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盧桂榮 ]——(2004-6-17) / 已閱22323次
從退補情況析公訴引導偵查取證機制
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檢察院 盧桂榮、郭小鋒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大量退回補充偵查和偵查部門撤回案件的現象，進而發現與偵查部門的偵查意識、態度和謀略相關。因此，通過對問題的深入研究，需求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也即公訴引導偵查取證。
【關鍵詞】 補充偵查 一次退補 二次退補 公訴引導偵查
為更好地適應庭審改革對公訴證據的要求，積極探索“偵、檢”配合的新舉措，我院公訴處對近兩年來受理偵查部門移送審查起訴案件的退補情況進行調研、分析，以求提高辦案效率。
一、兩年來退補案件的分析
（一）基本情況
2001年順義檢察院共受理偵查部門移送審查起訴案件468件[1]，其中退補案件95件（包括偵查部門撤案或建議偵查部門撤案11件）占22.9%：一次退補案件78件；二次退補案件17件。2002年我院共受理偵查部門移送審查起訴案件611件，其中退補案件187件（包括偵查部門撤案或建議偵查部門撤案25件）占30.5%：一次退補案件148件；二次退補案件39件。
數據表明：司法實踐中，退補案件無論絕對值還是相對值均呈現上升態勢。
（二）基本特點
1、從補充偵查事項上看，多而集中。在2002年退補的187起案件中，絕大部分要求補充偵查的事項為犯罪嫌疑人身份證明、贓物移送、證人證言、抓獲經過以及排除證據矛盾，而就法律手續、法律程序、強制措施等方面要求補充偵查事項相對較少。
2、從補充偵查案件類型來看，一人多起、多人多起案件較多。在2001年退補的95起案件中，其中58起是屬于一人多起或者多人多起案件，占61.05%。因為此類案件相對于一人一起的案件比較復雜，難免會顧此失彼。
3、從補充偵查案件性質來看，多為搶劫、盜竊、故意傷害、強奸案件。2001年退補的95起案件中有67起為該四類案件，而2002年退補的187起案件中有134起為該四類案件。
4、從補充偵查質量來看，一次補偵質量較高，二次補偵質量相對較低。2001年經一次補充偵查起訴的為82.11%，2002年經一次補充偵查起訴的為79.14%；2001年經二次補充偵查起訴的為29.41%，2002年經一次補充偵查起訴的為35.89%。
（三）具體特征
1、一次退補具體特征
一是事實清楚，主要證據充分，缺少輔助證據材料。如贓物未隨案移送、未附送身份證明材料、缺少抓獲經過等。根據公訴部門證據標準，此證據材料直接與案件定性相關聯，如身份證明材料證實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年齡[2]，而在某些案件中刑事責任年齡決定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因此，要求偵查部門進行補偵，既是保護訴訟參與人合法權益的要求，更是公正執法的需要。
二是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不足。尤其在共同犯罪中，僅有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雖供述趨向一致，但無相應物證、書證或視聽資料加以印證情況，一般要退回偵查部門補充偵查。例如，高某、路某、李某涉嫌職務侵占一案，三犯罪嫌疑人所作供述能夠相互印證，但缺少相關的帳目、對帳單、收據憑證等書證材。此種情況，不符合提起公訴標準，因此需要退回偵查部門進行補充偵查。
三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主要表現為：在多人、多起的復雜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前后供述矛盾、同案犯之間供述不一致以及口供與證人證言之間矛盾的情況較多。例如，我們辦理崔某等人搶劫、盜竊案時發現，在案卷中存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李某分別同崔某和田某盜竊摩托車的供述，又有證據證實崔某與田某根本不相識也沒有共同實施盜竊行為，故存在明顯矛盾，而偵查部門對此未加以排除直接移送檢察機關。
四是個別承辦人將退補作為緩解工作壓力的手段，即以退補為由借用偵查機關的辦案期限來緩解工作壓力的現象。因為按照刑訴法第140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對于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偵查。而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補充偵查完畢。補充偵查以二次為限。這樣，在案件數量多的情況下，容易導致個別辦案人員隨意行使退查自由裁量權。
2、二次退補具體特征
一是補偵質量不高，退而不查，或查而不清。表現為：一方面偵查人員未按照退補提綱要求進行補偵，可以找的證人不去找、可以查的物證、書證不去查，往往以“查不清，找不到”為由，用工作說明來敷衍；另一方面雖進行了補偵，但不到位，反局限于機械地詢問證人，補查的書證內容不清，證明力弱[3]。例如張某某等人強奸案，檢察機關制作的退補提綱中明確要求補偵案發當晚在現場的證人證言材料，以證實行為人的犯罪事實。但從偵查部門補查重報的材料看，證人所言要么不清楚，要么輕描淡寫，其證明力極弱。
二是形式大于內容，為補偵而補偵。偵查部門往往根據公訴部門制作的退補提綱，象征性地開出補偵“藥方”。在李某等人涉嫌尋釁滋事案的補偵卷中，我們看到，一偵查員從9：50--17：50幾乎沒間斷地在詢問證人，而且在14：20--15：50和14：10--16：10的兩份詢問筆錄中均有該偵查員簽字，違背了基本的取證形式合法性原則。
三是偵查部門補偵不能，堅持重報。由于偵查人員在初查中，缺乏針對性、系統性，錯過了固定證據的最佳時機，隨著時間推移，有些證據材料即使補充偵查證據也難以收集，甚至不能收集。例如邢某故意傷害案，在案卷移送審查起訴之前，被害人張某其前后3次陳述存在明顯矛盾以及在場證人施某證言也是前后矛盾，偵查人員沒有及時核實并補充證據。由于時間推移，記憶模糊甚至遺忘，故兩次退回公安機關均于事無補。
（四）主要原因
1、偵查隊伍結構變化和偵查機構內部改革所致
從順義區刑偵人員的年齡上看，近年來刑偵人員隊伍結構趨于年輕化，活力強、干勁足，應該說這種變化在保障人民的安全和促進社會的穩定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其程序意識、證據意識、庭審意識相對較弱，實踐中存在案件告破但質量不高的現象。從偵查機關內部機構改革上看，2001年年終，順義區公安分局進行機構改革，實行偵查、預審合一。過去預審擔負著案件深掘和公訴前置的職能，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偵查的質量；現在“偵審一體化”寓預審于偵查中，改革的初衷是為避免取證的盲目性、無序性，但根據我院2001年和2002年兩年來案件退補情況分析，偵審一體化的工作模式仍亟待完善。雖然在2002年下半年，又成立了預審大隊，但在人員配合，財、物保障上仍不理想，影響了預審功能的發揮。
2、偵查機關缺乏必要的獎懲量化考核制度
從公安機關關于干警獎懲量化考核制度規定上看，案件偵破常與偵查人員獎懲直接掛鉤，而與最終能否提起公訴聯系并不大。經濟杠桿無形中導致偵查人員形成“重破案，輕審查”的思維模式，影響了證據收集和固定的質量。
3、庭審制度改革，確立“證據為中心”庭審模式
從法院庭審改革來看，新的庭審模式強化了控方的舉證責任。在庭審過程中，公訴人要圍繞起訴書所指控的事實、罪名全面舉證，并就證據是否真實、充分，來源是否合法等問題，與被告人及辯護人展開法庭辯論。如果法庭認為證據不足，可以當庭作無罪判決。這無疑增加公訴人指控的難度，故而公訴人在審查起訴時要嚴格依照起訴條件，對證據的關聯性、真實性、充分性以及來源的合法性進行全面、認真地審查。
4、偵查人員證據意識、偵查意識和責任意識不強
從移送的案卷材料來看，“人證”仍是偵查的中心。而“人證就像水上的浮萍，物證、書證卻能夠固定浮萍”，但在刑事偵查實踐中，偵查員往往對物證和書證重視程度不夠，尤其表現為物證的提取過程。例如在故意殺人案件中，行為人用刀將被害人殺害，刀在現場，并且刀上粘有被害人的血液。偵查步驟應為：第一步提取刀上指紋，進行鑒定，將行為人和此刀聯系起來；第二步鑒定刀上的血液，將被害人和此刀聯系起來；第三步對此刀進行妥善保管，以備當庭出示。但我們在辦案中發現，目前偵查實踐針對此類案件通行的做法是訊問犯罪嫌疑人刀的特征，收集相關證人證言以及隨案移送的刀，未能體現出此刀的特殊性。此外，在提取刀時忽視了物證的提取形式和必要保全：多人直接觸摸，甚至有的銹跡斑斑。這樣，如何能夠起到證明作用？
從偵查訊問的技巧上看，直接和誘導方式時有發生。如“當時，你手里沒拿工具？”與“當時，你手里有沒有拿工具？”不一樣。行為人正在猶豫交代之際，經偵查員的誘導提醒立即否認，反映出偵查人員的偵查意識、偵查思路不明。
從卷宗筆錄和《起訴意見書》的制作上看，有些多人、多起案件的卷宗筆錄和《起訴意見書》較為零亂。審查起訴此類案件時，不得不在理清頭緒上耗費大量時間，因為部分案卷并不是按訊問或詢問的先后順序來裝訂，移送的案件事實也不是根據時間發生的先后順序加以列舉。在某種意義上，也體現出偵查人員的責任意識不是很強，抱有對檢察機關的依賴心理。
5、偵查部門對審查批捕工作的誤解
偵查部門對審查批捕工作的誤解主要表現為兩種傾向：一是將偵查監督部門對犯罪嫌疑人的批準逮捕標準視為公訴標準，不再注重案件證據的進一步審查，直接移送公訴部門；二是將偵查監督部門對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的罪名等同于起訴罪名，即便原先對罪名有不同的認定，也完全依照偵查監督部門的意見收集證據，對案件可能涉及其他罪名的證據不再收集[4]。實質上訴訟各階段對證據要求的標準、等級是不一樣的，隨著訴訟的不斷深入對證據的要求也相應越來越高。例如張某搶劫案，偵查監督部門以故意殺人和搶劫兩罪名批準逮捕后，公安機關也即以故意殺人和搶劫兩個罪名移送至公訴部門。經認真審查發現，依據公訴的證據標準和所有的證據材料應定張某搶劫罪。這種情況說明偵查部門在收集證據時，起訴意識、庭審意識有所欠缺。
二、公訴引導偵查的必要性及分析
（一）對公訴引導偵查的法理分析
在刑事訴訟中，偵查部門與公訴部門共同履行追訴職能即“大控方”的角色。
一是從訴訟階段上看，偵查環節處于訴訟的起始階段，其特征為：收集、固定證據能力較強，但遠離審判階段，把握證據要求能力相對較弱；公訴環節處于訴訟的中間階段，其特征為：收集、固定證據能力弱于偵查環節，因銜接審判環節，具有較強的證據把握能力。若將偵查環節的偵查優勢和公訴環節把握證據標準能力的強項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可以克服偵查證據的盲目性、無序性和不穩定性以及司法資源浪費的現狀，另一方面也體現“檢、警一體化”的大控訴模式。
二是從訴訟流程上看，偵查部門負責“提出主張”，公訴部門負責“證明主張”，其目的和任務具有同一性。偵查部門收集證據直接為公訴作準備，而公訴部門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也離不開偵查的證據材料，共同承擔訴訟的風險。因此，從此意義上講，偵查與公訴是一體的。
三是從偵查制度的來源看，偵查制度的獨立源于國家公力救濟的壟斷。在國家公力救濟之前，其侵權行為[5]（含概違法犯罪行為）訴訟方式是雙方當事人必須親自到場，原則上不得委托他人代理[6]的私人救濟，偵查與起訴均由當事人自己完成。隨著私刑權的禁止和國家對刑罰權的壟斷，偵查與公訴相對分離開來，成為獨立的部門。據此可知，偵查與公訴的一體化具有歷史淵源。
（二）對公訴引導偵查的現實分析
1、公訴引導偵查是新型檢警關系的需要
目前司法實踐的現狀以“偵查為中心”的流水線型訴訟構造，決定了檢察機關不但無權主導偵查，還要受制于偵查部門[7]。在這種訴訟構造下，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難以進行有效的動態監督，而偵查部門也困于提供優勢的動態協作�，F行訴訟構造和偵控模式的缺陷表明，必須對其進行改革。而改革的方向應由“偵查為中心”變為“審判為中心”、由“檢察機關不主導偵查”變為“檢察機關主導偵查”。這種新型的訴訟結構和偵控模式，有效地監督偵查活動，強化檢警互動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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