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17-3-24) / 已閱19353次
評述《刑事審判參考》105集邵大平交通肇事案之謬誤
摘要：隨意曲解法條內涵，裁判理由違反常識。錯誤之多，實屬罕見！
基本案情：2014 年7 月19 日22 時05 分許，邵大平駕駛小轎車從江西駛往浙江省開化縣。行至205 國道開化縣華埠鎮(zhèn)新汽車站路段，碰撞到行走的被害人徐鳳珠，致徐鳳珠身體局部受傷倒地，轎車左后視鏡掉落、前擋風玻璃左下角破裂，左前門撞凹，現場遺留左后視鏡等碰撞痕跡。事發(fā)后，徐鳳珠在原地呼叫路人幫忙，程月社、陳驚雷先后于22時06 分00 秒和06 分10 秒報警。邵大平駕車離開現場駛往開化縣城方向，并電話告知其同學趙炳陽其發(fā)生事故，后到開化縣山甸大橋附近接到趙炳陽后一同開車返回華埠鎮(zhèn)，途中電話報警，在205 國道開化縣華埠鎮(zhèn)東岸大橋附近等候交警到來。22 時07 分許，開化縣華埠鎮(zhèn)永豐村張旗帥（2014 年3 月14 日取得駕駛證，尚在實習期）駕駛浙H14896 臨號牌轎車搭載朋友從開化縣華埠鎮(zhèn)永豐村駛往華埠鎮(zhèn)彩虹橋方向，行至開化縣華埠鎮(zhèn)新汽車站路段，碰撞倒地躺在快車道上的徐鳳珠，造成徐鳳珠當場死亡。經鑒定，徐鳳珠系因鈍性外力作用致右側多根肋骨骨折伴右側血氣胸死亡。經開化縣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事故責任認定，該事故第一次碰撞中，邵大平負事故全部責任，徐鳳珠無責任；第二次碰撞中，邵大平負事故同等責任，張旗帥負事故同等責任，徐鳳珠無責任。邵大平于案發(fā)當晚22 時25 分報警，并在指定位置等候交警處理，到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案發(fā)后被告人邵大平親屬與被害人徐鳳珠親屬達成賠償協議，支付給徐鳳珠親屬人民幣381858．25 元（不包括保險公司和張旗帥應承擔的部分），得到徐鳳珠親屬的諒解。
開化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邵大平應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一審以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二審以交通肇事罪改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裁判理由（特別提醒：為了便于大家比較，對于原文之裁判理由雖有刪節(jié)，但仍然保留了大部分內容）
（一）“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認定，不以逃逸前的交通肇事行為構成犯罪為前提
本案在審理中有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交通肇事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均應以逃逸前的交通肇事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的一般情形為前提。第二種觀點認為，刑法規(guī)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不以逃逸前的交通肇事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為必要條件，邵大平的行為應認定為“因逃逸致人死亡”。
原文作者同意后一種觀點，理由如下：
1．符合刑法規(guī)定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先后列明了交通肇事罪的三種類型，且量刑逐步加重，但刑法并未明確規(guī)定三者系遞進關系，認定后兩者應以前者為前提。刑法理論認為，情節(jié)加重犯、結果加重犯均系對基本構成要件的修正，但情節(jié)加重犯系在基本構成要件基礎上增加了加重情節(jié)，其構成要件完全覆蓋了基本構成要件，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以基本構成要件為基礎。例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這一加重情節(jié)外，其他要素完全符合基本構成要件。但結果加重犯卻不同，其系對犯罪結果這一要素的變更或替代，就不能簡單理解為以基本構成要件為基礎了。例如，搶劫致人重傷，其構成要件中就沒有“輕傷”這一要素的存在空間，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也沒有規(guī)定必須搶得財物才可成立。又如，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即使行為人的拘禁行為不構成基本犯（符合時間、方式等要求），但只要與死亡結果存在相當的因果關系，即可成立。而刑法所規(guī)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類型中，逃逸為加重情節(jié)，“死亡”則為加重結果，因此，其同時存在對基本構成要件的變更和涵蓋，就不能認為其應以交通肇事罪基本構成要件為基礎了。從犯罪構成角度來看，一個犯罪行為只能有一種確定結果，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結果只能是逃逸行為導致的“死亡”，怎么能同時出現可以構成一般交通肇事的重傷結果和加重處罰的死亡結果呢？
2．符合司法解釋的精神
《解釋》對交通肇事中“逃離現場”這一客觀行為，在三種場合有相應的不同表述，其含義和法律后果也是不一樣的。其中，第五條規(guī)定的重罪構成要件，不以逃逸前的交通肇事行為已經構成交通肇事罪的一般情形為前提條件。“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構成要件有四個：一是行為人逃逸前的行為構成了交通肇事；二是肇事的結果不論是否有人死亡，但肯定有一名以上（含一名）被害人當時沒有死亡；三是行為人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這里的法律追究既包括刑事法律追究，亦包括行政法律追究，甚至包括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而不局限于刑事法律追究；四是被害人因行為人的逃逸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四個要件中，《解釋》重點強調的是“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從刑法和《解釋》的意圖來看，立足點在于鼓勵行為人在發(fā)生交通事故后，采取積極措施對被害人進行搶救。如果沒有逃逸，那么，被害人可能被救活，行為人甚至有不構成犯罪的可能性存在。而如果行為人在交通事故后逃逸，致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則行為人構成交通肇事罪（特殊情形的重罪）。
3．符合司法實踐的要求
按照前述第一種觀點，能認定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只能限于行為人逃逸前的交通肇事行為已經構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致一人重傷并逃逸的情況，無論如何也不能構成“因逃逸致人死亡”，因為其逃逸情節(jié)已為交通肇事罪的一般情形所考量，再予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存在重復評價。這顯然超出了一般公眾的理解范疇。特別是在實踐中，往往發(fā)生行為人逃逸后，被害人被后來車輛二次或二次以上碰撞導致死亡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準確確定第一次碰撞構成重傷的微乎其微，因此，也就無法認定第一次碰撞并逃逸的行為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的一般情形。如此，在第二次碰撞人不負主要或全部責任的情況下，即使被害人無責任，其生命代價也無法得到法律的公正評判。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認定不以行為人在逃逸前的交通肇事行為中的責任大小為前提條件
如前所述，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關鍵在于確定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的因果關系。在一般情況下，行為人逃逸后，被害人僅僅因為沒有得到救助而死亡，認定行為人構成“因逃逸致人死亡”不成問題。但在實踐中，行為人逃逸后，被害人又被第三人的交通行為碰撞，在這種情況下，因第一次肇事者的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間介入了其他因素，因果關系的認定就變得復雜了。
1．行為人在逃逸前的交通事故中的責任大小不影響“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認定
如前所述，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不以行為人逃逸前的交通肇事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為前提，故不需要考量肇事行為的責任認定。但在二次碰撞事故中，因存在第二次碰撞，如對第一次的事故責任不加區(qū)分即認定存在因果關系，是否有加重肇事者負擔之嫌？我們認為，是否介入第二次碰撞事故，不影響行為人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的判斷。因為“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處罰基礎雖然均為未履行法定義務，但在實踐層面，前者的基礎側重于未履行報警、保護現場等義務，以及對其后交通狀況所造成的抽象危險等；而后者的救助義務更加突出，并非僅僅是抽象的危險，其作為要求要高于前者。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在規(guī)定保護現場、搶救傷員和報警義務時，就沒有提及事故責任大小，《解釋》第五條亦未有對肇事者的責任要求，故在二次碰撞事故中，即使不考慮將逃逸推定為全責的情況，第一次肇事者的責任大小，也不能成為阻卻“因逃逸致人死亡”認定的事由。
2．介入因素一般不能阻斷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的因果關系
二次碰撞交通事故的客觀過程為：第一次碰撞—行為人逃逸—被害人無法離開或停留在現場—第二次碰撞—被害人死亡。因此，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間介入了兩個因素，就需要分析其因果關系是否存在被切斷或影響（原因力大小變更）的可能。
（1）被害人行為介入對因果關系的影響。一般而言，被害人的介入因素存在幾種情形：①被害人不得不或者幾乎必然（通常）實施介入因素；②行為人導致被害人介入異常行為，但結合被害人的心理、精神因素，該介入可視為有通常性；③被害人的行為對結果作用輕微；④被害人的介入有異常性。理論上認為，只有第四種情形下被害人介入因素才阻斷行為人的行為與結果間的因果關系。本案中，從邵大平車輛左后視鏡掉落、前擋風玻璃左下角破裂，左前門撞凹，現場遺留左后視鏡等碰撞痕跡，可知第一次碰撞顯非輕微碰撞，事發(fā)后，被害人在原地呼叫路人幫忙的行為，也不具有異常性，無法得出存在刻意停留的判斷。另外，兩次碰撞的間隔非常短，被害人的介入因素不能阻斷邵大平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的因果關系。
（2）第二次碰撞行為介入對因果關系的影響。第二次碰撞行為屬第三人介入的問題，其是否阻斷第一次行為的因果關系需考量以下因素：①逃逸行為導致結果發(fā)生的危險性大小；②介入因素異常性大小；③介入因素對結果發(fā)生的作用大小；④介入因素是否為逃逸行為的可控范圍。本案地點為車流量大的國道，案發(fā)時間為足以影響視線的夜間，被害人被邵大平碰撞后仍停留在國道上，因此，邵的逃逸行為對后續(xù)碰撞具有較大的危險和原因力。經認定，兩次碰撞對死亡負同等責任，故不能認為后續(xù)碰撞具有異常性。如果邵大平將被害人挪動到安全位置或采取安全措施，即有避免后續(xù)碰撞的可能，其卻徑行離開。綜合考量，后續(xù)碰撞不能阻斷或影響邵大平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的因果關系。
（三）正確區(qū)分二次碰撞事故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和不作為故意殺人
我們認為，不作為故意殺人與因逃逸致人死亡之間存在一定的共性：（1）行為人主觀目的都是逃避法律追究；（2）行為人都實施了逃跑的行為；（3）行為人逃逸前的交通肇事未必構成交通肇事罪；（4）被害人均未得到救助而死亡。但兩者之間的區(qū)別也是明顯的：（1）前者對被害人的死亡持放任態(tài)度，而后者主觀上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fā)生；（2）前者對被害人實施了隱藏或者遺棄等主動作為行為，而后者僅僅是逃逸，未實施其他不利于被害人救助的行為；（3）前者以出現被害人死亡的后果為必要條件，而后者則以出現被害人死亡的后果為必要條件；（4）前者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因為無法得到救助，而后者是被害人得不到及時救助。
在二次碰撞事故中，認定行為人的逃逸行為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應當慎重。其一，從法律規(guī)定的層面來看，刑法針對“因逃逸致人死亡”已作出明確規(guī)定，《解釋》第六條也僅規(guī)定了“移置性逃逸”以故意殺人罪論處，如果一律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為不作為故意殺人，則直接導致了“因逃逸致人死亡”規(guī)定的虛置。其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理結果較故意殺人罪差距明顯，從刑罰設置上看二者的基本模式應有不同。那么如何在二次碰撞事故中對逃逸行為進行準確認定呢？我們認為，不作為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關系，至少應達到相當的程度。如對溺水者負有救助義務的人不作為，其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就具有相當因果關系，即被害人死亡的概率非常高，生還具有異常性。而二次碰撞事故中，介入了第三人的行為（第二次碰撞），此因素發(fā)生的可能性卻遠不及溺水案中被害人死亡的概率高。如不對第三人的行為進行評價，僅從形式上認定是否構成不作為犯罪是不恰當的。
評述：（一）、《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因而發(fā)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顯而易見，本條的罪狀是前一部分，后兩者僅僅是情節(jié)加重犯與結果加重犯。這就意味著，只有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才可能存在情節(jié)加重犯與結果加重犯。原文認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獨立的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的觀點，是刑法理論上爭鳴的觀點。這種觀點不僅違反了常規(guī)，在法條中的犯罪構成要件通常都是平行排列的，而不是遞進的，而且完全經不起推敲。原文認為這種觀點“符合刑法規(guī)定”，其實是對法條的歪曲理解。事實上，《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并沒有規(guī)定交通肇罪的三種類型，只規(guī)定一種類型。換言之，構成要件只有一個，即“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因而發(fā)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jié)的”，顯然是情節(jié)加重犯，“逃逸致人死亡的”，顯然是結果加重犯，是在情節(jié)加重犯的基礎上再加重處罰的結果加重犯。從字面含義上看，前后存在著遞進關系，這是顯而易見的。原文認為刑法沒有明確是遞進關系，實屬強詞奪理。至于原文關于結果加重犯之結果，“系犯罪結果這一要素的變更或替代，就不能簡單理解為以基本構成要件為基礎了。例如，搶劫致人重傷，其構成要件中就沒有“輕傷”這一要素的存在空間”的觀點，同樣是誤解了結果加重犯。因為結果加重犯必然包容了基本犯，重傷必然涵蓋了輕傷，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刑法明確規(guī)定了“犯前款罪”，致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據此，原文的觀點顯然是一知半解。
還有，“而刑法所規(guī)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類型中，逃逸為加重情節(jié)，‘死亡’則為加重結果，因此，其同時存在對基本構成要件的變更和涵蓋，就不能認為其應以交通肇事罪基本構成要件為基礎了。從犯罪構成角度來看，一個犯罪行為只能有一種確定結果，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結果只能是逃逸行為導致的‘死亡’，怎么能同時出現可以構成一般交通肇事的重傷結果和加重處罰的死亡結果呢？”從這一段話的表述來看，原文的邏輯實際上是混亂的。這里既然認為死亡結果是逃逸行為導致的，那怎么可能將逃逸行為認定交通肇事罪呢？，因為逃逸行為是故意行為。另外，一起案件中，的確不可能同時出現：構成一般交通肇事的重傷結果和加重處罰的死亡結果。不過，只要死亡結果發(fā)生，死者必然至少受重傷，這是毫無疑問的。故上述第一點理由即“符合刑法規(guī)定”是經不起推敲的。
第二點理由，“符合司法解釋”的精神。其實，高法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釋第五條，與第三、第四條一樣，并不是解釋犯罪構成，而是解釋情節(jié)加重犯與結果加重犯如何認定的。該司法解釋第二條才是解釋構成要件的。然而，原文認為：“第五條規(guī)定的重罪構成要件，不以逃逸前的交通肇事行為已經構成交通肇事罪的一般情形為前提條件。”進一步認為，“因逃逸致人死亡”這種類型的交通肇事罪，存在四個構成要件。這里原文曲解了高法的司法解釋。因此，所謂“符合司法解釋”的精神也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點理由，“符合司法實踐的要求”。所謂“致一人重傷并逃逸的情況，無論如何也不能構成‘因逃逸致人死亡’，因為其逃逸情節(jié)已為交通肇事罪的一般情形所考量，再予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存在重復評價。”必須指出，“致一人重傷并逃逸的情況”，根本不可能存在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發(fā)生。其中的重傷，是最終的結果，怎么可能同時有重傷和死亡兩個最終結果發(fā)生呢？至于行為交通肇事逃逸后，被害人又被后來的車輛碰撞導致死亡的情形，往往難以準確認定先前交通肇事者是否成立交通肇事罪，一旦后車不負主要責任或者全部責任，則難以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對此，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明顯反映了原文作者的實務經驗不足，不能依法妥當地處理此類案件。具體到本案中，交警認定的事故責任，明顯不符合客觀實際，第二次碰撞時，行為人鄭大平根本不在現場，不存在承擔事故百分之五十的責任之問題。這是當地交警在分配事故責任時，明顯偏離事實，其實是為了保護當地人，鄭大平系外地人。第二次碰撞，后車司機張旗帥至少應負事故的主要責任，構成交通肇事罪。本案這種逃逸后被害人被后車再次碰撞死亡的情形，必然有肇事者應承擔交通肇事罪刑事責任的，不可能存在難以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的問題。因此，原文該項理由，完全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二）、所謂“‘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認定不以行為人在逃逸前的交通肇事行為中的責任大小為前提條件”的觀點，是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作為獨立的構成要件看待的。換言之，是將之作為交通肇事罪的特殊構成看待的。問題是這個理解不符合實際，純粹是原文作者主觀臆測的。理由很簡單，‘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根本不可能構成交通肇事罪的。既然人都逃逸了，行為人是應當救助被害人而沒有救助，是不作為的行為，一個不作為怎么可能成立通常由作為才能成立的交通肇事罪呢？
具體就本案而言，鄭大平將被害人撞傷后，沒有停車及時進行搶救，而是逃離了現場。這里鄭大平應當明知事故所發(fā)生的地點系交通車流量大的國道上，傷者被撞傷后停留在主干道上很可能會發(fā)生被后續(xù)的車輛碾壓身亡的慘劇，可是鄭大平沒有及時停車救助被害人，而是決意選擇離開，具有放任被害人身處險境不管其死活的主觀故意，客觀上被害人的確被后續(xù)張旗帥駕駛的車輛第二次撞擊身亡。因此，本案鄭大平實際上唯一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只是不作為的殺人情節(jié)較輕而己。當然，第二次撞擊致被害人死亡的張旗帥，毫無疑問至少應負事故的主要責任以上。這是常識，意味著張旗帥一定構成交通肇事罪。當地交通管理部門的責任認定書，張旗帥只承擔事故的同等責任，違反了基本常識，顯然是錯誤的。至于認定不在現場的鄭大平要負事故的同等責任，純屬笑話了。
該部分中兩點裁判理由，‘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前提產生認識錯誤，其進一步的論證，自然會偏離了正確的軌道。把行為人的不作為，視作交通肇事罪的特殊構成，將故意行為作為過失行為，進而成立所謂特殊交通肇事罪的觀點。這種定罪的邏輯，讓人目瞪口呆，超出了大家的想像力了。
（三）、原文認為要正確區(qū)分二次碰撞事故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和不作為故意殺人。事實上，這兩者之間根本不是一回事，性質完全不同。不作為故意殺人，是犯罪行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不是獨立的犯罪行為，而是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原文錯誤地認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是交通肇事罪的特殊構成，無視逃逸行為本身是故意的客觀事實，而交通肇事罪只可能是過失犯罪。因此，上述第三點裁判理由違反了常識，同樣是不可能成立的。需要補充的是，本案第二次碰撞發(fā)生交通事故，與鄭大平先前的交通肇事行為只有間接因果關系，沒有直接因果關系。而是鄭大平的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才存在直接因果關系。故鄭大平交通肇事案，鄭大平本人的行為，唯一符合的是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屬于犯罪情節(jié)較輕的不作為的故意殺人行為。直接撞死被害人的肇事者張旗帥毫無疑問地構成交通肇事罪，卻由于交管部門一紙錯誤責任認定而沒有被司法機關追究，幾乎沒有公平公正可言。總之，該案定罪邏輯之混亂，達到了罕見程度。《刑事審判參考》將之作為指導案例，顯然是不妥當的，有百害而無一益。
作者單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