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4-5-29) / 已閱11833次
重審不能規(guī)避“上訴不加刑”
楊濤
癱瘓在床的河北省高陽縣農(nóng)民董克強沒有想到，兒子董亞洲負氣出走后竟會卷入到搶劫團伙，并因此于2000年8月6日被捕入獄，隨后判了死緩。董克強以兒子被捕時并未滿18周歲為由提起上訴，二審發(fā)回重審。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2003年3月25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經(jīng)過重新開庭審判，判決董亞洲死刑。 (《中國青年報》5月14日)
死緩相對于死刑，盡管不是一種獨立的刑種，只是死刑暫緩執(zhí)行的一種方式。但是，被判處死緩與被判處死刑的罪犯命運是不可同日而語，被判處死緩的罪犯只要在二年考驗期沒有故意犯罪就可減為無期徒刑。然而，河北省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檢察機關并沒有抗訴，僅僅是被告人以被捕時未滿18周歲提起上訴，就在二審發(fā)回重審時，將對董亞洲的死緩判決改為死刑，這是對被告人上訴權的粗暴侵犯，也是有違刑事訴訟中“上訴不加刑”的原則。
“上訴不加刑”是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原則，它是指二審人民法院審理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辯護人、近親屬提出上訴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上訴不加刑”對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訴權極為重要，它使被告人在行使上訴權時，不會顧忌二審會加重對自己的刑罰而放棄上訴，從而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權利和使二審糾錯的功能得以充分實現(xiàn)。
然而，本案中，原審法院僅僅在被告人上訴的情形下，便在重審中加重了對被告人的刑罰，而且是關系到直接剝奪其生命權的刑罰--死刑立即執(zhí)行，實在讓人無法想像。
司法的尷尬源于立法的疏漏。為防止二審法院在司法實踐中規(guī)避“上訴不加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百五十七條專門規(guī)定了，對事實清楚、證據(jù)充分，但判處的刑罰畸輕，或者應當適用附加刑而沒有適用的案件，不得撤銷第一審判決，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罰或者適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實不清或者證據(jù)不足發(fā)回第一審人民法院重新審理。但是，對于事實不清或者證據(jù)不足的案件發(fā)回重審能否加重刑罰，《若干問題的解釋》并沒有規(guī)定，說明最高法院對此種情形下加重刑罰是默許的。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區(qū)分有時并不那么清楚，二審法院對于適用法律不當以事實不清或者證據(jù)不足發(fā)回重審，從而規(guī)避“上訴不加刑”的事情在司法實踐中并不是不可能發(fā)生。其次，即使是事實不清或者證據(jù)不足發(fā)回重審，重審法院加重被告人的刑罰也缺乏正當性，因為檢察機關才是公訴的提起者，對于原審的判決不公只有檢察機關的抗訴才能加重改判，法院本身不能越俎代皰自作主張改變自身的判決。否則，不僅造成職能的混淆和判決權威的喪失，而且使被告人顧忌重重，不敢放心大膽地行使上訴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再審案件開庭審理程序的具體規(guī)定》的第八條也規(guī)定，除人民檢察院抗訴的以外，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原審上訴人）的刑罰。其中所蘊涵的原理如出一轍。
從本案的審理，我們更應看到我們的司法機關應該如何正確看待被告人行使正當?shù)脑V訟權利和理解法律條文中蘊涵的精神。如果把被告人行使正當訴訟權利看作是對司法機關的抗拒，如果拋棄法律的精神來理解法律條文，那我們的社會與法治將相距越來越遠。
通聯(lián)：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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