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英輝 ]——(2000-11-5) / 已閱31525次
論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目標模式
政法論壇 發表時間：199505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已列入國家的立法規劃；關于應當如何修改與完善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早已引起法學界和司法實務工作者的普遍關注，并就各項訴訟原則、制度及具體程序的設計提出了完善立法的建議。本文不揣冒昧，擬通過分析一些有代表性的國家在刑事訴訟制度變革中呈現出的規律性，就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變革的目標模式略陳管見。
一
縱觀世界各國刑事訴訟制度的變革，盡管程度不同，卻都表現出某些共同的特點，呈現出共同的發展趨勢。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追求在最大程度上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統一。刑事訴訟的實踐表明，過分偏重案件實體或對犯罪的懲罰，或者過分關注被告人的人權而置其他利益于不顧，都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維護。鑒于此，世界各國均不斷地調整本國刑事程序在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上的價值目標，以求在協調兩者利益的沖突中謀求更多的利益。譬如，美國實行排除規則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被告人的權利。然而，由于實行該規則，使許多罪犯因證據收集程序不合法而被無罪釋放，這就極大地抑制了刑事訴訟在懲治犯罪方面的功能。針對這種情況，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終于在1984年對該規則增加了“最終或必然發現的例外”和“善意例外”。據此，雖然系非法收集，但只要起訴方可以證明即使沒有非法收集，該證據最終也會以合法手段取得，或者雖然查明系非法收集，但在收集當時警察的行為是出于善意的證據，都可以作為定罪的根據，從而大大限制了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增強了刑事程序懲治犯罪的功能。聯邦德國在50年代之前，原則上并不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60年代，聯邦最高法院在兩個判例中強調侵犯人的尊嚴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證據應予禁用。①追求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統一，有的國家還在立法上明確設立條文予以規定。如日本刑訴法典第1
條就明確規定了刑事訴訟目的旨在追求正當程序與實體真實、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統一。
2、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相互融合。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目的要通過一定的訴訟構造來實現。由于歷史傳統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在刑事訴訟構造上分別形成了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與英美法系的當事人主義。不過，由于兩大法系國家均在不斷地尋求刑事程序中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統一，故與此相適應，使得其各自的訴訟構造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對方構造的因素。即原來強調專門機關職權在控制犯罪方面的作用的國家，采取了一些限制國家司法權濫用和保障被告人權利的措施；而對專門機關職權作用重視不夠的國家，則對發揮職權作用以更有效地追訴犯罪給予了關注。譬如，日本刑事程序原屬大陸法系，“二戰”后，其以美國刑事程序為樣本，對刑事訴訟制度進行了革命性變革，形成了以當事人主義為基調，以職權主義為補充的刑訴構造。意大利在“二戰”后即開始關注對英美當事人主義的引進，并于1988年頒布了以英美國家訴訟構造為范本重新設計的新刑訴法典。在具體程序上，大陸法系國家吸收當事人主義因素的突出表現，是確認了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辯護人依賴權和沉默權，廢止或大大弱化職權主義的預審程序以增強審判前程序中的當事人抗辯因素，弱化或廢止卷宗移送主義；在審判程序中，日本、意大利均采取了英、美國家的交叉詢問的方式，并以法官職權調查證據為補充，還采用了英美法中排斥傳聞證據的法則，從而保障了被告一方詢問證人權利。
在英美當事人主義訴訟中，同樣也有吸收職權主義因素的情形。依英美傳統訴訟理論，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無嚴格區別，在制度上并沒有偵查程序，庭審中法官也無需主動探明事實的真相。但這種傳統的當事人主義也在發生變化。在英國，依1985年《犯罪起訴法》規定，自1986年起，由全國統一設置的檢察機關作為公訴官負責審查起訴和出庭公訴；在1993年的報告中，皇家刑事司法委員會建議英國法官應更多地要求律師傳喚有證明作用的證人。如果必要，法官也應準備傳喚這些證人。英國上訴法院認為，法官在例外情況下可以行使職權傳喚證人。在實踐中，英國法官更愿讓當事人舉證以幫助展露事實。英國法官通常不會猶豫向證人補充提問或對證人的回答進行評論。②美國在獨立戰爭后，由公訴取代了私人起訴。這些跡象表明，為強化對犯罪的追究，英美等國有不同程度上擴大了國家機關職權的作用。
3、尋求被害人人權保障與被告人人權保障的平衡。隨著本世紀中葉刑事被害人學的興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護的呼聲高漲，被害人在各國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視。許多學者認為，在此之前，刑事訴訟立法和理論研究只重視如何保護被告人的權利，而今后應當賦予被害人以平等的防御權，使過于向被告人傾斜的天平恢復平衡。③在這種情況下，各國紛紛通過立法加強了被害人權利的保障。如法國于1977年在刑訴法典第4卷增設第14編，
確立了對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之后又于1981年、1983年和1985年對1977年增設的法條進行了修改。德國于1986年制定了關于改善刑事被害人地位的《被害人保護法》。美國制定了《1982年被害人及證人保護法》，對刑事被害人保護作了重大變革。英國1988年刑事審判法把國家補償作為被害人的一項法定權利，并采取了一系列保護被害人的具體措施。
各國均強調，強化被害人人權保障，不能以損害被告人的人權為前提，而是旨在追求使由于只把重點放在保護被告人權利而無視被害人權益所導致的失去平衡的刑事司法回到正確方向上來，避免刑事程序中人權保障的片面化、極端化。
4、在堅持公正原則的前提下，追求刑事程序的運作效率。在不妨礙公正處理案件的前提下，盡可能加大刑事程序的運作效率，無論對國家、社會、還是對公民個人，都是有益的；對于某些案件而言，國家、社會及當事人或許寧愿作出某些讓步或犧牲，來換取刑事程序的較高效率。這是國家、社會及個人基于各種利益的衡量而作出的有利選擇。作為對刑事程序效率價值追求的結果，首先直接表現為各國刑事司法制度中簡單或變通程序的采用：英美國家的辯訴交易；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國的處刑命令；各國刑事程序中的簡易裁判程序。對較輕微的案件，在控辯雙方同意的情況下適用簡單程序，可以迅速處理大量案件，使法院集中力量搞好重大案件的審判，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也不妨礙被告人訴訟權利的行使。其次，對刑事程序運作效率的追求，還表現在普通程序中減少某些訴訟環節。如英國于1933年后取消了大陪審團審查起訴而改由治安法官進行；德國制定了1987年刑事程序改正法律，在不妨礙被告人防御權的前提下，簡化了許多訴訟環節。最后，追求公正與效率的統一，還表現在特殊程序的采用方面，對某些具有特殊性的案件，如少年刑事案件，涉外案件等，采取特殊程序來處理，更能保證公正和效率。
5、刑事程序的修改與現代化技術手段的發展相適應。隨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各種先進技術手段已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發生了密不可分的關系。刑事訴訟領域也不例外。然而，如果現代化技術手段運用不當，就極易發生侵犯公民合法權利的現象。因此，在刑事程序中，如何運用現代化手段，使成為日益突出的問題。為此，各國均制定相關的法律，以調整利用現代化技術手段同犯罪作斗爭中揭露、證實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譬如，1985年英國制定《通訊截獲法》，1984年美國頒布《綜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條例》，1994年12月1
日生效的德國刑訴法典第98條至第110條規定了監視電信通訊、掃描偵查使用技術手段等；1988年意大利刑訴法典第266條至第271條規定了談話或通訊竊聽。此外，在司法實務中，還形成了大量的關于運用技術手段的判例。
上述刑事訴訟制度變革的世界性趨勢，是人類在訴訟領域經過長期歷史實踐后所作出的選擇，是國家、社會及其成員對刑事訴訟價值的追求日趨全面的反映，也是人類文化相互融合和世界文明發展在刑事訴訟領域的體現，它反映了刑事訴訟的一般規律。這些國外立法中某些反映刑事訴訟領域一般規律的訴訟原則、制度和程序，在我國刑訴法修改與完善的過程中，無疑是可資借鑒、吸收的。
二
探討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目標模式，尚需在考察刑事訴訟制度變革的世界性趨勢之后，對我國刑訴法的現狀作一考察。從總體上講，我國刑訴法所確立的各項訴訟原則，制度和程序，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正因如此，在其規范之下的我國刑事訴訟通過懲治犯罪，保障人權發揮著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不過，從修改與完善立法的角度考慮，僅對我國刑訴法作出總體上的肯定是不夠的，尚需發現和指出其不足，才能對其進行修改與完善，從而使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更加科學、進步和文明。從我國刑事訴訟的實踐經驗和刑事訴訟制度變革的世界性趨勢所表明的刑事訴訟內在規律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在以下方面，尚存有某些不足之處。
1、在處理發現真實與程序正當、
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方面有失均衡。我國刑訴法在不少條文及程序的設計上，均有偏重實體而輕視程序、偏重懲罰犯罪而忽視被告人的權利保障的傾向。
重實體、重懲罰首先表現在刑訴法關于任務的規定上。作為刑訴法價值取向的集中體現，刑訴法第2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以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它權利，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焙茱@然，從文字表述看，其最終要完成的維護法制、保護公民權利、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是通過保證“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來實現的。這里所謂對公民人身等權利的保護，重心是保護刑事被害人、無罪的人以及廣大社會成員的各項權利，其前提是案件的實體處理要正確，至于訴訟參與人尤其是被告人訴訟權利的程序保障，該條件并未強調�？梢哉f，我國刑訴法關于任務的規定，在實體方面，體現出其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均衡價值取向；在實體與程序的關系方面，則體現出重視案件客觀真實的價值取向。
其次，重實體、重懲罰還表現在刑訴法關于訴訟構造及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規定上。譬如，刑訴訟第32條規定嚴禁以刑訊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但依照立法，仍可以得出非法證據可以采用的結論。因為根據刑訴法第31條，在具備法定的證據形式下，“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里強調的排除標準，是看證據是否真實，是否能保證案件實體處理的正確，而非收集的程序是否違法。在上訴審程序中，依刑訴法第138條規定，撤銷原判，發回重新審判的條件，
是“可能影響正確判決的時候”。據此，盡管一審程序違法，但只要不影響實體處理的正確性，即無需撤銷原判。這均體現出我國刑訴法的價值追求重在發現實體上的客觀真實。
重實體、重懲罰還表現在為從重處罰犯罪和迅速抑制犯罪而頒布的若干決定中。如1983年，在《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中，對其列舉的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的辯護人委托權的告知時間，由刑訴法規定的至遲在開庭7
日以前修改為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并將該類被告人對一審裁判的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10日改為3日；在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組織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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