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 盼 ]——(2018-11-9) / 已閱26319次
其次，指導意見宣示意義大于操作價值，詳細規定的缺乏導致諸多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例如開設押金專用賬戶如何操作，專款專用中的“專用”用途包括哪些，企業收取的押金可否用于企業主營業務，或者僅可存管于商業銀行等。如果沒有細化措施的規定，指導意見則可能流于形式。據媒體報道，小鳴單車爆發押金問題時，銀行表示小鳴單車的結算賬戶為一般存款賬戶，而非專用賬戶，銀行并無第三方監管義務[16]。指導意見對于此類事件的實際解決并無助益。
再者，指導意見是否能夠得到貫徹執行存在疑問。指導意見要求企業區分押金與自有資金，但未要求對不同客戶的押金進行再區分。如果要求企業將不同客戶支付的押金賬戶進行區分，在銀行為每個客戶開設二級賬戶，企業合規成本過高；但是如果不作出前述要求，客戶資金混同難以實現資金的透明監控——銀行無法知道資金是否均為押金，所有押金是否均受到監管。此外，懲處機制的缺位也導致共享單車企業可能并不遵照指導意見執行相關措施。
2.域外類金融規制并非針對動產租賃押金。盡管比較法上確實存在租賃押金類金融規制措施，但其適用對象為不動產租賃，而非動產租賃。美國的押金制度具有代表性，可作比較分析。美國對不動產住房租賃押金的系統性規范由州法確立，自1968年至1973年，美國各州開始在立法中專門規范住房租賃押金，對處于弱勢地位的承租人予以傾斜性保護[17]（P31-35）。這項革命性變化的根本緣由在于美國社會、政治及思想潮流的巨變，特別是受到“平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影響，司法及立法層面均大大提升了承租人權利[18]（P517-584）。在此背景下訂立的《美國住房租賃統一示范法》沿用至今，并在2015年進行了最新修訂，增加了押金處置條款。該法專門對出租人保管及返還押金提出了要求：第一，押金應當可識別，出租人開立專門銀行賬戶保管押金并維護押金記錄，但不要求建立二級賬戶，銀行沒有責任監督押金使用情況，賬戶是否為生息賬戶各州規定不一。第二，在不影響承租人利益的前提下允許混同各承租人押金，但不能將承租人押金與出租人自有資金混同，以確保押金可返還（第1202、1203條）；如果出租人無法返還押金，須支付一定數額的懲罰性賠償（第1204條）。
德國法也存在類似規定，立法目的與美國法相同——保護房屋承租人預付的押金可被返還。《德國民法典》第551條規定：出租人必須按通知終止期間為3個月的儲蓄存款的通常利率，將作為擔保而交給自己的金額向信貸機構（銀行）投資。合同當事人雙方可以約定其他投資方式。在這兩種情形下，投資必須與出租人的財產分開進行，且收益屬于承租人[19]（P197-198）。然而，美國法對動產租賃押金的規制遠寬松于不動產租賃，其原因在于前述主流債權說理論適用貨幣占有即所有原則，并未要求押金的第三方獨立存管。在美國聯邦法層面，《統一商法典》第2A編的動產租賃以及專門的《消費租賃法》（Consumer Leasing Act）均作為消費者保護法要求出租人進行信息披露，以便消費者可在不同租賃物之間進行比較和選擇，從而獲得更大自主權，但除此之外并無押金保管、返還的特殊規定。在州法層面，《消費租賃統一示范法》（Uniform Consumer Leases Act）內容更為細化，指出押金的作用在于減少出租人風險；考慮到出租人維護押金需要付出管理成本，該法不要求出租人就押金收益向承租人支付利息，也未限制押金數額，并不要求押金與出租人財產隔離（第303條）。
四、共享經濟押金規制應對策略
總體而言，盡管共享經濟中的互聯網租賃押金模式在交易結構以及法律屬性上都進行了變革，但帶來的挑戰有限，不足以突破現有法律制度。在私法上，擔保法和破產法的分析表明，由于新型押金支付模式仍然屬于以金錢為標的的非典型擔保，難以構成特定化，不適用金錢質押規則，也不能直接要求押金特戶管理；互聯網租賃服務并非“為他人利益而行為”，也不具備“營業外觀”要求，無法適用債權破產取回的特殊規則。押金作為一般債權，不能在企業破產時被承租人取回。因此私法層面的押金返還與破產保護問題應在既有法律框架下解決。
相比之下，現行公法層面的規制理念和措施需要修正。雖然共享單車等互聯網租賃押金模式較傳統法律屬性有所突破，但并不具有金融屬性，而且開立押金專戶、專門監管等措施的有效性尚存疑問。即使目前規制措施的目的——保障客戶資金安全——具有正當性，但存在小額豁免制度適用空間。預付卡（《支付機構預付卡業務管理辦法》第七條）、股權眾籌[20]（P179-208）等領域均存在小額豁免機制，其理論基礎在于成本收益分析，如果采取嚴格監管，經營者合規成本高企，不利于市場創新。目前共享單車押金金額一般低于300元，對單個消費者個體利益影響較小，也存在豁免基礎。即使共享汽車、共享奢侈品等模式中押金額度達到數百元甚至上千元，仍可訴諸《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電子商務法》等私法，并不必然需要金融法規制。
法律規制目標應是交易安全與鼓勵創新的平衡，目前有效性不足的類金融規制應予以改進。鑒于粗線條規定只具有宣示意義，過于細化的規定又可能打擊市場創新，因此可考慮如下建議：
第一，自我規制。中央及地方發布的指導意見均鼓勵共享單車企業采用信用模式免除用戶押金，ofo小黃車、永安行等企業也確實推行了用戶信用積分達到一定分數以上即可免押金的規則。摩拜單車、ofo小黃車也在2017年與商業銀行達成押金監管、支付結算等安排以實現自我規制[21]。隨著我國征信體制的逐步完善，押金的信用補強功能可以通過其他信用方式進行替代；加之市場自由化發展，不同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有助于保障用戶資金安全，法律不必強行干預。
第二，技術替代。技術的發展可以解決法律規制難題。收取押金可采取資金預授權凍結方式：當用戶支付押金時，經營者凍結用戶銀行賬戶或支付賬戶相應數額，凍結期間為用戶租賃使用自行車相應期間，待用戶行程結束則自動解凍。這種方式也符合《共享單車指導意見》即租即押、即還即退的要求。如果采取技術手段，只需要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提供事后救濟，不需要金融法的事前規制介入。
第三，合同自治。在押金利息歸屬問題上，美國法、德國法上存在押金利息歸屬于承租人的規定，其緣由在于信托設定等問題，但同時也存在不要求出租人將押金利息支付給承租人的規定。根據我國《物權法》第213條、《擔保法》第68條的規定，擔保權人享有收取孳息的權利，但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因此可考慮將押金利息歸屬問題交由當事人自行約定。因個體消費者所支付的押金產生的利息較少，對消費者利益影響較小，目前實踐中經營者利用格式條款規定利息歸屬于經營者的做法并無不當。
第四，司法保障。通過提起消費者公益訴訟可以解決押金保管與返還的爭議。據報道，廣東省消費者委員會以小鳴單車經營管理方廣州悅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為被告，針對小鳴單車經營者長期占有消費者押金、押金管理使用不公開、違背按時退還押金承諾等問題，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消費民事公益訴訟[22]。公益訴訟解決了個體消費者維權成本過高問題，可有效保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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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Chanlleges and Responses to Deposits in Sharing Economy
Su Pa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new type of internet lease deposit model in sharing economy has changed the legal nature of deposits from “one property and one pledge” to “one person and one pledge”. The deposits create a huge money pool, causing security problems. However, it is problematic if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s for deposits go far beyond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legal rules. In terms of private law, deposits are ordinary rights. Thus the issue of deposit refund and bankruptcy protection can only be dealt with under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In terms of public law, deposits do not have financial attributes. The quasi-financial regulations including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accounts and special use of funds are not effective and should be improved. Facing market innovation, the goal of regulation should be pursuing a balance between security and creativity. Based on cost-benefit analysis, the de minimis exemption is applicable to movable property lease deposit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third-party depository mechanism. Instead, other credit-based method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facilitate the market’s self-regulation. Technical means including funds frozen through pre-authorization may also be used to provide pledge. With regard to the issue of interest on deposits, contract autonomy is preferable. Through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judicial protection, the issue of deposit custody and return would be resolved.
Key words sharing economy; internet lease; deposit refund; quasi-financial regulation
■ 收稿日期 2018-03-20
■ 作者簡介 蘇 盼，法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上海 200433。
■ 責任編輯 李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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