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17-2-23) / 已閱10172次
天下刑法是一家
內容摘要：刑法規范具有事實與價值、形式與實質、主觀與客觀、原則與例外、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五大有機統一的屬性。成文法與判例法只是表現形式不同，內容實質是相同的。德日三階層體系與中俄四要件體系都有不科學的成分,它們修正后，將全面實現互聯互通，并與英美法系雙層次體系完美對接，天下刑法是一家的美好前景將成為現實。
關鍵詞：新構成要件理論；雙層次；三階層；四要件；大統一
一、行為及其主客觀特征
什么是行為？筆者認為，行為就是受意志支配的行為人的身體動靜的集合。刑法意義上的行為，通常指的是行為人故意或者過失地實施了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具有主客觀相統一的屬性。
在德日刑法體系中，受康德哲學觀的影響，行為被認為是外在的客觀行為，是與行為人主觀意思無關的；而人的主觀意思則被認為是獨立于客觀行為而單獨存在的。換言之，主客觀是分離的、不統一的。因此，就刑事責任的基礎而言，存在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兩個學派之爭。客觀主義認為，刑事責任的基礎是行為人外在的行為及實害。此乃所謂的行為刑法。主觀主義則認為，刑事責任的基礎是行為人的危險性格。此乃所謂的行為人刑法。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之爭，在上世紀中期似乎塵埃落定，客觀主義成為勝出者。不過，筆者認為行為刑法與行為人刑法之爭，本身就是個偽命題。理由很簡單，因為刑事責任的基礎，既取決于外在行為及其實害，又取決于人身危險性。無論是行為刑法，還是行為人刑法，都是以偏概全的。因此，無論誰勝出，都是先天不足的。
刑法意義上的行為，具體表現形式就是主客觀相統一的行為整體。行為單獨的客觀方面，并不能決定行為的性質，例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過失致人死亡，意外致人死亡。如果不將主觀因素納入客觀行為之中考察，行為刑法之該當性階層就無法判斷，那么行為性質就無法確定，罪行法定原則無法落實。再例如，非法拘禁，綁架，拐賣婦女，由于既遂是以控制被害人為準，此時如果不考慮主觀目的，也面臨相同的情況，無法確定行為性質。行為單獨的主觀方面，也就是人身危險性，更不能決定行為性質了。行為人刑法雖然認為外在行為是人身危險性的征表，可是外在行為在決定人身危險性之有無時，卻并不起決定性作用。問題是，人身危險性除了事后口供外，幾乎沒有其他證據材料能夠印證了。更何況零口供案件，連口供都沒有，更談不上了。顯然，單獨的主觀方面不具有操作性。因此，行為必定是行為人主觀意思與行為人客觀方面身體動靜集合的有機整體。其中，主觀意思與客觀身體動靜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主觀見之于客觀，客觀反映主觀，這就是主客觀相統一。這種主客觀相統一的行為整體，與實務案卷中的證據材料所要證明的犯罪行為是相對應的。然而，德日刑法理論中，行為是純客觀的，主觀意思是純主觀的，行為與主觀意思被割裂開來，與實務案卷中的證據材料所要證明的犯罪行為不相適應，脫離了實際。
學派之爭就是偏見之爭。德日刑法體系中，行為之主客觀方面被人為地割裂開來，直接導致不同層次上的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對立。殊不知，兩大陣營都是以偏概全的。當遇到需要全面考慮的問題時，例如刑事責任的基礎是什么？違法性的實質是什么？必然產生不同立場的學派之爭，誰都有自己的一定理由，誰都有缺陷，誰都不能完全戰勝對方，這就是德日刑法中各種學派學說之爭的緣起。爭議的本質，都是以偏概全的吹牛論，除了自娛自樂外，學術價值幾乎為零。認為學派之爭能使理論研究引向深入的觀點，不切實際，其實是過于天真了。
二、刑法規范五大統一的屬性
刑法規范具有事實與價值、形式與實質、主觀與客觀、原則與例外、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五大統一的屬性。其中，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對應罪刑法定之明確原則，形式與實質有機統一，對應罪刑法定之操作原則，主觀與客觀有機統一，對應罪刑法定之表現原則，原則與例外有機統一，對應罪刑法定之適用原則，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有機統一，對應罪刑法定之功能原則。這五大有機統一完全實現之時，就是刑法理論最終修成正果之日。這五大有機統一，是筆者的新構成要件理論的基本內涵，是根據大量的實務經驗總結歸納出來的，是符合實際的。
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刑法規范既可以表現為成文法，也可以表現為判例法。成文法突出刑法規范的價值屬性，判例法突出刑法規范的事實屬性，兩者實質都是事實與價值的有機統一，功能作用完全相同，只是法的表現形式不同。行為本身既是事實，又是價值，事實具有時代性，價值具有與時俱進性，兩者確保刑法規范內容的明確性與安定性。因此，一部法律歷時上百年不變完全可能。傳統的刑法解釋，實質是對刑法規范的價值進行演繹，使刑法規范對接千姿百態、與時俱進的生活事實。例如，《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條中的火車，七九年及九七年立法時，主要是指燃煤蒸汽機車或者內燃機車牽引的列車，是冒煙的。時至今日，火車早己被不冒煙的電力機車牽引的列車或者高鐵、動車等所替代了。火車之事實已然消失，火車之價值在電力機車牽引的列車、高鐵、動車上得以傳承下去，刑法意義上的“火車”一詞通過自身的價值屬性實現了與時俱進，保持了法的明確性與安定性。刑法規范之價值屬性，決定了刑法規范的適用，既可以演繹，也可以歸納。從規范到事實進行演繹，這就是傳統的刑法解釋與三段論定性模式。從事實到規范，從案件事實中直接歸納出刑法規范的全部構成要件，從而確定案件的定性。這就是筆者推薦的直接定性模式。相比之下，傳統演繹法的操作復雜，易爭議，易出錯，歸納法的操作更為簡單，不易爭議，不易出錯。
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對應罪刑法定之明確性原則。表示罪刑規范的具體內容，是完全明確，毫不含糊的。事實（字面含義）是明確的，價值（字面含義可能具有的含義）也是明確的。換言之，罪刑法定的明確性原則，絕不允許有模糊的地方。
形式與實質的有機統一，對應罪刑法定之操作原則。無論是傳統的演繹法，還是從案件事實中歸納刑法規范之全部構成要件的歸納法，實際操作中，都必須堅持在形式與實質上與刑法規范本身的事實屬性一致，這就是罪刑法定之操作原則。例如，將火車解釋為高鐵、動車，或者將高鐵、動力歸納為火車，必須堅持高鐵、動車在形式與實質上與火車本身的形式與實質相一致。雖然我國學者張明楷教授承認，“罪刑法定原則的形式側面與實質側面相互依存，缺少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必然損害其他方面。”①但是張教授這種認識也就只是個認識而己，并未能在其解釋學中得到貫徹始終。強調形式，《形式解釋論的再宣示》，或者強調實質，《實質解釋論的再提倡》，都是片面而有失偏頗的，很容易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必須堅決摒棄。例如，放飛籠中鳥，將鉆戒扔入大海等，根據我國故意毀壞財物罪之罪狀，既不是毀滅財物，也不是損壞財物，都不符合罪刑規范之形式特征，將這些情形實質解釋為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實行行為，就是典型的類推解釋。
刑法規范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形式與實質有機統一，這兩大屬性決定了刑法規范的解釋空間是十分有限的，尤其在特定的時代。這就意味著刑法解釋學沒有多少發揮的余地，罪刑法定原則從根本上排斥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可能性。雖然大家本能地希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是刑法是個例外，具有特殊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罪刑法定原則格格不入。然而，我國刑法學者，尤其是德日派刑法學者，大家爭先恐后，競相出版刑法學教科書，你解釋一番，我解釋一番，他解釋一番，內容各不相同，都宣稱自己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這當然是很荒唐的，也是我國刑法學幼稚的顯著標志。我國刑法學不可能不幼稚，因為我國刑法學界最活躍的德日派刑法學者，他們的刑法學思想是一批進了幼兒園就不愿意出來的人。這個幼兒園當然就是德日刑法體系。當我們理解了罪刑法定的五大統一屬性，再回過頭去看陳興良的《刑法教義學》，張明楷的《刑法學》第五版，就會發現其中的許多內容，純粹只是作者個人自作多情的想法而己，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例如，張明楷教授將共同故意從共同犯罪中去除，據說是為了實現徹底的刑法客觀主義。這樣的想法很幼稚，幼稚指數至少六星級以上，遠超最高級別的五星級。無論是陳興良教授的《刑法教義學》，還是張明楷教授的《刑法學》第五版，其中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地方太多了，完全不能用于指導司法實踐，是我國刑法學者刑法理論誤入歧途的典型代表作。在筆者眼中，這些著作純粹是笑話集而己，僅具有作為批判對象的價值。沒有豐富的實務經驗支撐，沒有對各行各業的廣泛的知識面，任何個人想要出版一本《刑法學》教科書以指導司法實踐的想法，往往是缺乏自知之明的具體表現。當然，凡是認為個人出版的《刑法學》教科書，可以作為司法辦案指導用書的想法，實在是天真而危險的想法。有這種想法的人，一般是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
原則與例外的有機統一，對應罪刑法定的適用原則。有原則，就有例外。沒有任何原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刑法規范也是一樣。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是法定的例外情形。除此之外，還有沒有明文規定的例外情形，例如洞穴奇案、安樂死中的不得不故意殺人，擺氣球攤的老太太為了生計而不得不持有玩具汽槍，修路開山炸石因經濟拮據而不得不自制炸藥，期待可能性中馬車夫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駕馭烈馬，親親相隱中的不得不隱等等。所有的例外情形，都存在著某種特殊的附隨因素。所謂特殊的附隨因素，就是行為人在實施某種構成要件行為時，客觀環境中存在某種特殊的附隨因素，使得行為人除了實施某種構成要件行為之外，沒有其他選擇的余地或者選擇嚴重受到限制。由于這些特殊的附隨因素的存在，行為人所被迫實施的某種構成要件行為，通常能夠為社會公眾所容忍或者許可。因此，可以認為特殊的附隨因素存在能夠抵消相應構成要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或者說違法性。因此，我國《刑法》第十三條有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之但書規定。不管立法者的初衷如何，一旦明白了其中的奧妙，任何人都不得不由衷地欽佩，這個但書是個天才的規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國竟然有學者發表論文——論《刑法》第十三條但書不靠譜——闡述其“但書司法化破壞了刑法分則中具體犯罪構成的定型作用，動搖了罪刑法定原則的根基，增加了司法上的恣意性，放任了司法人員粗獷化的辦案思維，不利于精細化刑法思維的養成。當前司法實踐中司法文書直接引用《刑法》第13條但書出罪化的做法應當及時糾正并終結”②之觀點，反映了該學者罪刑規范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思維，不了解原則與例外是所有的罪刑規范的適用原則，這當然是學者的重大缺陷與謬誤。
原則與例外有機統一之適用原則，決定了犯罪成立體系的內在邏輯架構。無論哪種犯罪論體系，都必須遵循原則與例外有機統一這個邏輯進路，這是不言而喻的。不然的話，體系就是有重大缺陷的。所以，原則與例外的有機統一，成就了世界三大犯罪論體系走向統一的最為關鍵的指引。因此，中俄四要件體系自身的缺陷被發現并被攻克，德日階層體系自身的缺陷被發現并被攻克，為統一三大犯罪論體系掃平了障礙。
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的有機統一，對應刑法規范的功能原則。在德日刑法學者及我國德日派刑法學者眼中，刑法規范對于公眾的功能是行為指引，對于司法裁判者的功能是司法裁判的指導，兩者有很大不同。誠如前述，從刑法規范其他四大有機統一，很容易推導出第五大有機統一，即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的有機統一。換言之，無論是社會公眾，還是司法裁判者或者解釋者，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就是一體兩面，內容完全一樣，沒有什么不同。強調兩者不同的人，主流意見是，刑法規范首先是裁判規范，其次才是行為規范。換言之，刑法規范主要是精英才能玩得了的。的確，就當今德日刑法理論而言，真的是沒有幾個人能夠玩得了的。所以有學者認為，“對教義學的深入挖掘，大大提升了刑法學的‘專業槽’的門檻。這樣的門檻，不僅切斷了其他專業學者想要染指刑法學研究的可能性，也使得刑法學界越來越習慣于將目光聚焦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迷戀并醉心于規范邏輯的抽象建構”。③依筆者之見，這正是德日刑法理論誤入歧途的顯著標志。
三、三大犯罪論體系的缺陷
世界上有三大犯罪論體系，德日三階層體系，中俄四要件體系及英美雙層次體系。其中，德日三階層體系與中俄四要件體系同屬大陸法系，英美雙層次體系則屬于普通法系。匪夷所思的是，三大犯罪論體系之間，竟然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不但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的犯罪論體系是無法溝通的，而且同屬于大陸法系的中俄四要件體系與德日三階層體系也是不能對接互通的。因此，有人竟然相信，大陸法與普通法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本性差異確實存在。這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行為，作為人的身體動靜的集合，包括主觀因素與客觀要素，是主客觀相統一的整體。刑法意義上的行為，也就是刑法規范，當然是主客觀相統一的整體。然而，在德日理論體系中，行為就是行為，主觀意思就是主觀意思，是兩個不同概念，不是有機統一的。因此，存在客觀主義刑法觀與主觀主義刑法觀的學派之爭。這種學派的爭議持續到上個世紀中期，結果主觀主義刑法觀暫時敗落，客觀主義刑法觀取得了勝利。于是“違法是客觀的，責任是主觀的”成為德日刑法理論中的流行標語，整個理論體系以主客觀相分離為基礎進行構建，埋下了先天不足的缺陷。
主客觀分離是德日刑法理論體系的硬傷。行為整體之主客觀方面被人為地分離后，學者的立場必然受限，只能以偏概全，產生爭議無法避免。例如，刑法客觀主義與刑法主觀主義之爭，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之爭，等等。這些不同層次的以偏概全的立場爭議，導致學派學說林立，相互糾纏在一起，使得德日刑法理論體系成為名符其實的玄學，沒有幾個人能夠弄得懂。學派之爭的實質，都是以偏概全的，跟習慣用左手的人認為左手重要，習慣用右手的人認為右手重要，誰也不服誰一樣，其實都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這種學派之爭，必然導致“與自然科學不同，刑法世界中沒有正確與錯誤之分，而只有合理與不合理、適當與不適當之分。”④這當然是非常荒唐的，使人無法容忍。因此，整個德日刑法體系看上去枝繁葉茂，其實充滿了假枝假葉，早己誤入歧途。
三階層體系的問題。在以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作為支柱的三階層體系中，該當性僅指行為的客觀方面，有責性，指行為的主觀方面，違法性階層居于中間。這意味著，行為之主客觀方面完全是分離的。從功能上看，德日理論宣稱該當性對應罪刑法定原則，違法性對應法益保護原則，有責性對應責任主義原則。二階層體系與三階層體系一樣，本質上也是主客觀相分離的，只是表現形式稍有不同。表面看上去，德日階層體系似乎是男人中的高富帥，女人中的白富美。然而，這個階層體系其實是中看不中用的。我國有學者對采用三階層理論制作的判決書的分析表明“該體系實際的運行已經大大改變了理論預設，由于構成要件本身的實質化，價值化與主客觀統一化，更兼司法活動根據人類認識的客觀規律中對該體系的邏輯矛盾進行了自覺修正，違法與責任要件在認定犯罪的司法實務中日益弱化與空洞化，而具體行為符合構成要件的判斷已經成為判斷行為成立犯罪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標準，這種司法樣態展現出的定罪模式已經非常接近于我國犯罪構成體系的基本模式，即行為符合具體犯罪構成的司法判斷既是主客觀統一的判斷，同時也是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判斷”。⑤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原因就在于德日體系主客觀相分離的思維與司法實務操作不相吻合。實務中，行為的判斷本身就是整體判斷，這與案卷材料所反映的行為本身主客觀相統一屬性是一致的。關于有責性階層，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需要什么特別的理由。因此，從積極的角度看有責性階層是多余和重復的。關于違法性階層，德日通說認為違法性的本質，要么是規范違反（行為無價值），要么是法益侵害（結果無價值），都是從刑法的目的與任務的角度進行定位的。如此一來，第一的該當性階層位階低，而第二的違法性階層位階高，不在同一層次上。違法性階層實際自身承擔的功能，是考慮該當的構成要件行為，在納入附隨因素后綜合權衡行為人之行為最終是否仍然具有違法性及其大小。顯而易見，從刑法的目的或者任務作為出發點的違法性階層的定位與違法性自身功能的定位不匹配、不協調，前者屬于總則概念的范疇，后者屬于分則概念范疇。這種不匹配、不協調在理論上應該是個巨大的矛盾，實際上并非如此。原因就是，無論是行為無價值論，還是結果無價值論，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都是有機統一的。換言之，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要一方面成立，另一方面同樣成立。這恰好反證了刑法規范本身具有主觀與客觀、形式與實質的有機統一屬性。
然而，在特定情形下，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的對立不可調和。由于第一的該當性與第二的違法性不處在同一層次上，行為無價值論除了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法定違法阻卻事由能夠被順利出罪之外，對于超法規的違法阻卻事由的出罪，仍然束手無策。結果無價值論超法規違法阻卻事由出罪相對容易，然而結果無價值論同樣存在二大問題，一是實際操作中幾乎完全忽視了行為本身（包括主觀方面）對違法性的影響。二是超罪刑法定的范圍考慮違法性。例如偶然防衛，將偶然防衛人根本不知情的對方不法侵害行為納入違法性中考慮，從而導致違法性有無的誤判。特定情形下這些問題的存在，根源就在于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雙方都是以偏概全的，都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值得一提的是，前述三階層體系中所存在的問題，二階層體系中同樣存在。
德日體系自身修正。德日體系中的構成要件僅是犯罪成立的條件之一，然而德日體系同時承認構成要件具有犯罪故意的規制機能。例如，只要客觀上實施了盜竊的行為，主觀上通常具有盜竊的主觀故意。其實這就是承認主客觀相統一。只是這種承認不至于影響整個體系根基的穩定。還有，雖然責任階層是主觀的，然而當被告人零口供時，沒有任何證據材料，照理說有責性應是無法判斷才對，實際上并非如此，該定罪的照樣定罪。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德日階層體系實際運行情況，與德日刑法學者的初衷并不完全相同，存在自我糾偏。德日刑法學者也都承認，“而就構成要件的發展史，總體來說，又可謂是構成要件逐步從空洞化、形式花走向實質化、價值化、規范化、豐滿化的歷史。”⑥
四要件體系的問題。主要問題有二個，一是原則與例外有機統一未能處理好；二是主客觀相統一在體系中未能完全實現，只是內容上實現了主客觀相統一，形式上并沒有實現主客觀相統一。關于原則與例外有機統一沒有處理好，就是法定的和非法定的違法阻卻事由，法定的和非法定的責任阻卻事由如何出罪，四要件除了法定的責任阻卻事由（無刑事責任能力）外，其他的例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等，都無法處理。關于四要件未能實現形式上主客觀相統一的問題，主要是四要件的排序五花八門，都是順序排列的鏈條，給人一種平面耦合體系的錯覺。通說是把客體放在首位，之后是客觀方面，然后是主體，最后才是主觀方面。其中，行為的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形式上是分離的，兩者之間夾雜著犯罪主體。這種排序反映了認識犯罪的過程。然而，犯罪論體系是犯罪成立體系，其內在邏輯架構應是原則——例外。首先考慮的必然是行為本身，也就犯罪本體，當然應將行為的客觀方面與行為的主觀方面組合在一起，實現形式上的主客觀相統一，并與犯罪本體相適應。其次，在第一步主客觀相統一成立犯罪的前提下，進一步考慮是否存在例外情形。也就是將附隨因素納入其中，綜合權衡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成立例外情形而出罪，最終確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成立犯罪。
比較而言，三階層體系除了處理原則與例外比四要件體系強，其他事實與價值、形式與實質、主觀與客觀等方面都不及四要件體系。尤其是四要件體系舍去了吹牛性質的違法性論，特拉伊寧教授為刑法理論走向簡便化作出了杰出的貢獻。還有，四要件體系中客體要件的功能定位設計，獨具匠心，很有遠見。總之，四要件體系脫胎于階層體系，雖然并不完美，可是實現事實與價值、形式與實質，主觀與客觀、原則與例外、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五大有機統一方面，邁出堅實的步伐，取得長足的進步。令人遺憾的是，我國德日派刑法學者，利用四要件體系自身存在的矛盾，攻擊四要件體系其及理論基礎，掀起了我國刑法學知識去蘇俄化運動，鼓吹用三階層或者二階層取代四要件。有人把三階層體系或者二階層寫入教科書，有人把階層體系納入司法考試大綱，有人鼓吹學派之爭，有人提倡多種犯罪論體系并存等等。這些做法無疑是短視而盲動的，對其中的潛在風險估計不足。例如，多種體系尚未實現互聯互通，如果說控辯審各方使用不同的犯罪論體系，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難道這種混亂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筆者認為，我國刑法學知識去蘇俄化，其實是我國刑法理論的倒退。
英美雙層體系的問題。一定要說有問題，那么問題就只有一個，那就是很難從理論上進一步深化發展。這主要是對于看重和強調釋法說理的人而言的。這些人醉心于法理邏輯演繹之過程，對于結果之正確與錯誤則并不關心。這就是誤入歧途的典型癥狀。英美雙層次體系中，犯罪是犯罪行為與犯罪心態的統一，兩者都并列排在第一層次犯罪本體要件中，實現了犯行與犯意有機統一。與三階層體系或者四要件體系相比，雙層次體系之主觀方面與客觀方面，兩者實現統一之狀況是最為理想的。雙層次體系中，犯罪本體要件對應罪刑規范之原則，責任充足要件對應罪刑規范之例外。這種邏輯架構與前述犯罪成立體系的內在邏輯架構不謀而合，充分體現了雙層次體系是實踐經驗總結的產物，其理論建構與罪刑規范、司法行為保持高度一致，短小精悍。“由此可見，英美刑法理論的出發點是司法經驗，含有真理性的一面；其歸宿點是簡便、實用。英美刑法理論的最大優點是犯罪構成理論充分反映了定罪過程。”⑦
四、天下刑法是一家
誠然，在五大統一的新構成要件理論指導下，大陸法系的兩大犯罪論體系自身存在的問題，顯露無遺。接下來，對德日階層體系與中俄四要件體系進行改造，結果更是出人意料，當把德日階層體系和中俄四要件體系不科學的成分調整之后，四要件體系與階層體系幾乎一模一樣，并且與英美雙層次體系完美對接，實現世界三大犯罪論體系大統一。
為了簡化操作，有必要對附隨因素統一分類。因德日階層體系中附隨因素被人為地區分違法阻卻事由，責任阻卻事由兩大類，且每一類中又分為法定的與非法定的，過于繁瑣。中俄四要件體系附隨因素分為法定的犯罪排除事由，非法定的犯罪排除事由。筆者認為，附隨因素適宜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外因，一類是內因。外因包括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期待可能性、違法性認識可能性、被害人承諾、職務行為、親親相隱、洞穴奇案、趙老太太擺氣球攤持有玩具汽槍等等，內因僅有一種，即無刑事責任能力。
三階層體系的修改。首先將有責性階層中的故意與過失納入到該當性階層，實現該當性階層主客觀相統一。唯有該當性階層主客觀相統一了，才能與刑法規范主客觀相統一的表現原則相匹配，該當性所對應的罪刑法定原則才能真正落到了實處。其次，違法性階層，在德日立法模式下，違法性階層承擔了雙重任務，一是必須考察該當的構成要件行為之違法性的大小，二是納入附隨因素后，綜合權衡構成要件行為之違法性有無及其大小。在我國立法模式下，違法性階層僅承擔前述第二項任務即可，也就是考察附隨因素對構成要件行為之違法性的影響。違法性判斷的實際操作，必須要以該當的構成要件行為本身作為核心，將附隨因素納入其中進行考察，從行為規范（行為無價值）到法益侵害（結果無價值），全面權衡行為人之行為的最終違法性有無及其大小。之所以這樣操作，原因就在于違法性唯一根據就是構成要件的符合性。只考慮規范違反（行為無價值論），或者只考慮法益侵害（結果無價值論），都可能出現以偏概全的錯誤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必須堅決摒棄。只有同時考慮規范違反（行為無價值）與法益侵害或危險（結果無價值），并考慮附隨因素，才能確保執行罪刑法定原則不變形、不走樣，最終得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再次，有責性階層回歸自身實際功能的定位，也就是作為有責性的例外情形，僅負責特定情形下的出罪。因部分責任阻卻事由納入違法性階層中，僅剩下內因，也就是刑事責任能力這一項，歸屬于有責性階層。由于違法性與有責性階層都是負責例外情形的，也就是出罪的，因此違法與有責階層應是同一個層面上，是平行的。所以，德日刑法理論通說的三階層體系演變成為：
第一階層：該當性（構成要件行為客觀方面與構成要件行為主觀方面）
第二階層：違法性（含附隨因素）與有責性（責任能力）。
舉個例子。將白糖當砒霜、稻草人當真人的對象不能犯，涉及故意殺人的極端情形。對于這種情形，原來的德日三階層體系中，行為無價值論認為成立犯罪未遂，結果無價值論認為無罪，觀點爭執不下，誰也不服誰。利用修改后的三階層體系（實際為二階層），第一階層該當性，該當故意殺人之未遂法條（我國刑法第二十三條），原則上具有違法性與有責性；第二階層因無附隨因素，違法性不能被抵消，有責性也不能被抵消，故違法性與有責性都能成立，所以行為人成立故意殺人未遂。對于未遂犯，我國刑法規定是原則上應予以處罰，實務中并非如此，受刑法第十三條但書的制約，真正納入刑罰打擊范圍的只有社會危害性突出的行為類型。違法性的判斷，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行為符合罪刑規范，包括刑法第十三條但書。考慮此類案例長期爭議，筆者在此進一步展開分析：我國犯罪采取質+量的立法模式，違法性判斷是指犯罪的違法性判斷。因此，違法性判斷必須既考慮規范違反，又要考慮法益侵害，需要全面權衡。行為人以殺人故意，實施了投毒或者開槍行為，就規范違反而言，具有這部分違法性；因誤用了白糖或者誤打了稻草人，未造成任何實害結果，就法益侵害而言，不具有這部分違法性。綜合考慮，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殺人故意，客觀上實施殺人行為，僅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雖未造成實害結果，鑒于殺人行為之人身危險性非同小可，為了實現特殊預防之目的，總之有必要認定此種行為具備犯罪成立的違法性，應以故意殺人未遂定罪處罰。值得一提的是，這種不能犯的情形與思想犯的情形實際上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四要件體系的修改。首先是四要件排序，行為主客觀方面被隔離開來，不科學。必須進行調整，將主客觀方面整合起來，從形式到內容都實現主客觀相統一，對應罪刑法定原則，這是四要件的第一步。其次，四要件最大的問題就是例外情形的處理，很不理想。綜觀現有的四要件，行為之客觀要件，行為之主觀要件，行為主體，都是事實性的描述要件，沒有改造的余地。值得慶幸的是，四要件中還有一個價值性的評價要件，即客體要件。客體指的是危害行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其實就是社會危害性有無的判斷。我國立法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只要主客觀相統一了，通常就具有成立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因此，客體要件似乎是多余的。其實不然，由于特拉伊寧教授并沒有把附隨因素納入四要件體系中考慮，從而使得四要件體系作為犯罪成立論體系，存在明顯的漏洞和缺陷——除無責任能力外，其他例外情形無法出罪。然而，正是特拉伊寧教授這個客體要件的卓越構思，為完善四要件體系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途徑。鑒于客體要件是犯罪成立要件之一，是綜合權衡行為之社會危害性有無及其大小的整體判斷。為了便于操作，在原有客體要件質的規定性的基礎上，增加社會危害性之量的規定性。換言之，客體要件內部增加一項即綜合社會危害性大小指標值，作為犯罪成立之量的規定性。綜合社會危害性大小指標值等于構成要件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指標值（負值）與附隨因素社會認可的指標值（正值）之和。外因納入犯罪客體要件中考察，內因仍然歸屬犯罪主體要件考察。于是，四要件體系調整為：
第一步：行為（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主客觀相統一）
第二步：客體要件（綜合社會危害性大小指標值）與主體要件（責任能力）
四要件重新排例組合后，第一步對應行為上的罪，或者說事實上的罪，第二步對應裁判上的罪，或者說價值上的罪，這不就是兩個階層么？由此可見，我國德日派刑法學者批判四要件是平面耦合體系不科學的觀點，實屬誤判，以訛傳訛。
也舉上述的同一個例子。將白糖當砒霜、稻草人當真人的對象不能犯，故意殺人的極端案例。利用修改后的四要件體系，第一步主客觀相統一，行為人之行為符合我國刑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成立故意殺人未遂，且不符合刑法第十三條之但書規定；第二步客體要件與主體要件，因無附隨因素，社會危害性不能被抵消，故犯罪客體要件成立，另外犯罪主體要件也成立，所以行為人當然成立故意殺人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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