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18-2-23) / 已閱13739次
梁麗案我們是如何陷入無罪誤區的
案情簡介：2008年12月9日8時20分許，金龍公司員工王某來到深圳機場B號候機樓19號柜臺前，辦理行李托運手續。由于托運行李內裝有黃金飾品，值機員徐某告知其需到10號柜臺找值班主任才能辦理，王某即前往距離19號柜臺22米遠的10號柜臺。
當王某離開時，一個裝有14555.37克黃金首飾的小紙箱被放在行李手推車上方的籃子內，行李手推車單獨停放在19號柜臺前1米的黃線處。
正巧，機場清潔工梁麗此時經過19號柜臺，看見停放的行李手推車上有一小紙箱，遂將小紙箱搬到清潔手推車底層，之后將小紙箱存放大廳北側16號男洗手間供體弱人士使用的廁所內。約4分鐘后，王某返回19號柜臺，發現行李手推車及車上的紙箱失蹤，詢問機場工作人員無果，即向公安機關報警。
當天9時40分許，梁麗告訴同事撿到一個比較重的紙箱，同事馬某、曹某兩人來到16號洗手間，將紙箱打開，見到是黃金首飾后，分兩次從中取走兩包。10時許，曹某告訴梁麗，紙箱內可能是黃金首飾，梁麗將紙箱放到自己的清潔手推車底層后離開，并從紙箱內取出一件首飾交由同事韓某到候機樓的黃金首飾店鑒別。后韓某告知梁麗是黃金首飾。
14時許，梁麗下班，將紙箱帶回住處放置床下，另取出一部分黃金首飾放入丈夫衣服口袋內。18時許，民警來到梁麗家中，詢問是否從機場帶回物品，梁麗否認，民警遂進行勸說。直到床下存放的紙箱被民警發現，梁麗才承認。接著，民警發現箱子已被打開，內裝物品不完整，繼續追問是否還有首飾未交出，梁麗仍予否認。民警隨后從梁麗丈夫的衣服口袋內查獲另一部分黃金首飾。從梁麗處查獲的黃金首飾總重13599.1克，價值人民幣2893922元。
同日，公安機關又先后從曹某、馬某家中查獲二人拿走的黃金首飾，共819.78克，價值人民幣172152元。另外，尚有136.49克黃金首飾去向不明。（摘自羊城晚報）
辦案機關就梁麗的辯解進行的事實還原：
1、涉案紙箱并非在垃圾桶邊，而是在19號柜臺前1米黃線處的行李手推車上被梁麗搬走。寶安區檢察院還專門就梁麗案的幾個關鍵事實向媒體作了說明：根據被害人陳述、相關證人證言和現場監控視頻顯示，案發當時，放有涉案紙箱的行李手推車被被害人王某單獨停放在19號柜臺前1米的黃線處，與最近的垃圾桶尚有約11米的距離。梁麗本人關于從垃圾桶旁邊“撿”到涉案紙箱的辯解與事實不符。
2、梁麗搬走行李手推車上的涉案紙箱前，手推車旁并未發現有其他人員在場。
梁麗本人辯稱案發當時，見到一名50歲左右的女子帶著一個小孩，小孩坐在一行李手推車的籃子上，后兩人與另一名年輕女子匆忙進入安檢口離開。當時，行李手推車籃子內放著一個小紙箱(即涉案紙箱)，過了三四分鐘后見無人來取，以為旅客不要的，未詢問任何人后即將小紙箱搬到自己的清潔手推車上。根據被害人陳述、相關證人證言和現場監控視頻顯示，并不存在上述情形。
3、從被害人離開到梁麗拿走涉案紙箱的時間約1分鐘。根據被害人陳述、相關證人證言和現場監控視頻顯示，被害人離開19號柜臺的時間與梁麗到達19號柜臺發現放有涉案紙箱的行李手推車的時間相距約半分鐘。其后，從梁麗查看涉案紙箱到將紙箱搬離19號柜臺，共持續約半分鐘。
4、涉案贓物并非梁麗主動上交給警察，而是在警察發現后被迫承認并交出。
經查，案發當天16時許，同事曹某找到梁麗，告知機場候機樓有旅客丟失了黃金，且已報警。18時許，3名辦案警察到梁麗家中，出示工作證件表明身份后，梁麗丈夫打開家門，警察依法對梁麗是否從機場帶回財物進行盤問，梁麗予以否認。警察遂對其進行了長達20余分鐘的規勸，在此過程中，警察發現梁麗家中客廳床下存放的紙箱，梁麗遂被迫承認該紙箱就是機場丟失的紙箱。梁麗本人辯稱怕是假警察而未及時配合上交贓物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其應當知道來人為真正的警察，所來目的是為了查找涉案紙箱。（摘自百度百科梁麗拾案）
意見分歧：梁麗案經媒體披露后，當時引起熱議，大家紛紛各抒己見，主要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構成盜竊罪；第二種意見是侵占罪；第三種意見是無罪。另外，山東大學有學者認為，梁麗案是一個典型的“四不像”案件，既不像有罪，也不像無罪，既不像盜竊，也不像侵占。之所以會這樣，原因不在案件事實本身而在于法律。因為法律行為（例如盜竊、侵占）具有典型性，而現實世界中此種典型行為與彼種典型行為之間，存在有中間地帶，處于中間地帶的行為，往往無法準確定性。梁麗的行為就是一種介入盜竊與侵占之間的行為，傳統的要件理論無法對梁麗的行為進行歸類，故無法準確定性。
評析：司法人員確定案件的性質，既不能像某些學者一樣依據所謂的理論來認定案件性質，也不能像社會公眾一樣憑著對法律樸素理解來認定案件性質，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換言之，以事實說話，以法律說話，就能夠立于不敗之地。定性結論經得起檢驗，就不用懼怕輿論炒作。
梁麗案的準確定性，必須注意案發的特殊環境，在人來人往，到處都有監控的侯機大廳，作為清潔工梁麗可謂是老員工了，她難道不清楚，旅客由于各種原因暫時離開身邊財物的情形，在侯機大廳里是司空見慣的么？梁麗干這行不是一天二天了，事實上她非常清楚，正是因為這里的流動人員多，監控多，旅客暫時離開身邊的財物也不用擔心的。
請大家仔細閱讀上述案情介紹，梁麗是如何把旅客裝有巨額黃金的紙箱搬走的。監控顯示，這個紙箱是在19號柜臺前1米黃線處的行李手推車上被梁麗搬走的，此處距垃圾箱有11米的距離，而且梁麗搬走紙箱之前，并沒有任何其他旅客在紙箱旁邊。也就是說，被害人的財物位置并沒有使梁麗產生什么錯覺的。案發后，梁麗故意作了紙箱位置和看到紙箱旁邊有人離開的虛假陳述，其掩飾自己行為的真實目的昭然若揭。更為重要的是，本案被害人離開紙箱僅半分鐘，梁麗來到紙箱旁邊后，也僅有半分鐘就毫不猶豫地將紙箱搬走了，從紙箱的包裝的完整性，到紙箱的重量及所處的位置來看，顯而易見，梁麗根本不是撿到了他人的遺忘物或者廢棄物，而是實實在在、明明白白的盜竊行為。打個比方，旅客攜帶行李箱在機場侯機大廳，因內急想去洗手間方便一下，去了才一分鐘就急忙返回，結果發現自己放在手推車上的行李箱不見了，還有誰會懷疑自己不是被盜了么？梁麗案的被害人也就離開了僅僅四五分種而己，被害人假如僅離開一分鐘返回，梁麗也已經把紙箱藏匿了。如果真是撿到別人的，這么包裝完整而且重量很沉的紙箱，總得問問周圍的人，有誰丟了東西沒有，總是要在沒有人知道紙箱的來源，沒有人承認紙箱是自己的情形下，才可以拿走吧。紙箱被梁麗搬走后，不是按自己的工作職責規定，將紙箱上交給機場管理處，而是立即將紙箱藏匿在殘疾人洗手間內，這個地點是機場中很少有人使用的隱秘地點。梁麗不僅十分熟悉案發現場的環境，而且藏匿的隱秘地點暴露了她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物的目的，既然是“撿到的”，那為何要這么隱秘藏匿呢？至于事后梁麗告訴了兩位同事，有人以此認為梁麗不屬于秘密竊取。事實上，盜竊罪的秘密竊取，是針對被害人而言的，并不針對其他人，梁麗明顯是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梁麗告訴兩位同事，實際上迫于案發的特定環境，為了給自己留條退路。因為梁麗非常清楚，機場這么多的監控，只要調看監控，她的行為是容易被發現的。因此，他告訴兩位同事，實際是給自己留一條退路，萬一被發現了，就有人證明自己是撿到的。事后梁麗和同事發現是黃金之后，仍然把紙箱拿到家里去了，警察找上門了，仍然拒不承認，甚至還把所盜黃金分散藏匿。可以說，特定的環境下，就有特定的盜竊行為。盡管梁麗極力狡辯，然而從整個案件案件事實來分析，客觀方面秘密竊取了他人財物不容否認，主觀方面非法占有的故意難以掩飾，梁麗行為完全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
就山東大學那位學者所謂的“四不像”的觀點，其意是存在中間地帶。筆者認為，四不像是個偽命題。不是案件四不像，不是法律四不像，而是學者的思維陷入了誤區，許多認為梁麗不構成犯罪的社會公眾，同樣陷入了誤區，一開始就被梁麗的辯解所欺騙或者誤導了。所謂的拾金而昧的觀點，其實是對特定情形下的盜竊行為，未能準確把握。梁麗案給司法人員的啟示是，案件的準確定性，有時熟悉案件發生的特定環境， 是必不可少的。當我們對案件定性舉棋不定的時候，如果有條件到案發現場去，進入行為人的生活中去理解行為人案發當時的行為，司法人員心中的疑惑往往就會煙消云散。司法人員對于媒體報道應有清醒的認識，輿論的傾向性是無法克服的，很容易誤導受眾，在輿情一邊倒的情況下，要能保持足夠定力，是個很大的考驗。學者們切忌閉門造車，想當然地從自己熟悉的理論出發，去理解形形色色的生活行為，很容易陷入思維的誤區。梁麗案無罪論或者侵占論，主要就是受到梁麗欺騙與媒體誤導的原因。梁麗案也有不少人持盜竊的觀點，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批捕部門就是持這種觀點的。為什么最終該案竟然讓梁麗逃脫了處罰呢？原因就在于輿論影響了司法。強大的輿論壓垮了司法人員的自信心，這是件很令人遺憾的事。先有許霆案，后有梁麗案。許霆案的真相就在案卷中，許霆連續取款成功171次之后，許霆仍然連續按鍵取款多次，再也沒有能夠取出錢款來的事實，足以動搖許霆案的盜竊定性。還有那位負責程序升級的程序員的證詞沒有出現在案卷中，該程序員對柜員機出現這種支付錯誤的真相清清楚楚，也能夠證明許霆的行為與盜竊無關。然而，這兩個重要事實都被忽視了。有學者想當然地認為柜員機出故障，猶如神經病人一樣。這完全是主觀臆測的產物，實際上根本不是這么回事。涉案柜員機是嚴格執行錯誤程序，取1000元，只扣一元，付款1000元，這個規律重復一百六十七次，其余四次取2000元，只扣二元，付款2000元，難道有這樣一絲不茍的神經病么？當然是不可能的。公安機關并沒有查清楚錢款是如何到許霆手里的。許霆案的實質，就是柜員機發生了支付錯誤，錢款是柜員機錯誤支付給許霆的。這種情形，與客戶到銀行柜臺去取錢，本來取1000元，扣賬1000元，柜員實際支付給客戶10000元一樣，是個支付錯誤。錢都是銀行支付給許霆的，跟盜竊沒有任何關系。對此，詳情請參考筆者的其他文章。許霆案本身不構成犯罪，判無期徒刑冤枉，本身不應該判處重刑。梁麗案完全不同，梁麗是構成犯罪的，盜竊金額特別巨大，理應判處重刑。兩案都受到了輿論的嚴重影響，結果讓人失望，該放的許霆被判了刑，該判的梁麗被存疑不起訴釋放了，我們的司法機關有必要總結經驗，從中吸取教訓。
作者單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