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16-2-1) / 已閱6224次
刑法之大道至簡
內容提要：刑法規范是事實與價值的有機統一體，具體表現為主客觀相統一的有機整體。刑法規范具有明確的適用范圍，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刑法規范既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又是形式與實質的統一，還是行為與結果的統一，從而決定了犯罪論體系之爭議，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之爭議，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之爭議，都是偽命題。所有的犯罪論體系僅是表現形式的不同，核心都是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智能機器時代，機器不能被騙的公理已不合時宜。
關鍵詞：刑法規范；主客觀相統一；三大爭議；偽命題；機器被騙
刑法規范是什么？一方面，法律是準繩，刑法規范是價值標準，具有價值屬性。另一方面，刑法規范是抽象的事實，具有事實屬性。刑法規范的這兩種屬性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這就決定了刑法規范本身，既不同于純粹的事實，也不同于純粹的價值，而是界于兩者之間的事實與價值的有機統一體，具體表現為主客觀統一的有機整體。
價值標準都是有適用范圍的。超出了價值標準的適用范圍，這個價值標準就沒有意義了。刑法規范作為價值標準，具有同樣的性質。然而，刑法學家對此認識模糊，在他們心目中刑法規范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突出表現為沒有犯罪圈概念。所謂犯罪圈就是指刑法規范所調整的行為類型的范圍，通常就是指在同類行為中社會危害性最為突出、最典型的行為類型。無論何種犯罪行為，都對應存在有合法的相同行為類型。例如，故意殺人的犯罪行為，對應有合法的殺人行為（正當防衛的殺人、對死刑犯的執行等）。顯然，就合法行為而言，刑法分則規范是完全不能適用的。需要強調的是，犯罪行為與合法行為的差別，主要不是行為本身，而是行為背景不同。
中間行為是爭議的源泉。在典型的犯罪行為與合法行為之間，存在著既不是典型的犯罪行為，也不是合法行為，而是界于兩者之間的中間行為。這種中間行為應如何處理的問題，長期以來，理論界眾說紛紜，實務界莫衷一是。這就是洞穴奇案五彩繽紛的原由。事實上，典型的犯罪行為沒有爭議，合法行為也沒有爭議，只有中間行為才會產生爭議。中間行為之所以產生罪與非罪的爭議，原因是行為的背景中為社會容忍的因素和不為社會容忍的因素并存。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遵循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必須證明入罪的理由（社會不能容忍的因素）明顯超過出罪的理由（社會容忍的因素），類似于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情形一樣，才能作出入罪的決定。否則，只能作出無罪的判斷。因此，刑法規范的適用，只有樹立犯罪圈概念，建立典型犯罪行為類型和合法行為類型兩個參照的標準，將生活事實與兩個標準進行比較對照，才能作出罪與非罪的正確結論。與此相適應，對中間行為作出入罪判斷之后，客觀上要求對法定刑的適用應更加靈活，減輕處罰不受限制，直至免除處罰。
刑法規范作為事實與價值的有機統一體，決定了刑法規范既是形式與實質的統一，也是行為與結果的統一，具有不可分割的屬性。這就意味著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的爭議沒有任何意義，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的爭議沒有任何價值。一方面，沒有實質的純粹形式解釋是不存在的，沒有形式的純粹實質解釋也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沒有結果的行為是無法想像的，沒有行為的結果也是無法想像的。刑法規范與生活事實比較，無論形式與實質，還是行為與結果，都是不同層次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然而，我國刑法學界發生的《形式解釋論再宣示》與《實質解釋論再提倡》的論戰，諸如此類，實質是理論研究走入極端的表現，是國外刑法學中的對立零和思維作祟的結果。將形式與實質對立起來，將行為與結果對立起來，排斥兩者共生共融，背離了刑法規范本身的屬性，必然導致結論的不準確性。例如把籠中鳥放飛，把價值連城的珠寶扔到海里等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的觀點。就是由于沒有形式的約束，實質解釋就無邊界可言，猶如脫韁的野馬，容易人為地擴大了刑法規范調整的范圍，無形之中架空了罪刑法定原則。有人竟然宣稱自己為堅定的實質解釋論者，達到不識廬山真面貌，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境界，令人汗顏。
我國刑法學界還有一大爭議，那就是犯罪論體系之爭。所謂犯罪論體系，就是一個把生活事實與刑法規范進行匹配的工具。自然，最直接最簡單的匹配路徑就是把刑法規范作為不變的目標，從生活事實中歸納提取刑法規范的要件事實，一旦提取成功，就以該刑法規范對生活事實進行定性。這種直接定性的方法是一種歸納思維，或者說是立法思維。因為法條本身就是從許多實際案例中歸納提取構成要件而來的。不管是英美的雙層次，還是德日的三階層，或者中俄的四要件，都是將刑法規范這個整體分解為幾個考察的視角，然而應用于考察生活事實，目的是作出生活事實與刑法規范是否符合的判斷。可見，這幾種犯罪論體系都是析罪定性的方法路徑而已。而方法路徑之不同，是絕對不會影響案件事實本身性質的。有學者將不同的犯罪論體系用在同一個案件事實，居然得出定性不同的結論。這是非常荒謬的。
我國刑法學界對三階層所謂的“層層遞進”的邏輯性很癡迷，還感染了不少的學子。然而，所謂三階層的邏輯性，其實不過是個幻覺，不可能找到實例能夠證明的，完全是我國刑法學家杜撰出來自娛自樂的空中樓閣。刑法規范本身的屬性，決定了三階層的該當性評價，本質上就是事實與價值的判斷，就是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適用。認為該當性只是形式判斷的觀點，不過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尤其不可思議的是，犯罪行為符合該當性，合法行為也符合該當性。這顯然犯了邏輯上的錯誤，是自相矛盾的。因為該當性的判斷，必須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全面衡量生活事實，才能得出該當性是否符合的結論。三階層的違法性階層本身就是冗余而不必要的。凡是符合該當性的，必定成立違法性。舍棄多余的違法性階層，所謂的層層遞進的邏輯性還存在么？再者，有責性也是多余的，因為該當性本身就包括了有責性。既然該當性是主客觀相統一的，將有責性人為地分離出來就沒有必要。事實上，三階層的設計者基于強調出罪機制的考慮，重復設計了違法性和有責性階層。這樣做的優勢就是突出了三階層體系的出罪機制，把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納入其中。缺陷就是犯了重復和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另外，三階層的順序完全是可以顛倒的。一個案件按三階層分析后，再按倒置的三階層進行分析，結果必定是相同的。這也能充分說明“層層遞進”的邏輯性是幻覺。
犯罪論體系的表現形式各不相同，但內容實質都是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犯罪論體系作為在生活事實與刑法規范之間架設橋梁的工具，必定要與刑法規范本身的屬性相適應，從而決定了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是所有犯罪論體系永恒不變的內核。英美的雙層次是主客觀相統一的，四要件一直是強調主客觀相統一的，從上述分析可知，德日的三階層（舍棄違法性階層后）同樣也是主客觀相統一的。由此可見，世界上三大犯罪論體系其實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因此，所謂將四要件推倒重來的“重構論”觀點，是非常不明智的。
三大犯罪論體系，各有優劣，不分上下。相對而言，英美的雙層次再結合判例的模式比較好操作些；而四要件簡單易學，但是入罪容易出罪難；三階層突出出罪機制，但是不容易掌握。如前所述，典型犯罪行為和合法行為是沒有爭議的，唯有中間行為才是爭議之源。對于中間行為的處理，雙層次最具優勢，因為雙層次采用一個又一個的判例來對罪與非罪之間的模糊地帶（中間行為的集合）進行標記，相當于對應罪名的第二次立法一樣，今后再遇到中間行為可對照先前的判例進行處理，具有很好的靈活性。四要件理論的出罪入罪機制是合體同一的，由于沒有犯罪圈概念，各構成要件沒有明確的規格標準可循，往往入罪考慮之后，不容易自己反省再作出罪的考慮，結果入罪容易出罪難。這一缺陷是“重構論”者要推翻四要件理論的最主要理由之一。三階層處理中間行為，由于有違法性和有責性階層的設計，使得中間行為中可寬容的因素得以突出，強化了出罪機制，相對而言有利于被告人出罪。當我們弄清楚個中的原由之后，很容易找到克服四要件理論缺陷的辦法，那就是樹立犯罪圈概念，嚴格把握構成要件的規格標準，四要件理論缺陷將迎刃而解。處理中間行為時，嚴格把握好社會不容忍因素要明顯超過社會容留因素（例如大學生掏鳥案，主觀明知的證據要遠遠超過主觀不明知的證據），才能考慮入罪，而且法定刑的適用應當允許減輕處罰不受限制，直至免除處罰。這樣一來，應用四要件理論來處理洞穴奇案、大學生掏鳥案、高尚挪用資金案之類的棘手案件，也將實現雙層次同樣的效果，得心應手，游刃有余。因此，四要件理論本身并沒有問題，經過調整，完全可以滿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需要。所謂的四要件理論的缺陷，基本上都是誤解和偏見。用三階層取代四要件之類的言行，實際就是誤入迷途之后的盲動，有人是要犯歷史性錯誤的。另外，對于入罪的中間行為，法定刑的適用不受限制是必要的，因為中間行為本身就與典型犯罪行為差別明顯，而法定刑是針對典型犯罪行為設置的，自然不能機械地適用于中間行為。否則，就可能會出現減輕處罰后，量刑仍然明顯過重的情形。
刑法相對成熟，創新空間有限。我國刑法學界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娛自樂，不切實際，熱衷于一些無謂的爭論，試圖取得理論創新。《刑法知識論》，《犯罪論體系的改造》等學術著作，其中口水太多，有建設性的觀點，實在少之又少，對司法實踐沒有什么指導價值，學術價值也很有限。從書中可以看出，作者們的實務經驗非常有限。《犯罪論體系的改造》中僅有的幾個案例，就有兩個出問題，連撬鎖盜竊摩托車的主從犯都搞顛倒了。沒有豐富的實務經驗，談論犯罪論體系的重構或者改造，純屬紙上談兵，沒有實際意義，甚至還會出現常識性的錯誤。在司法實務中，有相當數量的罪名，例如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經營罪，開設賭場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司法適用中問題嚴重，急需刑法學界進行研究，提出如何防范的措施和辦法。刑法學家深入實務界，幫助解決實務中的難題，同樣是了不起的成就，刑法學家似乎不屑一顧。然而，有關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的爭議，犯罪論體系的爭議等議題，本身就是偽命題，著書立說再多，也沒有實際價值可言，不少刑法學者卻樂此不疲，導致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
刑法之美在于簡單。我們有些刑法學家把簡單的問題搞得很復雜，美其名曰充分地釋法說理，把案件的處理當成了寫畢業論文。這種做法，根本無法適應實務剖門辦案的需要，不少學子受到了誤導。例如，撿拾他人信用卡在柜員機上使用的情形，本來高檢院有明確的司法解釋，這個解釋是經過法學家和技術專家聯合論證的結果，是符合客觀事實的。然而，有學者固執己見，照抄日本刑法學家的觀點，認為構成盜竊罪。張明楷教授曾經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也論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機上取款的行為性質》。筆者掃描了一下這篇文章，發現作者不了解柜員機的工作原理，其盜竊的觀點是基于所謂的“機器不能被騙”的公理演繹而來的，是主觀臆測的產物，背離了客觀事實。這種長篇大論式的釋法說理，足以把人的頭腦搞暈，使人覺得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對于了解柜員機基本知識的人，一看就知道犯了不切實際的錯誤。這種與事實不符的論文，沒有價值可言。疑難案件之所以疑難，除了前述中間行為案件外，一般都是知識面有缺陷，尤其是對案件所發生領域的相關基本知識有欠缺，導致案件事實不清的緣故。因此，彌補知識不足是疑難案件迎刃而解的捷徑，既簡單又快捷，企圖通過長篇法理論證來解決事實不清的案件，是方向性錯誤，極易誤入歧途。
機器不能被騙的公理已經過時了。在機器時代，這個公理是符合事實的；在智能機器時代，這個公理就不符合事實了。現在已經能夠生產出與六七歲兒童智能相當的機器人了，智能機器人在不久將來會進入千家萬戶。尤其在戰場上，無人操控的智能戰斗機器人早就有了。“機器不能被騙”的觀點已經不合時宜，刑法學家似乎還沒有意識到智能機器時代的到來。再來看撿拾他人信用卡在柜員機上使用的情形，他人在柜員機上使用，主人在柜員機上使用，兩者的操作完全一樣。按照張明楷教授的觀點，他人使用是違背銀行意志（盜竊），主人使用符合銀行意志，這難道不是主觀臆測么？事實上，柜員機只是一款低級的智能機器，柜員機具有“意識”和“代表銀行意志”，也是比較過去的機器而言的。其實，柜員機的所謂“意識”和“代表銀行意志”是特指當客戶在柜員機上辦理存款、取款業務時，人機互動交流，柜員機代表銀行為客戶辦理了存款、取款業務。柜員機有“意識”，例如按下取款鍵，立即就有反應等；柜員機有“判斷”，例如輸入密碼不對時，要求重新輸入等；柜員機有“行為”，例如取款交易成功后，自動支付現金等。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柜員機代表銀行意志，并不是指柜員機本身代表銀行意志，而是指柜員機實施了為客戶辦理了存款、取款業務這個行為本身，是代表了銀行意志的。當然這個行為的實施是通過運行電腦程序進行的，而電腦程序恰好又是銀行意志的固化。換言之，就辦理存款、取款業務這個行為而言，柜員機是代表銀行意志的，離開了這個行為，柜員機無意識意志可言，這是人與柜員機之間的顯著差別。正是基于這種行為事實本身，才得出柜員機具有“意識”和“代表銀行意志”這種觀點的。存款、取款都是雙方之間的交易行為，柜員機實際是代表銀行一方的具有交易功能的智能機器。信用卡詐騙罪與詐騙罪不同，不要求柜員機產生所謂的“錯誤認識”，只要成立冒用他人的名義使用信用卡就足夠了。所謂冒用他人名義，表現為未經授權使用代表他人身份信息的信用卡賬號和密碼。撿拾他人信用卡在柜員機上使用的行為實質，就是行為人冒用他人的名義，向柜員機提出取款請求。柜員機收到行為人的取款請求，由于密碼與賬號正確匹配，行為人的取款請求被視為銀行卡主人提出的。接著取款請求被傳送到后臺服務器，后臺服務器從數據庫中調出相應賬號的存款余額等賬戶信息，判斷是否符合取款條件。當請求取款的金額小于存款余額時，服務器就同意取款，從余額中扣除取款金額后，接著向柜員機返回執行指令。這個執行指令是柜員機付款機構的電子開關（鑰匙），柜員機收到這個鑰匙之后，才能自動進行付款操作。顯而易見，這種情形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信用卡詐騙罪的觀點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張明楷教授所謂的盜竊論，沒有任何事實依據，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冒用情形的詐騙，沒有產生“錯誤認識”，是機器被騙的低級形式。隨著人工智能的進步，產生“錯誤認識”的機器被騙的更高級形式，會應運而生，不以法學家的意志為轉移。
作者單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