單位的考驗，那么就應該不偏不倚的踐行。而不能讓如此好的教學方法變得徒有其表。
第二，高校的法律實務人才面臨匱乏的困境。正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一個好的教學方法，如果沒有合適的人去推動和實施，那么好的教學方法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不可能變?yōu)楝F(xiàn)實。同樣診所教育也面臨著這樣的一個難題。因為學校方面面臨著實務人才匱乏的窘境，沒有專職的實務人才。
如何吸收和引進優(yōu)秀的實務人才？現(xiàn)實情況是實務型人才不愿意到高校來任教，因為是否來高校任教與自己的切身利益并不會有很大的沖突，而且到高校任教在經濟收入方面不高，相同時間內，在社會中通過代理案件而獲得的收入遠遠超出自己在高校得到的報酬。
第三，診所教育提供的法律援助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因為診所教育課程目的是通過代理當事人的案件，親身經歷案件的取證、開庭等真實的訴訟。在2014年天津市法學會教育學分會上，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晨光在“深化法律實踐教學改革的探討”主旨講座上說道：“在德國高校的診所教育課程實施中，學生都是親身經辦案件的。”在我國的實際教學中學生不可能親自代理案件，在這其中，有案件當事人方面的原因，如：對于診所教育的不了解、不認可、不信任，害怕診所教育提供的法律援助不能切實維護自己的權益。還有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國的診所教育提供的法律援助存在名不正言不順的問題。我國目前并沒有關于社會志愿者提供代理案件援助的法律法規(guī)。
第四，過去培養(yǎng)的理論型教師來指導實踐型課程發(fā)生錯位。在當前的教學中，高校的法學院、系十分注重學生的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所以需要有深厚實踐經歷的的實務型人才來指導。對于擅長理論研究的專家學者來說在如何搞好實踐性教學方面也是感到手足無措。
第五，診所教育實踐型人才的引入缺乏待遇激勵機制。高校教育教學資金畢竟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高校在開辦診所教育課程時就不可能投入很大的資金來引進高素質的實務人才。律師通過代理一件案件的收入比在高校任教每月收入高出好幾倍。通過這一比較不難看出，如此巨大的利益差距又怎么會吸引高素質的實務型人才來高校開展實踐教學工作呢！
第六，高校教學欠缺創(chuàng)新意識，不敢于“不走尋常路”。高校在人才培養(yǎng)模式方面大同小異，并沒有形成自己的教學培養(yǎng)特色。當今教學培養(yǎng)模式都是模仿別人，如此一來，在教育教學方面很難有突破和創(chuàng)新。正如王晨光教授極力倡導實踐性教學并提供了國外比較成功的教學培養(yǎng)模式，對于這種教學方法各大高校的學者和教育專家紛紛表示認可，但是全國竟沒有一所高校敢開先例來真正的實施，著實令人感到詫異。
四、法律診所教育存在問題的解決途徑
第一，“引進來”—針對高校實務型人才匱乏的現(xiàn)狀，筆者認為應該在制度設計上創(chuàng)新改革——職稱的評定制度。筆者認為：如果我們把到高校任教作為法律領域職稱評定的一項標準，那么現(xiàn)在的局面就會在很大的程度上改變。具體來說，在法律領域來說，律師的職稱有：“一級、二級、三級、四級律師”，法官的職稱有：“首席大法官，二至十二級法官分為大法官、高級法官、法官”，檢察官的職稱有：“四等十二級—首席大檢察官、大檢察官、高級檢察官、檢察官”，司法行政機關應該把到高校從事法律實務教學作為一項評定標準。這樣就會使實務型人才的切身利益與高校開展的實務型教學變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將實務人才在高校帶領學生辦理的真實案件的多少、模擬法庭的比賽的成績高低、學生評價、學院領導、老師的評價等等作為考核成績評定的重要方面。筆者認為：這樣不僅提高了實務型人才到高校任教的積極性，而且也扭轉了高校一直以來的被動局面，變被動為主動。比如：如果律師從四級晉升到三級律師必須到高校任教六個月，并且?guī)ьI二到四名學生辦理三到四件案件，在全國法律專業(yè)相關比賽中取得二等獎及以上獎項等。在高校任教將會成為一種晉升職稱的強制性工作，使其更加具有主動性。
第二，“走出去”—深化高校內部教師實踐能力培訓和評價機制，這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法學教師承擔著非常重要的歷史使命，如何更好地適應這種錯位的局面才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筆者認為，上面提到的職場評定的標準也完全可以適用到教師職稱評定中來。這樣不僅可以督促老師積極參加實務性的工作，提高教師從事實務能力和水平。比如：如果某位高校理論型老師現(xiàn)在的職稱是講師想申請副教授職稱，那么要求之一就是在實務部門掛職工作一年，把獨立辦理案件數(shù)量、質量，實務部門的評價等等方面作為考核的重要標準。在這一方面，天津師范大學法學院做出了成功的示范，現(xiàn)已有多名理論型教師在法律實務部門掛職鍛煉，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第三，完善診所教育相關立法規(guī)定，明確診所教育的主體地位。我國應該盡快出臺相關的法律規(guī)定明確其法律地位，立法上明確診所教育學生可以成為案件代理人，使我們的學生一出校門就可以自己獨立的辦理案件，這才是就業(yè)中的核心競爭力。
第四，特色辦學—高校要結合本校的實際，大膽創(chuàng)新，“不走尋常路”，開展交叉學科的教學方式并辦出自己教學的特色。在現(xiàn)實發(fā)生的案件中可以看出，純粹的法律問題很少，大多數(shù)情況下涉及到各個領域的各個方面，比如：經濟、建筑、醫(yī)學等。僅僅培養(yǎng)純粹的只懂得理解法律條文的學生已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各高校應該結合自身的特點開展法律交叉學科的教學培養(yǎng)工作，辦出自己的教學特色。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國家把依法治國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只有切實的搞好法律實踐教學工作才能為國家、社會源源不斷的輸送復合式法律人才，注入新鮮的血液，法治中國才能更快、更好的實現(xiàn)。
[參考文獻]
[1]王晨光.法學教育的宗旨—兼論案例教學模式和實踐性法律教學模式在法學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和關系[J].法治與社會發(fā)展，2002(6).
[2]王晨光，陳建民.實踐性法律教學與法學教育改革[J].法學，2001（7）.
The title assessment applied to the new legal clinic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of thinking
HUANG Feng
(Law Schoo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raditional legal practice teaching, through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title evaluation system to make up for the defects in legal practice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legal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national law field title.
Key words: legal clinical education;; legislative perfection; evaluation system reform; teaching innovation; evaluation of professional tit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