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東 ]——(2004-4-7) / 已閱13121次
“賊”的命運
法的關系……不能從他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 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他們根 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
題記：拜入法學的門檻不足三年，作為一個法科學生，從一個“法盲”到法學人的轉變還剛剛起步，況且蘇力教授曾多次教導我們“大學四年，前三年我是不準你們開口的，否則會滿口胡言，不知所云”。蘇力教授所言及是，大學兩年多來，我到底學了多少法學知識？這是我學習法學專業一直以來的反思。特別是有時候給專業外人士解釋他們碰到的問題時，往往是解釋了一大半天之后，卻得到一句“虧你還是學法律的！”這個時候我更是感到茫然、委屈乃至不知所措。到底是法律出了問題，還是自己學得太淺了而沒有把握住法律的精神？中國老百姓認的“理”與法應作何變通？如何認識法律以及法治？困惑之余，有一點可以肯定，認真分析問題發生的背景和利用其他學科的觀點來解釋問題，有助于我們深刻地認識問題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面對法學上的各種“疑難雜癥”，在法學（這里所指的是狹義的法律，同時也是我們這些經過正規訓練的法學人所認為的法學，即只認可國家制定法和形而上的東西，但決無貶義）這個小圈子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那么就真應該跳出這個小圈子來看看了。
下面我將對一個真實的案例進行法律社會學的分析和解構來予以說明，此文的重點是側重于社會學知識，對于這種有點離經叛道的理論和方法，我心里還是有些忐忑不安的。波斯納把自己的數部法學大作歸于社會學門下，同時強調法學與社會生物學是當代法學研究的前沿，對于這種比較“前沿”的問題，在中國法學界能看到的文章是很少很少的，更多的是進行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分析以及法條主義的詮釋。初次涉及所謂“前沿”，難免貽笑大方。
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登載湖南會同縣堡子村村民集體“刑訊”打死一個“賊”的事，隨后宋玲玲在的《賊的命運與法治常識》（2003年8月7日《南方周末》）中認為，村民們在刑訊過程中，做出種種喪失理智的暴力行為之癥結，其一，在于國人的觀念，對生命的認識淡薄。其二，我國刑法制度的缺陷。文中提出“法治和人治的區別在哪里，在還需要普及和強調法治常識”（不要忘記，在整個歷史上，國家權力，尤其是國家法律對鄉民的滲透始終是極為有限的）！但文中也提到幾乎所有的國民即使是山野村夫也知道殺人償命的這個最基本的道理啊，這難道說“法治”沒有“普及”到村民中去嗎?同時案子中的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老師為什么在對待司機時也出手那么狠？看來這就不僅僅是一個法治問題了！需要說明的是宋在文中所提出的“法治”概念不清晰也不明確，有點理想主義的味道，因為如果我們把一切的犯罪的發生都歸結于法治這個大概念的時候，是不正確也是不合理的。試想，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算得上我們眼里的法治國家吧？難道這些法治國家就沒有犯罪了么？難道你能說他們的法治不健全和國民缺少法治意識？這種觀點看似可笑了吧？但這種簡單枚舉處處比較的做法在我們對于社會問題和學術問題的探討當中是相當流行的，經常學者一說到某某制度時馬上就拿出西方的來加以比較論證，以證明我們的制度是何等的不先進。其實真正有說服力的論證必須從簡單的枚舉走向更加深入細致的分析論證。再次，這種論證隱含了一種知識終結的觀點，即把中外前人在具體社會歷史時空中所創造的制度看成知識的終結、真理的化身，這實際上否認了人類實踐創建和提供新的制度知識之必要和可能；它同時隱含了對制度和知識產生和運作之時間和空間的徹底遺忘。固然，這種觀點在某些時候可能有助于我們排除妄自尊大，從而謹慎從事；但另一方面，卻有可能使我們失去自信，失去對自己長期的切身經驗的關注，這是很危險的，只能使我們裹足不前。所以要真正的研究這個案例，就必須找出它之所以發生的真正原因，即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薩特說過，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那么，上述“打死小偷”事件的“合理性”又在何處？
因特網上，用“打死+小偷”這個關鍵詞搜索出的文章居然有四萬之多（google2004年3月18日統計）！標題無外乎于 “十多村民”“四莽撞工人”打死小偷等等。請注意這些量詞，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實施暴力行為，而是群體！其中不僅包括農民民工等所謂“社會底層”，也不乏教師公務員 等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較高的“社會主流”。自古以來，中國農民一直是比較善良、淳樸任意受人宰割的弱者，但為什么會在集體“刑訊”中做出如此殘忍甚至是令人發指的行為呢？
這個問題表面上通常被看作是法治觀念和刑法制度的問題，這種思維通常來自于所謂“法學”的慣常思維，諸如法治不健全、農民愚昧、人權觀念缺失等等。但深入思考，我們會發現對此類問題的這種理解和思維是不太合理的。早在19世紀末，法國的心理學家李本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心理學上將村民的這種集體刑訊行為叫做反制度化集體行為。所謂反制度化集體行為是指團體的活動沒有共同的了解和被公認的原則。比如，激烈的群眾暴動，商品要漲價的信息傳來時的搶購浪潮，戰爭的歇斯底里狀態，足球流氓集體騷動等等，都屬于反制度化的集體行為。由于反制度化行為是自發產生的，相對來說是沒有組織的，所以難以預測和難以控制，因而常常對社會潛藏著巨大的破壞性。
在討論反制度化集體行為產生之前，我們先來看一個心理學上的經典的“集體行為”事件。
在美國德克薩斯州一個叫李村的地方，有一個白人農場。1931年初冬的一個星期六的上午，一個年輕的黑人雇員忿忿地來到這個白人農場，他是來向白人農場主索要欠他的周薪的。白人農場主不在家，他的妻子接待了這個黑人雇員，并說明自己的丈夫出去了，沒有留下欠他的周薪，希望他換個時間再來。這個黑人雇員很不高興地離開了。但過了一會兒，他拿著一只手槍又重新來到了白人農場主的家中，再次憤然地要求農場主的妻子馬上支付欠他的周薪。農場主妻子再次告訴他自己的丈夫出去還沒有回來，并要求他馬上離開。這個黑人雇員不僅沒有離開，反而用手槍把農場主的妻子挾持到房中，實施了非禮。非禮之后，這個黑人雇員就逃走了。白人農場主的妻子立刻報了案，黑人雇員很快被警察逮捕了，并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警察把他關在了監獄中。消息傳出后，整個李村都騷動起來了，白人的激動分子紛紛指責黑人的暴行，而黑人則認為這是白人對黑人的又一次陷害。當時，整個李村的氣氛相當緊張。法庭不顧這一緊張的氣氛，堅持要在當地公開審判。審判開始前，人們就從四面八方趕來了。法庭內外，人越來越多，擁擁擠擠。隨著審判的進行，人群變得越來越好戰，出現了集體激動的場面，并在相互的交流中把這一情緒逐漸地傳染、蔓延。在這關鍵的時刻，各種各樣的謠言又隨之出現，每個人都相信自己聽到的謠言的正確性，人群更是表現得個個躍躍欲試，一觸即發。下午一時整，當白人農場主的妻子上庭做證時，激動的人群一下子沸騰起來，成了一群憤怒的暴徒。警察慌忙把黑人雇員監禁在一個水火不入的牢房中，并試圖用催淚彈迫使騷動的人群解散。但這一切都無濟于事。隨后，騷動的群眾火燒了法庭。傍晚時，有白人激進分子用炸藥爆破了關押黑人的牢房，將炸死的黑人雇員吊在法庭里的一棵樹上示眾。隨后，又把黑人雇員的尸體掛在汽車后面沿街拖著示眾，有五千多名白人跟在汽車后面狂叫怒吼。最后，這群激動的白人把黑人雇員的尸體拖到李村黑人區，當眾焚燒。事態蔓延得越來越嚴重，最后不得已，出動了軍隊加以鎮壓，才使整個時間慢慢平息。
心理學家們通過對這個典型集體行為事件進行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反制度化集體行為具有如下的特點：
首先是擁擠，它是最初的或最早的集體行為的方式。對比堡子村審訊的具體情況就可以發現，當司機被押到“又一堡”旅社門口的時候，立馬就被人們圍起來了，隨后的第二輪第三輪“刑訊”中，人數更是越來越多，由最初的十個左右增加到二三十個，到最后發展到了100多個人圍在一起，可見當時場面之大，擁擠情況之嚴重！這成就了第一個條件——人們圍在一起看熱鬧，我們在這里就把圍在一起的人看作是一個群體。在擁擠中，群體中的其他成員無論是在心理上還是在身體上都發生著擁擠。擁擠的基本效果就是人們彼此之間更為敏感，變得目光狹小、不顧他人的生命，同時對其他的對象的刺激反應也就大大減少了。此時此刻，人們的注意力只限于當時，對平時的道德、法律也就視而不見了。從而也就導致群體成員處于了一種無意識狀態。
第二個階段是集體激動，是擁擠行為更為激烈的方式，他除了具有擁擠的一般特征外，還有著它自己的特殊特征，即對他人的注意更為強烈的吸引力，此時的人們的情緒和行為都是由發自內心的沖動支配，所以，人們此時也表現得極不穩定，也極不負責任。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更容易被調動起來發泄自己內心的緊張和不滿。案例中，就是由于人們在審訊司機的時候，每次開始時都先問他是不是小偷，當司機否認時，便激發了村民由于丟失東西需要發泄的怒火，以至于在“九羅”一聲“打喲”語言的刺激下，人們便開始瘋狂的毆打起來！第二輪審訊中姜某也是在沒有耐心的情況下，瘋狂的毆打司機！因為這時的人們都是一群沒有理智的動物集合體，稍有不從就只能激怒他們以至遭到殘暴的對待！
第三個階段是社會傳染，這是一種比較快的、不知不覺的、不合理的擴展，它往往表現為一種瘋狂、一種時尚的擴大，它是擁擠和集體激動的極端形式。而且社會傳染還能吸引旁觀者，使旁觀者也在不知不覺中做出同樣的反應，成為集體暴力行為的一員！社會傳染的結果，使社會抵抗力減少，即使個體的自我意識減少，個人也會情不自禁的模仿他人、跟隨他人，一下子就擴展到整個群體，最終成為了集體行為。在案中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人們開始用木棍、掃帚打，打斷了又換成了木樁子、螺紋鋼筋，一個比一個惡毒一個比個兇殘，以至于最后拿鹽水潑、往司機的口里塞化肥，這些都在互相感染、刺激下愈演愈烈的！這里面最為典型是那個參與者的兒子用食鹽水潑在司機的身上，并說：“賊古佬，我給你消消毒！”人群中不但沒有人勸阻，卻發出了一陣笑聲。難道100多個人中就沒有一個懂點法律，明白生命的重要意義的嗎？圍觀的人們都成為了這個暴力集體中的一員，心中只有欲望和沖動，只要需求快樂和刺激，這里最好的解釋是運用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論。弗洛伊德認為人有三個我。本我，代表人類的本能、欲望和沖動，只要尋求快樂，按“快樂原則”行動。自我，與現實環境相接觸，負責對現實環境進行考察，以尋求滿足本我的現實途徑，因而，是按“現實原則”行動。而超我則代表了良心，是道德我，時時提醒自我按社會道德、法律規范行動，履行的是“至善原則”。弗洛伊德認為這種本我的力量特別大，它隨時隨地地都想表現自己，它更像個野獸，而不大像人。特別是碰到集體暴力這個外在條件的時候，個人的行為就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感染、暗示等影響的，就很容易喪失理性和個人責任感，表現得沖動、興奮隨心所欲。在群體暴力中，其實就是一個個本我在游蕩。人人有責，也就等于人人無責，人們更多地會做出不負責任的行為。這時聚集在一起的群眾就轉變為殘酷的、獸性的、失去理智、毫無約束地發泄情感和濫用暴力的烏合之眾。
所以，我們在探討這個案子，思考為什么善良的村民會做出如此過激違反倫理行為的時候，應該放到“集體”這個大前提下來研究。這時所面對的是一個不理智的“集體”而非單獨的個體。至于為什么集體中村民們變得如此激烈，甚至失去理智？心理學家金巴爾多(P.Ztnbardo)通過一系列的實驗結果顯示了群體的“暴力”的確與“失去個性化”有著密切的關系。這里所說”的失去個性化是指當一個人在群體中時，就會產生群體為個人提供了保護的錯覺，個體會認為人多勢眾，個人就不再以一個具體的個體而存在，而是以群體的成員形式而存在，法律的約束力就會遠離了這些人，從而，個人喪失責任心，失去一定的理性，做出違反社會準則的過激行為。而當個人單獨行事時，則自我意識強，因而更能從理性的、倫理的角度去看待問題，清楚自己該做和不該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審訊司機的時候只有一個人時，一般情況下不會發展到毒打司機致死的，除非他真的變態！因為這時是一個人，不受其他人的干擾，更容易理性的看待這個 “賊”，這時他就會意識到殺人是要償命要坐牢的，如果去坐牢的話家里面的老人、孩子誰來照顧等等問題（這也是人成熟的一個標志吧，現在青少年犯罪越來越多、越來越年輕化，就是在作案的時候考慮不到這么多的后果和責任），理性就能戰勝其“本我”，從而避免做出過激的行為！
從心理學的層面對堡子村村民的集體暴力行為進行分析后，問題變得清晰明了。如果當我們同樣面對這樣的情況的時候，面對這些不理智、充滿憤怒的“集體”的時候，我們采取的不是馬上給他們普及法律知識、講法理等等，那樣你可能只會遭來更猛烈的打擊！這個時候我們最重要的是采取權宜之計，先順從“集體”的主意承認“事實”，然后再考慮通過其他的方法和程序來還自己的清白。只要不激怒他們，他們心中的“怒火”就不容易被點燃的，這樣更有利于保全自己的生命。這種做法看似可笑，但確確實實是通過科學合理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認為僅僅把賊的命運歸結為中國法治觀念的缺失和刑法制度的不健全是不合理的，因為集體暴力的行為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發生的。魯迅說過：“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關于這一問題，西方法治國家所發生的各種騷亂和暴動就很能說明問題。所以此案根本因素還是在于人類的本質和外部環境。法治是一個大概念，我們在引用的時候還需多加小心和慎重。道德和政治哲學的觀點比較空泛的，必須從對人性的研究的角度對具體的問題加以指導，否則那種單純以一個狹窄的學科領域來研究分析問題的態度對于我們真正的弄清事實真相是極為不利的。在本案中，在社會學意義上來看，張順成的死歸咎于一個心理學上的重要理論：“反制度化集體行為”；從其個人角度講是死在了其不“順”上。但是，從法學的角度來講，我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算是比較公平合理和公正的，因為我們決不能因為這次事件可以以心理學的理論來推出其邏輯上“合理性”而對于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認為是社會意義上的合理。
參考文章及書目：
1、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2、蘇力著：《送法下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3、崔麗娟：《心理學是什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編》第三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5、葉容華：《社會心理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南方周末》 2003-07-31 2003-08-07
重慶工商法學院法學院2001級4班 （在讀本科） 郵遍：4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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