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平 ]——(2016-7-8) / 已閱14921次
刑訊逼供的成因及其對策淺析
王 平
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公民的人身權利受到我國法律的嚴格保護，即使是被懷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審的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也受到法律保護，不允許任何人非法侵犯。相反，更應得到應有的法律保護。每一個公民都應當遵守憲法和法律，司法人員是法律法規的執行者，理應模范執法，但是刑訊逼供行為在司法實踐中仍是未能杜絕。刑訊逼供會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體傷害和精神損害，往往直接造成冤假錯案，因此不僅侵害公民的人身權利，而且妨害了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威信，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律，具有極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一、 刑訊逼供產生的主要外在原因
對刑訊逼供行為法律懲處的力度不夠。刑訊逼供現象很多，但真正被法院定罪判刑者少之又少，被檢察機關立案查處很少，且被主管機關追究相應黨紀政紀責任的不多，甚至不少刑訊逼供是在單位負責人、分管領導的直接授意或默許之下進行。
過分追究破案率。對掛牌督辦的案件，發案地的公安機關往往集中警力進行會戰，久攻不下，偵查人員缺乏應有的良好的心理素質，心中焦慮，往往不顧一切，采取刑訊逼供辦法。
偵查手段不高。面對犯罪嫌疑人，偵查人員無能為力、無計可施。關鍵的主要證據無法取得，案件即將形成夾生案，難以收拾，便采取刑訊逼供之下下策，以達到案件證據要求。
法律規定對公民自己故意作虛假供述被羈押或者被判處刑罰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國家賠償第十七條第（一）項）。在無法認定偵查機關刑訊逼供的情況下，只得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供述是合法證據，并據此定罪量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為刑訊逼供的犧牲品。
法律沒有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權；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較遲，工作范圍有限，程序不夠明確；還與法律援助不夠廣泛也是有一定相關性。
二、 刑訊逼供產生的內在原因
（一） 法治觀念不強，人權意識薄弱，法治意識的建立需要相當長的過程。司法人員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只知道自己的權力，而忽視責任、義務，認為自己享有特權，而他人只承擔義務沒有權利。由于對此類行為的懲處力度很小，偵查人員便膽大妄為，認為執法者可超越法律，不受法律追究。
（二） 對刑事偵查活動的監督與制約不夠。犯罪嫌疑人即使遭受刑訊逼供，也無人問津，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如此一來，權威心態更強，我為刀砧，汝為魚肉，任我宰割。對在刑警中隊、刑警大隊發生刑訊逼供的案件，檢察機關難以知情，前期關鍵證據已在此階段形成；到了犯罪嫌疑人羈押在看守所，偵查機關已取得一定的有罪供述，即便有一定的刑訊逼供，檢察人員與公安長期一起共事，睜一眼閉一眼，不去及時向分管領導進行報告，有失職行為，有時即便反應上去也是石沉大海，久而久之，便見怪不怪，熟視無睹，習以為常。加上不能及時取證，時過境遷，關鍵證據無法取得。
（三） 有罪推定依然盛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訴訟中處于被動、弱者地位。司法人員刑事訴訟中的一切程序與步驟都是圍繞證明其犯罪的事實而展開的。在有罪推定的邏輯思維之下，犯罪嫌疑人與被告人一開始就被認為無所謂法律保護，屬于不受保護之列，反而認為應當讓他們承受更多痛苦才得以平民情，消心頭之恨。嚴刑峻法才能夠維護社會治安。犯罪嫌疑人一旦被被害人或者證人指控，偵查人員先入為主，進行有罪推定，急于要求犯罪嫌疑人低頭認罪，而不顧其他相關證據的收集，甚至連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而不予仔細審查，更有甚者，司法人員借控告、舉報之機，對犯罪嫌疑人加以迫害，讓你不明不白，有口難辯。
（四） 證據制度中的問題：口供是證據之王，偵查人員重點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口供本身是否合法，有無刑訊逼供情節，人們根本很少或不去考慮。
（五） 舉證責任存在問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關押，遭受刑訊逼供，也無法取得和保留證據；到庭審時，得不到采信。刑訊逼供無法認定；檢察機關往往只是書面審查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在告知訴權時，對犯罪嫌疑人辯解遭受刑訊逼供及供述是在刑訊逼供下取得的，此類辯解檢察機關無從深挖細究，采取繞道走，加以回避。而對有罪供述予以采納，直接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被告人庭審階段改變供述，進行辯解，往往被視為翻供、認罪態度差，不但不引起有關機關的應有重視，反而會被從重、加重量刑。
三、 遏制刑訊逼供的措施
（一） 確定無罪推定原則，并在實踐中被遵守和執行。無罪推定原則被法律內容所確認，但是其理念不能被司法工作者廣泛接受并加以執行。無罪推定原則其實質就是保障被訴者的人權，從根本上加以保障。只有司法工作者時刻注意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才能杜絕和減少違法行為的發生。
（二） 在刑事訴訟程序上加以保證
1、 明確舉證責任，當犯罪嫌疑人申辯遭受刑訊逼供，其供述不屬實時，由偵查機關進行法庭舉證，接受質證，對于偵查機關舉證不力時，排除此部分或此類證據的采信、使用，完全依靠其他證據進行定罪。
2、 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賦予其沉默權。反對強迫自證其罪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司法準則的重要內容，也被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重申（我國于1998年10月已簽定此公約）。因此其包含的三項權利：反對強迫供述的權利，沉默權及其被告知的權利和自覺供述的權利理應得到尊重。沉默權的確定，要求偵查機關必須在掌握了相應的證據基礎之上，才能進行刑事追究活動。此舉確實可能導致一些有犯罪行為的人逃脫刑事追究，但沉默權的積極意義遠遠大于此。
3、 律師在偵查階段應即介入，犯罪嫌疑人有權要求律師到場，才進行訊問，以制約和防止刑訊逼供，達到“陽光執法”，律師介入偵查階段，偵查機關應當予以保障。
4、 充分運用視聽資料記錄訊問過程，采用專門的訊問室，自動攝錄，視聽資料由技術人員保管，供庭審質證，并作為證據材料永久保存，并備查驗，此項規定作為強制性規定，若偵查機關不能提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異疑的、與此時間地點吻合，內容一致的視聽資料，視為異議成立，即可追究偵查人員及證據資料保管者的相應法律責任。
5、 賦予犯罪嫌疑人申請人身檢查的權利，這也可由其律師主張以利及時取證。
6、 對訊問的時間、條件地點等進行規定，對采取疲勞戰、車輪戰、饑渴、火燒體罰及變相體罰進行明確后果，對違反規定情形，視同于刑訊逼供存在。
（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1984年聯合國通過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我國1986年參加該公約）明確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證據。
（四）看守所改由非偵查機關的司法機關管理。我國大多數案件由公安機關管轄，看守所也是由公安機關主管，因此發生在看守所內的公安偵查機關違反法律的偵查行為難以暴露、揭發。而駐所檢察人員往往責任心不強，缺乏原則性，遇到調查時，限于非正常工作關系緊密、礙于情面，擔心官官相護，是否有人查處及結果很難預料，同時自己也有可能因此受到牽連。便很可能不出證，使案件查處擱淺，違法犯罪者逍遙法外。更有甚者，檢察人員在場參與，從而成為刑訊逼供者的保護者、旁觀者。
此外大部分案件偵查，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派出所、刑警中隊、刑警大隊時，已經取得其口供，到看守所時有罪供述已經完成，僅在看守所羈押環節進行監督作用是很有局限的。
（五）充分發揮檢察機關偵查職能及監督職能。檢察隊伍查處此類案件專業化，個個精兵強將，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偵查監督、公訴科在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工作中，能發現問題敢于監督，善于監督，遇到犯罪嫌疑人反映遭受刑訊逼供問題時，不是繞道走、采取回避，而是認真對待，查疑析微，必要時移送瀆檢部門查處。對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司法人員作為犯罪嫌疑人構成刑訊逼供的案件，依法提起公訴。法院重罪輕判，適用法律錯誤，認定事實錯誤的案件，依法提出抗訴，切實履行檢察職責，確保打擊刑訊逼供犯罪。
加強對看守所監管工作進行法律監督。加強駐所檢察工作，建立、健全并逐步完善監督機制，使駐所檢察工作經常化、制度化、規范化。駐所檢察要做到人員、工作條件、工作制度、監管任務“四落實”，把對看守所的法律監督真正落到實處。對于看守所監管工作中存在的違法問題，根據不同情況分別采取不同的監督措施。對于發在看守所的民警職務犯罪案件，按照案件管轄分工的有關規定，依法立案查處。同時自身應強化責任意識，增強工作責任心，初查監管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線索，分析監管單位在管理和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及時提出檢察建議，幫助整章建制，堵塞漏洞，防范和減少犯罪。
瀆職侵權檢察部門要把依法積極查辦案件作為中心任務，把查辦包括刑訊逼供案件在內的瀆職侵權犯罪工作擺在突出位置，加大辦案力度，重點查辦此類案件。大力提高偵查水平，堅持以證據為中心開展偵查工作，研究對策，探索經驗，講究偵查藝術。切實加強對此項工作的領導。對重大、疑難案件領導要親自指揮、督促檢查和具體指導，在關鍵案件、關鍵問題上發揮組織領導作用。及時研究解決工作部署、案件查辦、隊伍建設、物質保障等重大問題，確保檢威。
加強檢察機關內部控申、偵查監督、公訴與監所、瀆檢各部門信息溝通，通力協作，形成檢察機關一盤棋、防范刑訊逼供的銅墻鐵壁。同時加強與人大法工委、政法委、信訪部門及各律師事務所之間的外部聯系，使刑訊逼供違法犯罪行為無處可躲，一有出現，必受制裁，這樣勢必可以鼓勵和支持犯罪嫌疑人有勇氣、有信心、有可能挺身而出，改變被動和弱者地位，維護自身合法權利。
公正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主要價值目標。司法公正則在社會公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前提基礎。應當充分強調和重視程序公正。刑訊逼供是現實客觀存在的，遏制刑訊逼供有助于程序公正、實體公正，有助于保障人權，而這一點，又需多方面的綜合聯動，才會達到應有的實際效果。同時需要全社會長期的努力。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全社會法治意識的提高，依法治國水平和程序不斷完善，健全的法制體系一定會取得應有的法律效果。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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