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昌東 ]——(2004-5-17) / 已閱13952次
對我國人身損害死亡賠償金規定的質疑
秦昌東 陳璇
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人損解釋》）對因生命、健康、身體遭受侵害引起的損害賠償的訴訟提供了確切的指導，明確了許多多發領域的損害賠償問題。如教育機構的過錯責任、雇員侵權的雇主責任、義務幫工致人損害的責任等等。但其中的一些規定值得商榷。《人損解釋》第二十九條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但六十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七十五周歲以上的，按五年計算”。根據該規定，在實務操作中，法院首先應當查明受害人的戶口性質，即受害人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其次，在分清受害人身份性質的基礎上，城鎮居民的，按照其可支配收入作為計算標準；農村居民的，則只能按照人均純收入作為計算標準。再次，具體的計算標準必須以受訴法院所在地的標準為依據。筆者認為這樣的規定有所不妥。
對于死亡賠償金，顧名思義，是對受害人作為一個民事權利主體生命權的喪失（死亡）作出的賠償。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而生命權則是一切權利的基礎和前提，任何生命權的喪失都是公民民事權利能力的喪失。因此，死亡賠償金實質是以受害人民事權利能力的喪失為給付條件。死亡賠償金的性質，傳統上有“撫養喪失說”和“繼承喪失說”兩種理論。“撫養喪失說”認為，因受害人死亡，受害人生前扶養的未成年人或者喪失勞動能力、又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成年近親屬，因此喪失了生活資源的供給來源，受有財產損害，侵權責任人應當對該項損害予以賠償。但在很多情況下，受害人并沒有需要撫養的近親屬，為平衡利益，法律規定對受害人近親屬因受害人死亡反射性精神利益損害，侵權責任人亦應當賠償。我國的《民法通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公布施行的《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基本上采納了這一理論，將死亡賠償金定性為精神損失。“繼承喪失說”認為，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不僅生命利益本身受侵害，而且造成受害人余命年歲內的收入“逸失”，也就是給與受害人共同生活的家庭共同體造成了應得財產的損失。因此，死亡賠償金應當是一種物質損失。我國《國家賠償法》所確定的賠償的原則為受害人的物質損害的范圍，其將死亡賠償金也列入賠償的范圍之列，也就是確定了死亡賠償金的財產性質地位。《人損解釋》突破了以往法律的傳統規定，參照《國家賠償法》，將死亡賠償金確定為物質損失的范圍，侵權人責任人應當予以賠償。并且明確權利人另外還主張精神撫慰金（殘疾賠償金或死亡賠償金）的，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予以確定。該規定基本上確立了死亡賠償金的雙重賠償原則。這不僅僅是對受害人家庭共同體應得財產損失的賠償，更應當是對人權的尊重，確立人的生命權的最高人格利益和至高無上的人格價值。
但是，《人損解釋》在確定死亡賠償金的計算標準時，表現出了對公民民事權利能力的不平等保護。按照我國現行戶籍制度所確定的，我國居民劃分為糧農和非農業兩種，即通常所說的農村戶口和城鎮戶口。依照《人損解釋》，城鎮戶口的居民死亡的，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計算死亡賠償金；農村戶口的居民死亡的，則依照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計算死亡賠償金。也就是說，某個公民生命權（民事權利能力）的喪失，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賠償標準是不一樣的，在A地死亡與B地死亡的賠償標準也是不一樣的。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里的平等包括民事權利在法律上的平等保護。不僅僅是公民本人生前民事權利的平等保護，也包括該公民近親屬因其死亡所獲得民事權益的平等保護。我國《民法通則》第十條規定：“公民的民事權利能力一律平等”。這里的平等也不僅僅是民事權利能力取得上的平等，當然地也包括行使上的平等和該民事權利能力喪失保護上的平等。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造成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該規定沒有區分死者是農村居民還是城鎮居民。涉及死亡賠償的民商事法律中，《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二條、《產品質量法》第四十四條都沒有對死者戶口身份作區分。唯一對賠償作身份區分的是國務院頒發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而該《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只是行政法規，相對于法律來說，屬于底位階的規范性文件。根據我國司法解釋的規則，司法解釋應當就法律適用作一定的釋明。其前提是有需要解釋的法律規定，即解釋必須有法律依據。其次，解釋不能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和原則。綜上所述，《人損解釋》已經超出了平等保護的原則，該解釋將受害人的死亡賠償金計算劃分為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不同身份標準和城鎮居民是按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而農村居民只能按人均純收入計算的不同數額標準和受訴法院所在地的地區標準沒有法律依據。很顯然，城鎮居民的收入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可支配收入與純收入的差距，沿海與內地的差距是非常明顯的。這樣規定，給公眾的感覺是發達地區城市居民的生命似乎更“寶貴”，在發達地區死亡比在落后地區死亡更“劃算”，不利于良好公眾心理的培養。按照“繼承喪失說”的理論，死亡賠償金是對與受害人共同生活家庭成員的一種應得財產利益因受害人死亡而導致該應得財產利益損失的補償。既然屬于應得財產，說明其還不是已經現實取得了的財產，只是一種現實的可能。影響“可能”的因素很多，一個公民可能現在是農民，但不代表將來就是農民，也有可能是城鎮居民。同樣的，受害人近親屬的應得利益中，可能是大規模農民民營家的可能所得，也有可能是連基本生活都沒辦法解決的城鎮居民的可能所得，要計算受害人的可能所得（也就是計算受害人近親屬應得財產利益），則不能“一刀切”式的以受害人的戶口性質來確定賠償標準。如果要這樣計算死亡賠償金的話，現實操作中肯定不可能實現，我們不可能計算每個受害人的可能收入，還是要有一個比較固定的模式來確定賠償金的計算，但不是《人損解釋》所確定的那樣。《人損解釋》將死亡賠償金確定為財產損失的范圍，很大程度上是依據了我國的《國家賠償法》，但在死亡賠償金的具體計算標準上卻采用了國務院《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中的兩分法（即將受害人劃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進行賠償）。我國《國家賠償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第一款規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的，賠償金按照下列規定計算：……（三）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的二十倍。對死者生前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該規定明確受害公民死亡賠償金的計算是國家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的二十倍，并沒有作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與純收入或是否是受訴法院所在地標準的區分。
綜上所述，《人損解釋》對死亡賠償金計算的規定在理論上不能體現對公民民事權利能力喪失時的平等保護，在實踐操作中容易使人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產生不必要誤解與困惑。建議在計算公民死亡賠償金的時候，不要人為地對受害人進行“三六九等”身份劃分，應當按照《人損解釋》參照《國家賠償法》所規定的死亡賠償金是財產損失的性質一樣，公民死亡賠償金也應當以國家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來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