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振江 ]——(2004-6-4) / 已閱15827次
為什么有的律師會違法
山東誠維律師事務所 王振江
內容摘要 律師是以維護委托人合法權利并進而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可是一些律師為什么會違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們去違法，違法的表現和原因是什么，本文對此將作有關探討，以期引起有關方面的關注。
關 鍵 詞 律師制度的起源 律師的執業現狀 司法公正 律師違法的表現及原因
最近看到幾個有關法官違法的新聞報道，如最近被眾多媒體關注的武漢中院13名法官集體腐敗案 ，其背后也不乏律師的身影。那么這些律師為什么會這么做，乍看挺讓人吃驚，但仔細一看，卻不禁反思起來，是什么力量促使一名熟諳法律的執業律師去違法？恐怕這其中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律師作為法治社會中維護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力量，在其誕生之日起，就是以維護委托人合法權利并進而維護司法公正為最初和最終設立目標的。恐怕那些律師不會不知道哪些行為是違法的，可為什么有的律師會愿意去違法呢，不得不促人深思。
一、律師制度的設立起源。
律師制度公認起源于古羅馬帝國，盡管律師是作為訴訟一方的代理人參與訴訟，可現代意義上律師制度的確立，恐怕是吸收了不少古羅馬政治制度的精華，如古羅馬的保民官制度（如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即持此觀點） ，在古羅馬帝國，實行共和政體，盡管在元老院設立有執政官，但為了防止這些人濫用手中的權力去傷害羅馬公民，保民官制度就應運而生了，為了確保對權力的約束從而確保公民自由，羅馬通過民眾大會、元老院、保民官以及二執政之間權力分立和相互牽制的安排形成權力制衡格局。其中，保民官的憲政意義非常獨特：為了保護人民而對抗政府。保民官既無立法權又無行政權，但擁有的否決權不僅可以否定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也可以取消元老院決議的法律效力。值得注意的是，保民官制度是平民向貴族爭取政治平等的社會斗爭的產物，這一以行使否決權為突出特征的職務乃是作為平民保護者而設立的，這個事實意味著羅馬開創了把反對力量乃至其斗爭合法化和制度化這樣一個重要的憲政原則。這一原則使反抗因合法化和制度化而被疏導到和平、理性、具建設性的方向，避免了暴力反抗及其必將帶來的巨大破壞；而羅馬的權力制衡格局也正是在標志著反抗權合法化、制度化的保民官制度出現以后才真正說得上形成了。在制衡格局中，保民官既牽制了行政、司法和元老院的權力，又在元老院貴族和平民之間充當了強有力屏障，使構成羅馬社會斗爭主線的這兩方力量保持均衡和相互監督、制約，用馬基亞維利的話來說，是既約束了“貴族的傲慢”，又防止了“平民的放肆”。現代律師制度正是在權力制衡的意義上產生的，律師沒有立法權、也沒有行政權，但律師作為精通法律的專業人士，卻能憑借法律知識幫助委托人充分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利，在這種對抗中通過合法的方式形成對權力的對抗，這種合理對抗最終在全社會實現民權對公權的制衡，這就是律師制度的設立宗旨，在我國就是要維護司法公正，在全社會實現正義，這應當成為我國律師業的職業定位。
二、現階段我國律師的執業現狀
隨著中國法治的進步，律師業經過20余年的發展，全國已經有了10.2萬多人的執業律師，律師事務所1.1萬多個 ，律師隊伍已經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廣大律師積極投入到法律服務中去，為國家法治進步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然而，律師是靠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收取相應的法律服務費用而生存的，我國現階段律師的執業現狀是什么呢？是否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樣呢？結合有關實際情況作出分析：
第一，對律師的身份定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二條規定，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同時，許多觀點包括權威的主流意識形態如中共十五大報告中就將律師事務所定位為市場中介機構，律師事務所在非訴訟業務中確實有部分業務屬于中介機構業務的范圍，但不全是，如律師在刑事案件中的刑事辯護、民事訴訟中代理一方當事人參加訴訟。刑事辯護是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是不可能缺少刑事辯護的，律師在刑事辯護中是不能作中介業務的，這一點，稍有一些法律知識的人都知道。由于這種定位，許多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的人員把律師當作“個體戶”的看法成為主流，認為律師就是單純為委托人服務的服務人員，更有甚者認為律師是相當于說媒的掮客，根本沒有資格能和代表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平等對話，更沒有從法治的大背景下看待律師執業。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機構及部分工作人員對律師存在看法的偏差，這也是導致律師辦理法律事務中經常受到不應有的刁難的原因之一。最近，司法部正在起草《律師法》送審稿，向國務院報送，其中應當對律師職業的定位這一問題從維護司法公正的價值方面做出明確的界定，使困擾律師業正常發展的這一瓶頸得到解決。
第二，律師的執業權利。律師作為一個為當事人提供服務的專業人員，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務，離不開一定的法定權利，可現行《律師法》中對律師的權利規定卻極為弱勢，如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律師承辦法律事務，經有關單位或者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調查情況。”現實中，律師因為該條的規定，常在法律事務的辦理中處于極為尷尬的局面，一方面，訴訟法及司法實踐中都強調當事人舉證的責任，一方面又不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一個證據明明在那兒，由于人為的原因，導致該合法取得的證據不能合法取得，那些原本并不復雜的法律事務在辦理中就經常出現效率不高、司法資源白白浪費的情況，導致當事人打官司的信心降低對法律的信仰降低。這種情況已經極大的傷害了律師的執業積極性，他們面臨著這種尷尬局面，很感無奈。因此，沒有立法保障的律師執業權利，就如律師擁有的是沒有子彈的槍支。相對于《律師暫行條例》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的法律規定，很多人對《律師法》中的調查取證權戲稱為立法上的倒退。
第三，律師的收入情況。現階段，很多人都認為律師好像是一個富得流油的職業，香車寶馬、高堂華舍、出入豪華場所就是律師生活的寫照。但事實是，的確有一部分律師是富了，如從事公司上市、企業改制、涉外法律事務等非訴訟業務的一部分律師，但絕大多數律師并沒有富起來，如《中國律師》雜志報道西部某省的一個律師一年只有幾百元的收入，連維持生存都成了問題，不得不靠放羊喂馬，甚至給人打工求得生存。一個人如果想從事律師職業，首先必須取得大學本科學歷，然后參加號稱第一難的律師資格考試或司法考試，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實習一年后，方可領取律師執業證從事律師職業，如此下來，前期投入就很大，很多人都是在清貧中度過了領證前的歲月。然而，領取律師執業證后，并不是一片坦途，法律服務市場由于我國特有的服務主體多元化現象，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司法系統離退休人員、無業人員，等等許多人都在無限制的從事這一職業，如山東一省就有注冊的法律工作者就有6366人 。剛入行的年輕律師馬上就會感到生存面臨著威脅。一個當事人好不容易走到了律師事務所咨詢，剛剛談談，就知道人家已經走過了許多家法律服務所、律師事務所，價格也做了全面比較，300元你不干別人會干，就這樣，年輕律師投身于法治建設的熱情很快就被淹沒了，在生存的壓力下，律師們過得并不快樂，這是現實的寫照。
第四，律師的義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規定，律師的義務主要有：律師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和當事人的商業秘密，不得泄露當事人的隱私。律師不得在同一案件中，為雙方當事人擔任代理人。律師在執業活動中不得有下列行為：（一）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費用，收受委托人的財物；（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務的便利牟取當事人爭議的權益，或者接受對方當事人的財物；（三）違反規定會見法官、檢察官、仲裁員；（四）向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請客送禮或者行賄，或者指使、誘導當事人行賄；（五）提供虛假證據，隱瞞事實或者威脅、利誘他人提供虛假證據，隱瞞事實以及妨礙對方當事人合法取得證據；（六）擾亂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擾訴訟、仲裁活動的正常進行。律師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務。律師事務所和律師應當依法納稅。這些義務無論是從律師與司法機關還是從律師與委托人的關系等方面來說，都是作為一個執業律師所必需的根本要求，一個律師只有首先具備這些根本要求，才能是一個基本合格的律師。
三、社會中律師違法的主要表現形式及原因
1、向法官行賄或介紹當事人行賄。
難道向法官行賄是律師們非常喜歡的？律師承辦法律事務很希望當事人的合法權利能得到實現，然而，事實是，司法公正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在掌握裁判權的法官手里，為了能實現自己的目的，律師往往會極力和法官走近，有的利用同學、老鄉關系或者直系親屬關系，通過各種途徑向法官行賄，其花樣繁多，送代金券、購物券、打牌故意輸錢等等；再有就是以代理人的身份介紹當事人直接跟法官私下接觸，由當事人給辦案法官直接行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社會人社會活動的規律，律師們也不能脫離這個規律，如果一個本該勝訴的官司在自己的手里輸掉了，那么律師失去的恐怕不僅是一個客戶，恐怕還會失去生存的基礎，何況，現實社會中拉關系之風盛行，法官的裁判過程又不透明、判決書說理性不強，涉法上訪的居高不下，另據官方人士披露，第一季度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縣以上三級黨政機關共受理群眾來信來訪量比去年同期增加6.5%。其中接待群眾集體上訪批次、人次，同比分別上升9.9%和5.1%。第二季度，受非典疫情影響，各地信訪量有所下降。但隨著非典疫情的解除，各地信訪量又迅速回升。6月25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北京"雙解除")至9月30日，國家信訪局接待群眾來訪批次、人次，同比分別上升67.3%和58.4%。其他地區群眾來訪特別是群眾集體訪上升趨勢也很明顯。國家信訪局周占順局長11月在接受新華社《半月談》采訪時，公開承認“今年以來，群眾信訪總量仍呈現上升趨勢”。周占順特別指出，近期以來，群眾集體訪、重復訪和群眾赴京訪上升幅度大，人數多、規模大、持續時間長、行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業引起連鎖反應，嚴重影響首都北京和局部地區的社會穩定。在此次訪談中，周占順提出了引人注目的4個“80%”：在當前群眾信訪特別是集體訪反映的問題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80%以上是可以通過各級黨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決的；80%以上是基層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的問題。曾在進京信訪排行榜列第一的遼寧省有關高官對外坦承，該省進京上訪者90%以上是有理上訪，上訪者中年齡最大的82歲，上訪時間最長的達三四十年，95%是老上訪戶，上訪案件中有三分之二為涉及司法機關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肖揚院長曾經說，“人民法院是維護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關口”，面臨著這些，律師們頗有些不得已的感覺，用時尚的詞叫做“逼良為娼”。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規范法官和律師相互關系維護司法公正的若干規定》，其中規定了詳細具體的禁止性規定，但要想從根源上杜絕律師向法官行賄，就要真正在全社會實現司法公正，有了司法公正，律師何必向法官行賄？可見，治理律師行賄問題首先應該根治司法不公問題。
2、律師向法官或其他人支付介紹費、回扣。對于訴訟代理和刑事辯護業務盡管《律師法》第十四條規定：“沒有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的人員，不得以律師名義執業，不得為牟取經濟利益從事訴訟代理業務或者辯護業務。”但《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三大訴訟法的立法都早于《律師法》，因此，都沒有確立一個律師對訴訟代理及刑事辯護壟斷的制度，實踐中，盡管有的法官在開庭時注意審查代理人的代理資格，但由于大部分非律師參與訴訟代理都有一定的特定的背景，再加上三大訴訟法都沒有禁止性規定，所以，對于非律師代理的情況，在開庭審理時很少有將非律師代理拒之于門外的情況。近年來，隨著法律服務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特別是在一些地方存在著基層法律工作者、公檢法司等部門離退休人員甚至是一些無業下崗人員都加入了法律服務市場，和律師等進行市場競爭，這些人往往擁有比律師更為廣泛、復雜的社會背景，他們對外大多以律師的名義、對案件往往采取大包大攬的方式對當事人進行承諾，搞“三包”，同時利用他們的復雜社會關系對司法工作人員進行拉攏、腐蝕，采取的花樣也十分豐富，如為案件承辦人購買商品、出資旅游、報銷費用、裝修住宅或為其提供交通、通訊工具。同時，為了和律師進行競爭，他們一般采取先以低收費為誘餌，把案件搶到手，然后以種種理由對當事人進行威脅利誘，再收取其他的所謂活動費用，當事人為了贏得他們的官司，依附心理較強，他們往往以較高的成本付出打完一個官司，最后，如有不滿意，則往往怪罪說是“律師”騙了他們。律師面臨著這種不正當、無序的競爭也無可奈何，有的律師由于耐不住貧困就采取類似的手段攬業務，他們中的大多數采取向法官行賄或許諾好處等方式和法官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出現了向法官行賄如武漢中院、蘇州吳江市法院院長費明受賄案 等許多新聞媒體報道的那些情況。同時，也有極個別的律師，面臨著如此無序法律服務市場，他們沒有選擇同流合污，而是憤而出家 ，用這種方式對進行無言的消極抵抗。所有這些情況的出現，盡管不排除一部分律師見利忘義，做出了有損法律正義的行為，如果我們的法律服務市場能夠得到凈化、律師們沒有這種不正當的競爭和生存壓力，他們何必選擇向別人支付介紹費或回扣的方式來拉案源？現在，我們必須正確認識這個問題，從維護法制統一的角度出發，下力氣解決這一問題，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確立了五年立法規劃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三部法律都列入了立法規劃，其中，前兩個訴訟法都是立法規劃中十屆人大本屆內審議的法律草案，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徹底解決問題的機遇，希望有關部門切實下決心給與重視，將這一困擾律師業發展的問題予以解決，使中國的律師業的發展得到一個良好的法制環境。
四、結語
中國律師業自恢復以來已經走過了二十多個年頭，中國的執業律師人數已發展到十余萬人，擁有律師資格和司法資格的后備力量也得到了極大的補充，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律師業需要“拓展與規范”，中國律師業到了一個需要拓展執業空間、規范發展的階段了，在全面接建設小康社會、更好地實現保障人權憲法宗旨的法治背景下，中國律師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將會得到解決，律師被動違法的情況將會降到最低，中國律師將能更好的肩負起維護司法公正、實現“執法為民、防止司法腐敗”的終極目的。
見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第14期
見《江平文集》，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和《中國律師》1998年第9—10期
見2004年中國律師業發展政策報告
見山東省司法廳2003年8月20日發布的關于法律服務所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年檢注冊公告
見《瞭望東方周刊》
見2003年12月16日外灘畫報
見中華網：http://edu.china.com/zh_cn/law/lawfocus/3356/20010615/10045861.html律師遭遇司法腐敗，憤然遁入空門
見新華網：北京2003年12月17日電十屆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制定完畢，5年內擬審議59件法律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