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zhi1234 ]——(2020-3-31) / 已閱22904次
對于異地當事人參加的案件，法官如果認為適合庭前調解，更應該將調解時間選擇為開庭當日前的其它時間。因為，他每空來一次都很不經濟。法院應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出庭，或者說應當追求出庭效率的最大化。
我們對法官甲此次庭審的遭遇，可以做兩個判斷：一、該院將一起不適合庭前調解的案件，基于司法功利主義的考慮，進行了庭前調解；二、其庭前調解的時間選擇不合理。這兩個方面存在的細節(jié)問題，都表明我們的司法實質上欠缺精度。
此次庭審，就這么結束了。此后，三四個月此案沒有進展。法院不主持調解，也不主持開庭。這種狀態(tài)可以定性為拖。
然后，2016年7月12日，法官甲忽然收到特快專遞，打開一看是開庭傳票。開庭日期是2016年7月15日。法官甲當即給承辦法官打電話，申請延期審理。未獲準許。法官甲查詢了一下快遞單號，發(fā)現該院于2016年7月8日郵寄的開庭傳票。
如何評價這一司法行為？
第一、有外地當事人的案件，因為考慮到當事人開庭需要請假，安排工作事務，訂票，安排行程等事項，人民法院應當為案件當事人留出足夠的準備時間。盡管《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開庭傳票應于開庭三日前送達當事人。但是，對于外地當事人這個三日前顯然不能接近三，接近七都不太合理。最好能提前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送達。但是，該院的傳票發(fā)出時間已經是開庭前七日。那么，這種司法應當理解為非常“自我”——只管自己開庭，不管當事人死活。這種對自己的行為會給對立面造成什么影響不去估計或者估計到了也仍然放任的司法，在服務層面上完全可以歸結為欠缺精度。
第二、這種情況下還有一個問題，即：如果開庭當日，有的當事人沒有到庭，你法院怎么認定？因為，你開庭傳票發(fā)出時間離開庭時間已經非常接近。那么，開庭時，郵件的回執(zhí)極有可能回不來。你怎么判斷未到庭的當事人是否已經合法送達？
這個問題不解決，如果有當事人未按照開庭時間到庭，你是依法處理，還是另定開庭時間？
而且，有外地當事人的情況下，另定時間開庭，是不是一種效率經濟的司法？這種對當事人的不經濟就應當識別為一種不經濟的司法。換言之，一個理性平和的經濟的司法，自然應當充分考慮當事人訴訟的經濟性，并為了實現這種經濟性而合理安排司法自身活動。因此，這種情況下臨近開庭7日才下傳票，非常不合適，表明司法自身的問題，可以歸結為本文所述的欠缺精度里邊。
司法如果不考慮這些問題，不這樣思考問題，它就不是一個有精度的司法。
綜上，這一開庭時間的確定和開庭傳票的送達，所體現的整個就是一個沒有精度的司法。
法官甲在延期不獲準的情況下，放棄了此次庭審。
開庭當日，法官甲并向承辦法官指出了傳票送達時間系開庭前三日，而不是“三日前”的違法事實。如果法院按撤訴處理，將申請再審或重新起訴。
然后，該院又于17日郵寄了開庭傳票，定于27日開庭。但是法官甲正好因家中有事請假一周，老家離工作單位所在地幾百公里。所以，快遞來了沒法接收。于是，跟快遞人員電話說好周日回來時取。周日正好24日，打開一開，又是開庭傳票，開庭時間定于27日。
這個法院是不是瘋了？沒有。此案的審理期限至8月1日。所以，法官必須于期限內結案。因此，法官必須首先為自己考慮。這只能是一個功利司法。它不管當事人死活，必須對我法院或法官有利，一切司法活動圍繞法院或法官的根本利益進行。
審限內結案，這件事本身沒有錯誤的內涵。但是，審限6個月，你法院4個月什么都不干，不開庭也不調解。最后一個月兩次傳票，急著結案，你說這種效率是在為當事人拼嗎？不是，你是在為自己拼，你是怕超審限給自己帶來不利后果，這就是功利司法的基本特征。
但是，這一次，法官甲決定出庭。也是要看看急成這個樣的法院會怎么樣？
急匆匆的請假，安排好工作事務。但是機票只剩下很貴的了。考慮到“合理開支”的問題，放棄了飛機。然而，高鐵也沒有直達的票了，只好從其它地方換乘。可見，一個急促的傳票會給當事人帶來多少麻煩。
如果前段時間，你法院確實有正常事由耽誤了案件的審理，你將審理期限再延長一個月，也無妨。如果你前段時間也沒有什么事兒，就應該早開庭，為什么要給當事人這么急促的一個庭審？
這一前一后的比較，充分說明，司法服務層次太低。遠遠談不上一個精致的司法，它的一舉一動非常粗魯，缺少涵養(yǎng)，沒有精度，甚至沒有誠意。
這最后一個問題，你可能也有疑問，法院是不是故意折騰這個外地當事人？不能完全排除。即使這種情況，也不能否認司法欠缺精度。因為，司法如果動機都不純，那根本就是不合格更不要說精度了。
很自然，27號開庭后，法院于8月1日作出判決結案，法院實現了自身的意圖。
B、庭前證據交換等典型性動作的特別分析。
這起案件，總共開了兩次庭：一次算是證據交換；另一次算是正式庭審。第二次庭審后，不幾日就給出判決。這一部份，又如何評價？
筆者認為，第一次庭審，即所謂的證據交換完全可以成為正式的庭審。從而，此案只需要開一次庭便可以結案。
然而，證據交換也是一個普遍的司法現象。因為，所謂的證據交換等同于實質上的庭審，故證據交換完全可以被庭審的舉證質證所替代。從而，除非案情復雜材料很多，不能一庭結束，根本不必要搞什么庭前證據交換。庭前證據交換的廣泛性，說明中國司法整體上欠缺精度。
當然，有人可能說了，美國司法為什么庭前程序那么發(fā)達？為什么我們不能也發(fā)達一下庭前程序？筆者給出兩個原因：
第一、我們庭前程序與美國有實質性差別。
據南門徒木《美國三萬名法官年審一億起案件的秘訣》 一文介紹，美國民事審前程序主要內容有：訴答程序，即當事人間交換訴狀和答辯狀；發(fā)現程序，又稱證據開示制度,即當事人相互獲取對方或案外人持有的與案件有關的信息和證據；審前會議，即由書記官或主事法官通過組織雙方當事人及律師召開審前會議，庭審不得超出審前裁定的范圍。
假使該文的介紹是準確的，那么，在美國顯然訴答程序和發(fā)現程序有明顯的區(qū)分。即美國民事訴訟當事人交換訴狀和答辯狀是一個單獨的程序，中國司法訴答程序和發(fā)現程序不分。基本體現就是原告起訴就得附上證據。如果甲借乙3000元錢，沒有任何手續(xù)。后來，甲不還錢，乙想要在中國法院起訴，首先我們的法院會因為甲沒有證據而不予立案。實際上，極有可能被告甲對借錢事實不提異議，甲的主張可能是錢早已還了。那么，這種情況下顯然應當甲負舉證責任。但是，按中國司法既有做法辦理這起案件，原告有舉證義務，并且極有可能因原告不能完成舉證義務而立不上案。所以，美國的訴前程序不是我們這么粗草。你想一下，我們訴前直到現在依然訴答和證據交換不分。可見，中國司法欠缺精度。
為什么筆者主張被告不答辯，原告便沒有舉證義務，道理也是如此。當然，并不是借鑒美國經驗，而是我們自己琢磨一下也是如此。只有被告不承認的事實，原告才有舉證義務。被告答辯以前，法院不能確定被告不承認哪些事實。這種情況下要求原告就所有事實舉證顯然是一個沒有精度的司法。就像前面提到的著作權糾紛，法院在立案時就要求原告提供著作權的證據，萬一被告對原告享有著作權沒有異議呢？如果被告的答辯意見僅僅是沒有侵權呢？顯然，原告的舉證義務要根據被告的答辯情況產生。如果被告承認原告主張的所有事實，僅對如何適用法律有異議，那么，原告對整個案件事實均沒有舉證義務。所以，在立案時就要求原告舉證，以及在被告答辯前就要求原告提供證據，并不合理。這確是中國司法的經常性動作。當代中國司法普遍欠缺精度由此可見一斑。
綜上，中國司法的庭前程序有自己的特點，一些細微的地方其實體現的是一種實質性的差別，不能拿美國胡亂相比。
第二、我們的司法沒有精度尚不適合發(fā)達的庭前程序。
我們的庭前程序包括了小額速裁，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等。我們可能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司法沒有精度，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庭前程序。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簡單，但是我們基本忽略。如果一個國家的司法沒有精度，它的庭前或訴前事務基本上就是瞎鬧騰。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如果司法沒有精度，它就沒有案件的精確結果，它的訴前或庭前就沒有精確的坐標。因此，也只能是亂七八糟的手段和方式都用上，只求結案了結法院的工作。即使某些案件處理得還可以，也不過是因為處理此案的法官比較專業(y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司法整體上的精度欠缺，從而相對清晰了調解的坐標而已。
因此，從根本上講，如果我們不能有效的提升中國司法的精度，卻力圖發(fā)展發(fā)達的庭前程序，這是不大符合規(guī)律的一件事情。有了精度，我們才能用精度所形成的清晰坐標將類似案件合理結束在庭前。一個沒有精度的司法不可能形成發(fā)達的有效的理想的庭前訴前程序。比如，某著作權侵權糾紛，法官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賠償多少錢合適，這種案件我們如何通過發(fā)達的庭前程序去取得有效理想的結果？但是，還真有人不服。這些人總是認為事實不清，是非不明的案件照樣調解，乃至更適合調解。實際上，我們司法中的調解問題或者說調解的負面影響也幾乎都在這里。
綜上，中國司法當下無論是證據交換，還是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以及繁簡分流小額速裁等輔助性的審判動作均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司法欠缺精度。我們想辦法切實提升了中國司法的精度以后，其它程序皆可受益并能正確成長起來。
(六)法官甲于沈陽某區(qū)法院訴訟經歷分析。
定于2016年6月14日開庭。法官甲自然是提前請假，準時到達。我們猜想一下，到了審判庭，到了開庭的時間，然后，會發(fā)生什么事？
開庭？NO！又錯！
不只是不開庭，連法官的影兒都看不見。書記員來了，說法官有事兒（可能是正在開會），你們先調解一下。而且，又是分頭做工作。結果，又是調解不了。
然后，書記員說開庭吧。
庭審過程中，因法官甲要求被告對是否侵權給出明確表態(tài)。被告明確否認侵權事實。因此，法官甲當庭要求保全證據。因為，現在打開互聯網仍然可以看到侵權事實。但是，書記員處理不了。于是，跟法官匯報。于是，過了一會兒來了一個法官，問了幾句又走了。于是，再匯報。于是，過了一會兒又來了一個法官，據說此法官是審判長。
該審判長了解了當時的狀況后，直接扯到調解上來。詢問雙方的調解意見。然后，就這類案件的法律問題作了一些交流。最后，不知不覺時間已經11點多了。原告提出的調解額度是2萬元，書記員給出的額度是3500元，被告提出的調解意見是3000元。審判長意見也是3500元。并且，作通了被告的工作，也同意3500元，只剩下原告。如果原告不同意，上午的庭開不完了，下午法院也沒有時間不能開庭，要等下個周才能開庭。
我們如何評價這樣的一個訴訟過程？
第一、庭前調解不適合于開庭前那一小段時間進行，特別是涉及外地當事人的案件。想庭前調解，法院應當及早進行。
第二、有爭議的案件，沒有明確標準的案件，不適合庭前調解。這樣的案件，應當庭審結束后，對爭議問題有了較深入的思考，基本能定住裁判標準后，再行切入調解。
因為該法院沒有遵守這兩個原則，所以庭前調解難以有結果。而且，將原本定于開庭的時間，耗費在調解上。并且，因為開庭時間擠沒了，只好再定時間開庭。實際上，對當事人是一種極大的折騰。這種不緊湊，不經濟的司法自然是缺少精度的表現。
法官甲簡單考慮了一下，同意了3500元調解意見。原因有二：這三起著作權侵權，這是最后一起。法官甲不想耗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了；第二、明擺著，不同意調解，也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待遇。無論下個周開庭，還是下個月開庭，無論怎么開庭，最終結果不過如此。為什么這么說呢？一般來講，法院的判決不會比法院給出的調解意見更理想。如果那樣，豈不是鼓勵當事人不同意調解，尋求判決？然而，不能將此視為法則。如果說有一定巧合的話，頂多可以表述為潛規(guī)則。
一來無心，二來也深知這個沒有精度的司法會是多么的沒有效率和質量。于是，法官甲爽快的同意了調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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