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業華 ]——(2004-3-7) / 已閱24428次
關于個人國際法主體地位的理論問題的探討
陳業華
一、導語
對于個人是否具有國際法主體地位，在國內外的國際法學界是頗有爭議的。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日益強烈及科學技術進步，各國之間在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其他人類活動領域交流更加頻繁，伴隨而來的國際關系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國際法也產生了鮮明的變化：冷戰體制的結束促進了求助第三方司法解決的發展，國際法規則體系變得龐大，其所涉及問題范圍明顯的處于擴展之中。它調整的跨越國界的關系，不僅包括國家之間的關系，還包括國家與其他國際法主體之間以及其他國際法主體彼此之間的關系……我們這個世界全球化的程度越高，我們為了共同的利益彼此之間相互信賴的程度就越高，國家作為唯一國際法主體的壟斷程度就更加削弱。正如學者階層人的國際組織的主體資格，而個人（包括法人）的國際法主體地位隨著實踐發展而極突出地表現出來，極大的侵蝕這傳統的國際法主體理論，這是國際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一切，就使得對個人的國際法主體地位的深入研究，和對傳統的國際法主體理論的重新審視成為必要，本文筆者你就關于此問題作一番膚淺的探討，以求教于同仁。
二、一些國際條約中的規定
大凡持反對個人的國際法主體地位的學者大多會提到的一條，即“在法院{國際法院}得為訴訟當事國者，限于國家。”就是用對國際法院管轄權來論證國際法主體限于國家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只有國家才是主體的傳統定義稍微擴大到包括國際組織{指政府間}，即使如此，它們具有的也是非常有限的權利，而對個人仍是“大致和國內法對待動物一樣，即禁止虐待動物的規則并不是賦予動物任何權利”。1960年，歐洲人權法院開始運作，它不僅允許歐洲人權公約的締約國在斯特拉斯堡對違反公約的行為提出訴訟，同時適用于個人狀告國家提供了一個場所。《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國際捕獲法庭，紐倫堡軍事法庭審判，中美洲法院等區域性地方法院審判……這些顯著的變化，意味著國際社會中多邊合作“超越兩國的范圍，通過地區性的乃至普遍性的國際組織來進行………國際組織就成了與國家有區別的一定的法律主體的承擔者，而且通過調整個人生活關系，是歷來埋沒于國家之中的個人作為法律的主體性也有限制地得到承認，這些都是現代國際法結構面臨的變化”。
這里筆者僅就反對者的論點提取一點看法。因為其在反對者論點當中所起的影響最大 ，就是我們在讀國際法院規約第34條規定“在法院得為訴訟當時者，限于國家”是，也不禁在心里接受，畢竟這是來自聯合國的權威機構。但我們必須認清的事實，即國際法雖是聯合國的機構，但只是一部分，國際司法機構還有國際海洋法庭（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以及區域性司法機構如中美洲法院、歐共體法院、歐洲人權法院、美洲人權法院等，并且不能忽視該《國際法院規約》簽訂的背景，正如柳炳華先生所指出的“國際法主要是用于國家間關系，這并不是因為國際法是國家之間的法律，而是當時國際社會的結構是國家間的并列體制”，這種體制下，1946年根據聯合國憲章成立，不論其時代局限，但具體局限就不得不正視，即以美國的“康納利修正案”為例，其與《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第六款的沖突，但國際法院卻沒有宣布美國所作的保留無效，而這個著名的康納利修正案（Connally Amendment），不啻推翻了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權，實在是大大的削弱了國際法院維持國際和平的效力。
康納利修正案(Connally Amendment)，是對《國際法院規約》中第三十六條規定。本規約各當事國的隨時聲明關于具有下列性質之一切法律爭端，對于接受同樣義務之任何其他國家，承認法院之管轄為當然而具有強制性，不須另訂特別協定：（1）條約之解釋（2）國際法之任何問題（3）任何事實之存在，如經確定即屬違反國際義務者。（4）因違反國際義務而應予賠償之性質及其范圍。各國對這一條款，即任意條款（Optional Clause）所作出的保留，美國保留最為顯著，頗長但最要緊的有一句話是，“凡屬與大體上在國內管轄權范圍以內的事件有關的爭端”，都不受國際法院的管轄，至于是否屬于國內管轄權的范圍，“由美國決定之”。（全文是Document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s 5,Department Of States Bulletin,第15卷，第375號【1946年9月8日】P452）。僅就這一款可見，但修改確有困難重重，而不得為之。在這里，筆者還要列舉一組數據，就是從1946年到1984年國際法院說受理的訴訟案所牽涉的國家，其中“英國美國——11案，法國——9案，蘇聯——4案……”英美法蘇四國牽涉最多，其次是歐洲和拉丁美洲國家，非洲國家又次之，亞洲國家最少，這雖表明亞洲國家國際法學不發達，但也從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國際法院的規約在各國中的威信還是有所折扣，當然近幾十年來發展就有所改觀了，但這不爭的事實現實也不容忽視。因此，不能依次作出推斷國家唯一主體的理由，并且在國際社會實踐中國際組織的主體地位出現就給這統治國際法學界長達三世紀之久觀點打了一悶棍。
三 一般性主體與特殊性主體
國際法主體的案件在國際法學界里也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但又很默契的形成了所謂的“通說”即（1）有參加國際法律關系的能力，即使有與同法律制度承認的其他主體建立法律關系的能力（2）有直接承受國際權利義務的能力，這兩個條件就避免了部分學者的國際政治關系觀念中的平等實體說和不合理性說，也就為個人在實踐中取得主體地位，更為在理論上正確反映客觀實踐作了鋪墊
在這里，筆者僅就個人的主體性地位的確立的充分性和不足性。充分性就是存在的理由，即國際法，乃至國際社會越趨確認其個人與法人的國際法主體的實踐根據：
一、個人國際法主體地位不會削弱國家對個人的控制，雖然法人（當然特指的跨國公司，如石油等）也可能石油和國家一樣強大的權力，但這些石油公司不是把特許權給予特權國家的法律管轄，而給予特許國如果讓特許權受他國法律管轄這可能感到丟臉，最后只得把該特許權交受國際法管轄。此類事例并沒有排除國家主權，國家相比于個人（法人），其影響與實力也難以為個人望是“項背”，其剝奪或侵占國際法上個人權利，雖然有事遭到社會權力的監督或抵抗，仍時而不了了之，服務于其國家對個人的利益的控制；
二、諸多國家的國內法體系采取的國際法之于國內法的一部分，如原聯邦德國1949年的意志聯邦共和國憲法第25條規定：“國際公法的一般規定乃是聯邦法律的組成部分，他們位于各項法律之上，并直接構成聯邦國土上居民的權利和義務。”詞以及表明國家把一部分權力放在國際法體系中直接賦予更符合當前國際發展趨勢，國際法也將上升到國內法的水平；
三、個人的國際法主體確立，符合人民主權和契約理論這一現代政治原則，即個人
的權利和義務的實現不會由國家政府所左右，在國際社會發展合作中，某個人的利益損害，該國政府可能會因為國力的弱小，或該國與侵害國的利害關系等諸因素而不予以保護或伸張，如此，個人直接參加對等訴訟，既為個人利益損害的修復性有保障，也為國家利益或國際威信不受影響，皆利皆歡喜！
四、個人尤其是無國籍人以及有違法國國籍的人的權力保護，因為任何國家都沒有
權利去支持這種賠償請求的資格，這是由任何國家都不能有效的聲明。這些人受到傷害，該國的權利也受到影響。現代國際法的長足發展與進步，而給予該類個人的權利保障；
五、個人的主體地位也與非政府組織一樣，因為某些非政府組織的成員為一國內部
的民間團體甚至個人成員，也當然牽涉到一人制公司的問題，隨著國際間交流越來越頻繁，國際關系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個人或法人的參與也有利于國際社會的發展。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的規定就是促進對海底資源的開放和利用；
六、當前國際秩序所表現出來的自由和無秩序的國際秩序，其容忍了多樣化的政治體制并存，民主所達成的不同程度的共識，其并不排斥不同的聲音，也極有利于個人或法人的主體地位及其權利的伸張。
不足性，即表現在其局限，有限范圍內，如部分學者主張的部分國際法主體，而不是在整個國際發領域擁有主體的資格。由此，筆者從法理角度提出了國際法主體劃分為兩類：一般性主體和特殊性主體。這既是從有利于國際法主體理論的有序化出發，又是有利于確定個人國際法主體地位范圍而言的。一般性主體包括國家，而特殊性主體包括國際組織（當然有政府間組織與非政府間組織之分），爭取獨立的民族以及個人與法人。
M、阿庫斯特教授指出，證明個人（法人）的國際法主體地位，必須能夠明確個人與公司所取得法律人格確切的范圍。所以，下面擬就個人與法人在國際刑法，國際環境法等方面（即范圍）來確定：
（1） 國際刑法
國際刑法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主要標志是對國際關系中最重大的問 題——戰爭與和平問題，在二戰后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是于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意大利羅馬召開，并于7月17日聯合國代表外交會議的1201贊成，美國中國等7票反對。21票棄權通過，序言部分13篇共128條。國際刑事法院設在荷蘭海牙，摘掉長起訴過程中，個人享有的權利：不被強迫自己有罪或認罪，不受任何形式的強迫，脅迫或威脅，不受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殘忍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在詢問語言不是改人說通曉和使用的語言時，免費或的合格口譯員的協助以及為求公正需要的文件譯本；不得被任意逮捕或羈押。在此國際刑事法院規約中規定被告人的權利中也有類似的條文，以確保審判過程中被告人（個人或法人）的權利的不受侵犯，還規定了對被害人和證人的保護即參與訴訟的措施。1993年5月25日，聯合國安理會決定成立的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法院，《關于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法庭規約》類似規定（第21條）并在國際刑法中司法制度重大新發展——設立上訴制度，即被審判庭定罪的人或者檢察官認為，由于法律問題的錯誤導致判決無效或者由于實施的錯誤引起判決的不公正，應向上訴庭提出上訴，上訴庭可以確認推翻或者修改審判庭的判決（25條）。從上訴條文中可以看出在國際刑法中個人被賦予的權利（當然有義務，如個人的刑事責任的法律后果——懲罰。既包含有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都是由國際刑法直接規定（這里可能涉及到國際法語國際刑法的問題，但限于篇幅不作詳細論述，參見——主編的《國際法問題研究》等），亦可從中得出：個人（法人）在國際法中的主體地位確立，亦即國際法賦予的法律人格而享有國際法主體地位。
（二）國際經濟法
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法主體之間經濟關系的國際法規范，是國際法分支，這種概念在國際經濟法學說中屬于狹義說，在此學說中私人的主體地位得到了學者的進一步肯定。在奧地利霍亨威爾登教授著的《國際經濟法》中提出了如果忽視跨國公司或者政府與他國之間的合同就不能妥善處理面臨的國際現實問題；非政府組織的一些活動和自然人的行為在國際經濟生活中也是有重要的意義等觀點支持應遵循國際法注意的種類，擴大為包括私人的現代原則。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關于促進和相互保護投貿的協定》第一條第三款，“投貿者”是指“具有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自然人”和“在本協定有效范圍內有住所的德國人”，顯知自然人的合理地位的得到法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8條1款也有類似的規定，法人，自然人成為特定國際經濟法律的主體，也有其權利能力的范圍。
（三）國際人權法
人權進入國際法的領域，實際上是在二戰法西斯鐵蹄的蹂躪下催生出來的，國際法上的人權是指受國際法保護的人或者人的集合體所享有或應享有的權利。《世界人權宣言》中具體規定了個人（即其享有且稱之為法人）的權利，又基本權利，司法權利，人身權利，公民和政治權力，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歐洲人權公約》中第25條第1款：個人投訴可以由聲稱是公約中規定的權利……被侵犯的受害者的任何個人，非政府間組織或者一群個人提出，這種侵犯據稱是某一締約國行為，而該國已接受委員會對其所收到的這種投訴具有管轄權。“又”……雖然申訴人仍然無權向法院遞交案件，但是案件一但提交新的規則為了達到一切際目的給予了個人與委員會和締約國對訴訟程序所享有的類似的地位。隨著國際人權法發展，越來越多的政府間組織建立了法律機構，使個人，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可以提交人權指控；而在蕭亞平教授的（當代國際法倫）中引出來的，公約締約國。條約還規定：條約條文不得解釋為個人有權從事活動或實行行為，破壞本公約確認的任何權利和自由，或限制此種權力或自由逾越本公約規定之程序，來證明個人享受的權利保障受條約和國家的限制，筆者認為，該公約特別指出的“不得解釋為個人有權。。。。”更是強調，也同樣可換作國家，并且受條約的限制，這也是國家正式主體也必須遵循的，并且如此推理，如國家亦受超國家的限制，也可以否認國家正式主體嗎？所以，個人和法人以公約享有權利，使公約的權利的義務“受益”者 ，也就有理由成為國際法主體。
（四）國際環境法
國際環境保護法律關系的主體是該法律關系參與人或者當事人。主體在該法律關系忠誠當著保護自然環境的責任，同時又享有法律規定的環境權益 .傳統觀念認為主體主體主要是由主權國家，政府間國際組織或國際機構，而未包含個人與法人。隨著環境保護的日趨重要，《人類環境宣言》（1972），《內羅畢全球環境狀態宣言》（1982），《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1975）等全世界多區域的環境保護立法出臺，學者逐漸認識到自然人和法人在環境保護方面的作用和地位。1982年5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理事會特別會議通過的《內羅畢宣言》〉第9條指出：“所有企業，包括跨國公司在內，在采用工業生產方式或技術以及在將此種方法和技術出口到別的國家時，都在考慮其對環境的責任。在這方面，及時而充分的立法活動也很重要。”由于環境是全人類所共有的，所有在環境方面的問題商容易造成不同國家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環境保護法律關系上的糾紛，這是污染行為的造成者和受害者，以及而承擔此種權利義務者均為自然人和法人是分不開的。并且法人和自然人在國際關系實踐中都承擔過此責任，且也有權力向污染施行人要償。如1983年11月25日，巴拿馬籍“東方大師”號油輪運載原油在我國沙礁觸礁，露出原油3343噸，造成我國青海港及其附近海域污染，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青島分公司向油輪的船東保險協會索賠，后作為法人的該協會做出3775萬元的人民幣賠償。賦予自然法人的主體性地位當然是有條件的，有限制的。尤其在環境保護過程中，它所牽涉的范圍比較廣泛，是有利于其樹立責任感，加強對國際環境方面的監督與保護。”地球只有一個是屬于整個人類的，適當的承認他們的資格，如在國際環境保護中發揮著主要作用的個人或者團體，國際自然保護協會更易于發揮國際社會閑散資金、人力去保護共有的環境，也是促進國際社會朝著健康方向前進的不可小視的生力軍。
（五）國際爭端法
國際爭端法的概念在國際法學界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即狹義指國際法主體之間，主要是國家之間，由于在法律上或事實上意見不一致，或政治利益的沖突所產生的爭執。廣義指的是不僅包括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國家與其他國際法主體之間的爭端，而且包括以國家為一方，以另一國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非主權實體為另一方，兩者之間產生的爭端。這里筆者支持廣義說，學者大多認為一國與他國的自然人或法人發生爭端屬于國際司法范疇，但是在現代國際法實踐中，越來越把此類爭端看作為國際法主體之間的爭端。如承認人是國際法主體的重要條約《解決國家與他國公民間投資爭端公約》就有明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十一部分第一百五十三條和第五節中的第一百八十七條，以及法庭規約三十七條都指出：“作為合同當事各方的締約國、管理局或企業部、國營企業以及自然人和法人之間關于下列事項的爭端……有締約國或國營企業、或在締約國擔保下具有締約國國籍或有這類國籍或其公民有效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或符合本部分和附件三規定的條件的上述各方……”國際司法機構的訴訟當事方限于主權國家的情況已有改變。1928年國際常設法院在“但澤法院管轄權問題”的咨詢意見中明確承認：國家可以有條約明文規定給與個人與直接權利，這種權利不事先由國內法加以規定就可以存在，為個人直接行使。這種情況下個人與法人之所以獲得主體資格的理由在前已作解釋，這里不再贅述。
雖然，個人與法人的區別存在也導致其主體范圍的大小之分，和法人就有個人在條約法中的締約能力所不備的。而國際法的范圍廣泛，且在國際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這種個人與法人受國際法的約束規則比較少，甚至是少有的例外，但就筆者所說，擇其要范圍的指出，而隨著國際社會的發展也必然出現更多的領域，更大范圍內的例子。
另外，個人與法人的主體資格是與國際社會相關的，自由的國際秩序不完善到有組織的社會發展，必然促進國際法的制度的完善，甚至有學者預言：“國際法將發展到上升到國內法的水平。無需區分國內法與國際法，國際法律制度越發展，國際法直接適用個人的機會就越多。并且在國際社會中各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形成一種相互制衡的局面，以及各國尋求和平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有必要在國際社會中通過法律手段建立一種勢力制衡術，來平衡補充國際實體與個人的實力不相稱，雖然個人與法人的局限不可能在組織法、領土法、外交法等領域參加，具備其主體，但是作為特殊性主體的地位，就依賴這種制衡，而通向發展與完善之路，促進國際社會與人類的完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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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國際刑法問題研究》林欣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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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國際環境法》韓健、陳立虎著 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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