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智明 ]——(2020-8-3) / 已閱14966次
最密切聯系原則與民法典的適用
林智明
[內容提要] 最密切聯系原則是法律適用的本質理論，在實現對理論不自洽的符號化現象作內涵構造之后，其具有從國際私法到所有法律適用領域包括民法典適用的功能擴張優勢。對涉外民事法律適用，可以通過加法原則、重力公式、質與量結合分析的方法確定最密切聯系地法就是最多或最重要聯系地法；對國內民事法律適用，則通過涵攝、等置、比較等方法確定最密切聯系法律就是最匹配或最類似聯系法。民法典總則的制定應秉持民事法律適用的整體主義視角，設置最后一章對民事法律適用予以系統規定。
[關 鍵 詞] 最密切聯系原則 民法典，法律適用，符號化
[作者簡介] 林智明，男，1976年生，廣西大學民商法碩士，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中級法院民商事法官，現供職于深圳市宇宏投資集團審計合規部。
黑格爾將國家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立法國”、“行政國”與“司法國”,[1]我國民法典的制定乃2010年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收官之作，可以說，在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前提條件下，我國已基本走入了依法治國的“司法國”時代，法律適用問題將越來越成為法治的重心。對此，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早有洞見：“所謂‘法治’就是要求結論必須是大前提與小前提的邏輯必然結果”。[2]民法典等法律制定后如何進行法律適用無疑是關乎法治成敗的重大論題。
一、民法典適用的整體主義視角
(一)法律適用在民法典總則編應占重要的一席之地
德國的法之適用理論是相當博大精深的，[3]但或許是對“前理
解”等方法論過度討論而缺乏實用主義的規則構建，在潘德克頓法學體系中沒有形成一席之地。《德國民法典》及其后繼者，把總則定位為“民事權利（或法律關系）的一般規定”，其中包括權利主體（人）、權利客體（物）、權利變動（法律行為、期間與時效）、權利的行使與保護等內容，[4]缺失了法律適用的基本視角。
隨著現代生活越來越廣泛復雜，法典內容也日益龐大，在縱橫交錯的“法的叢林”中找法的問題不斷凸顯，法律適用問題才受到理論界的關注。在我國民法學界，各類民法學教科書普遍談到“民法的適用”但內容大都不過是民法適用的時間、空間及對人效力。即便稍涉及到法律適用，現有的研究都是在法律規范沖突的框架下，將法律適用作為法律規范沖突的解決機制進行討論的。[5]這反映到民法典總則編纂中，法律適用內容十分單薄，缺乏在“司法國”背景下法律適用相對應于立法的應有的重要地位。在各類民法典總則建議稿中，民法的適用都不具有體系地位，例如王利明教授認為民法典總則結構包括：第一章一般規定，第二章自然人，第三章法人，第四章合伙，第五章民事權利客體，第六章法律行為，第七章代理，第八章訴訟時效，第九章期間與期日。第十章民事權利的行使和保護；[6]梁慧星教授認為共設八章，依次為：第一章基本原則，第二章自然人，第三章法人、非法人團體，第四章權利客體，第五章法律行為，第六章代理，第七章消滅時效，第八章期日、期間；[7]孫憲忠教授則認為設立十章：第一章一般規定，第二章自然人，第三章法人，第四章其他組織，第五章民事權利，第六章法律行為，第七章代理，第八章時效，第九章民事權利的行使及保護，第十章附則。[8]等等。韓松教授一語概括指出，學界提出的民法典總則的結構基本是相同的，都以德國潘德克頓法學的總則體系為模式，主張規定基本原則、自然人、法人、權利客體、法律行為、代理、消滅時效、期日、期間等內容。[9]潘德克頓體系固有缺陷依然制約著我國民法典總則編的制定。值得注意的是，孫憲忠教授的建議稿列“第一章一般規定”，其中把“法律適用一般規則”當成獨立的“節”，但在內容上不過法律淵源、法院不得拒絕處理法律糾紛、溯及力、普通法與特別法關系及適用范圍廖廖數條，不僅不能滿足解決法律沖突和進行民法解釋的需要，而且作為總則其具有兩個明顯缺陷：一是作為總則性規定沒有涵蓋作為民法典最后一章即第八章《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的抽象條款或原則；二是存在邏輯矛盾，與《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作為民法典最后一章地位相反“法律適用一般規則”作為民法典總則的第一章的第二節，沒有自始至終貫徹先有立法后有司法即法律適用的邏輯順序。
筆者認為，適應司法日益成為法治重心的需要，民法典總則編應設置最后一章“法律適用”系統地規范民法典的法律適用問題。
（二）民法典適用的整體主義視角
在法律適用上我國法學界出現了少數的先鋒觀點：胡建淼教授提出了“法律適用學”的體系與框架，[10]張青波博士努力推介德國博大精深的法之適用理論，[11]朱政博士作了構建中國法律適用理論的嘗試，[12]童兆洪教授甚至建議制定專門的《法律適用法》，認為該法應當完整地包括國內法的適用規則、涉外法律關系的適用規則和國際法的適用規則。[13]在民法學界，馬俊駒、余延滿主編的《民法原論》在理論體系上將“民法適用”設立為最后一編，內容包括了“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14]黃明耀博士系統地研究了“民法適用基本問題”。[15]這些先鋒觀點都代表了從整體上系統研究與規制民法適用甚至法律適用的理論動向。
整體主義意味理論的整齊劃一。但目前國內法律適用與涉外法律適用雖然在解決法律沖突方面具有相類似的地方且也是理論統一的重要基礎，但法律適用的理論研究都局限在外國法律適用理論推薦而在法哲學上濃墨著彩，至今呈國外國內板塊分離狀態。其實，從完整處理一個涉外民事案件的角度，先解決涉外法律適用確定準據法的國別地域指向后，即轉化為某國的國內案件適用該國國內法律適用規則來最終確定調整案件糾紛的準據法，涉外法律適用比國內法律適用不過多一個國別法指定程序而已，因此涉外法律適用與國內法律適用是一個完整的法律適用流程，需要構建統一的有效地聯結與抽象涉外法律適用與國內法律適用的理論原則。在這個意義上，筆者發現，最密切聯系原則作為法律適用理論原則具有根本與統一的意義。[16]
二、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內涵構造與功能擴張
（一）最密切聯系原則符號化之評判
從歷史邏輯角度檢視，最密切聯系原則雖在國際私法獲得鼎盛發展但至今都沒有明確的理論內涵成為一種符號化現象，也有學者稱之為法律印象主義。[17]19世紀末，英國學者威斯特萊克（Westlake）在最初提出這一類似概念“最真實聯系（the most real connection）”時就語焉不祥，用后來1963年美國學者里斯（Reese）對”貝科克訴杰克遜案（Babcock v. Jackson）”的評論來說，這一類似概念或意在表明，只有與某個特定問題有關的聯系因素才應當在決定法律適用問題時被考慮。[18]其后，1954年美國紐約州法官富德（Fuld）在審理“奧廷訴奧廷案（Auten v. Auten）”提出了“重力中心地（center of gravity）”及“關系聚集地（grouping of contacts）”的概念，意表述且也在該案判決中運用了加法的量性分析方法但也沒有作為理論內涵加以明確。1963年美國學者里斯（Reese）對“貝科克訴杰克遜案（Babcock v. Jackson）”的評論提出“最強大利益（the strongest interest）似意指不同聯結點間的質及重要程度的對比但也沒有具體明確更沒有理論化。鄧正來教授認為，最密切聯系原則直接來源于富德（Fuld），他在審理“奧廷訴奧廷案（Auten v. Auten）”還明確使用了“最密切連接（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acts）概念，這直接為里斯（Reese）在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中適用并提出“最重要聯系說”（The Doctri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nship）。[19]在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第6條提出了法律選擇應考慮的七項因素及原則但該條沒有包括最密切聯系的內容，只是在第145條規定：“侵權問題中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根據第6條所述的原則，由與該事件和當事人有著最密切聯系的那個州的地方法來決定”，我國國際私法學界普遍認為該第6條就是適用最密切聯系原則的規則。雖如此，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最密切聯系立法與適用規則分離的立法例卻為“最密切聯系”符號化創造了契機，之后的各國國際私法立法以及國際條約都簡單地采用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第145條“最密切聯系地”或“最密切聯系法”的措辭，而把第6條拋之腦后。如1979年奧地利新國際私法在總則的第1條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與外國有連結的事實，在私法上，應依與該事實有最強聯系的法律裁判； 1989年瑞士新國際私法第15條規定：“（1）如果從全部情況來看，案件顯然與本法所指定的法律僅有很松散的聯系，而與另一法律卻有密切得多的聯系，本法所指定的法律即例外地不予適用；（2）前款規定在當事人已進行法律選擇的情況下不予適用”；1985年《國際貨物銷售合同法律適用公約》第3款規定：“作為例外，如果根據整個情況，……合同明顯地與本條第1或第2款應適用于合同的法律以外的另一法律有更密切的聯系，則合同受該另一法律的管轄。”等等，直到我國2010年《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的規定，缺乏明確實質內涵的最密切聯系原則廣泛符號化。
對此，美國學者柯里在1963年對“貝科克訴杰克遜案（Babcock v. Jackson）”的評論就加以嚴厲的批評，認為“重力中心地”、“關系聚集地”、“最密切聯系地”理論不過是主觀臆斷的產物，是一種時髦話語，毫無意義。[20]艾倫茨維格教授認為是“空洞的規則”、“絕望的方案”。[21]我國也有學者評論其缺乏可操作性，必然帶來適用結果的不確定性與不可預見性。[22]盡管符號化的最密切聯系原則以一種抽象的框架容納了利益分析、后果損害比較等諸家學說平息了美國沖突法革命取得在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的理論話語權，并迅速全球化在各國國際私法立法占據了理論優勢地位，其框架邏輯卻與此種理論壟斷產生諸多矛盾：其一，無法包容意思自治原則。雖然最密切聯系原則被推崇為國際私法的法律適用的理論原則，但學界一直對至少在合同法領域意思自治原則優先適用、最密切聯系原則僅在當事人無選擇法律合意的范圍內作用時而不見。從我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規定看，意思自治才是國際私法首要原則，最密切聯系原則為次之原則，兩者呈先后并列關系。最密切聯系原則如何能包容涵蓋意思自治原則無疑是其成為國際私法最根本理論指導原則需要深度解釋的理論基礎；其二，在立法上與復合準據法形成邏輯矛盾。根據最密切聯系原則，涉外案件的準據法應該適用德沃金的“唯一正解”說，即應該是唯一不能有二解的。但美國沖突法革命引致的當代國際私法沖突規范軟化潮流出現了復合準據法現象，不僅出現了重疊性沖突規范，更產生了大量旨在實施國際協調的選擇性沖突規范，導致涉外案件的法律適用存在“二解”“多解”的現象，最密切聯系原則很難有效地解釋這些選擇性沖突規范的的理論正當性；其三，最密切聯系原則與特征履行說混為一談。我國國際私法學界普遍認為合同領域的特征履行說就是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具體化，這基本形成了無人質疑的公理。但這怎么會是一致呢？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適用需要考慮涉外案件方方面面的因素及考察所有的聯結點，特征履行說僅僅考慮特征履行一方的顯著地位，在方法論上就各自不同，最密切聯系原則是最密切聯系原則，特征履行說是特征履行說，兩者不能抹殺區別混為一談。始作俑者乃1989年瑞士新國際私法規定合同領域的特征履行說同時又采用最密切聯系原則理論，但國際私法學界對此缺乏分析闡釋，構成對1989年瑞士新國際私法規定的簡單誤讀。可見，符號化的最密切聯系原則缺乏應有的本質內涵，目前的理論形態很難對國際私法諸多立法及司法現象形成一致有效的、邏輯統一的理論自洽。
（二）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內涵構造
上述研究表明，最密切聯系原則內涵的解析首先要采取歷史回溯的方法，重拾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第6條的原則規定，回到美國沖突法革命甚至更早的起源時代作歷史分析。學界大都認為最密切聯系原則起源于德國法學家薩維尼的“法律關系本座說”，且不是簡單的“翻版”而且否定之否定的新發展。“法律關系本座說”的基本思想是每個法律關系都應與一定的地域有最終的聯系且歸屬該地法律所支配，薩維尼認為法制度顯示了“有機的性質”即“在成分生機勃勃的關聯中，也在關聯持續發展中”，[23]這是樸素的普通聯系的法哲學思想，一方面其具有公理的規律性意義，另一方面有體現了抽象性的普遍主義傾向。美國沖突法革命在批判既得權學說的同時，將國際私法帶進了實用主義與現實主義路線。法律關系從孤立的形而上學中被放置到存在國家間平行結構的國際社會現實中加以考量，置身存在法律沖突、利益沖突、選購法院的國家交往框架中，僅從法律關系性質本身推導國際私法體系就顯得過于簡單及片面。美國沖突法革命的突破性成就就是跨越了法律關系的狹隘的抽象性視域從國家管理涉外法律關系等多個角度全方位地綜合地考慮法律選擇的因素以構建新的沖突法理論。這條實用-現實主義路線的代表性成果有利弗拉爾（Robert A. Leflar）的“影響法律選擇的五點考慮”，馮•梅倫（Von Mehren）和特勞特曼（Trautman）的指導法院五原則，還包括里斯（Reese）的十項基本原則及其體現的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第6條的七原則。[24]故考量最密切聯系原則首先就是堅持美國沖突法革命的實用-現實主義的方法論，從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賴以發生的存在法律沖突、利益沖突及國家管理的國家間平行結構的國際社會中來綜合考慮最密切聯系原則的本質內涵。美國沖突法催生的最密切聯系原則首先就是一種整體主義的全方位的綜合分析視角，這意味法律選擇要考量所有的關系、因素及聯結點而不再僅僅局限在法律關系本身。
其次要考察最密切聯系原則的生成歷程：我們發現每一次概念的提出及對判決的影響都是內涵的賦予。如前所述，威斯特萊克（Westlake）在最初提出這一類似概念“最真實聯系（the most real connection）不過是薩維尼涉外法律關系最終都歸屬某地法律支配思想的繼承但他首先采用了比較的方法賦予了最密切聯系原則應有的形式。最密切聯系的形成需要對聯結點形成的各種聯系加以分析比較才能得出，因此，比較法的視角是最密切聯系原則的第二層分析視角。之后美國紐約州終審法院在“魯賓訴伊爾維信托公司案（Rubin v. Irving Trust Co.）”提出了“重心理論”認為由于該案中的死者住所地、合同履行地、遺產管理地均在紐約州，佛羅里達州僅為合同締結地，因此該案的“重心”在紐約州，該州“與爭議事項具有最重要的聯系”，紐約州的法律適用于該案，[25]該案采用聯結因素加法原則，以最多聯結點分布地為最密切聯系地。1954年富德（Fuld）在審理“奧廷訴奧廷案（Auten v. Auten）”提出了“重力中心地（center of gravity）”及“關系聚集地（grouping of contacts）”的概念，再次明確使用加法原則。因此加法原則形成的“最多”聯系是最密切聯系原則的本質構成。但其后在1967年的“克里斯頓遺產案”（ Matter of Crichton）、1969年的“圖克訴洛佩茲案”（Tooker v. Lopez），簡單計算連結點的“重心理論”被拋棄，確立了政府利益分析方法，此時法律關系之外的因素被考量并對案件判決發揮更加重要的影響，這些原則的運用屬于價值比較分析，與加法原則量的分析構成了質的對比。最后，里斯（Reese）集美國沖突法革命百家學說之大成在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中適用并提出“最重要聯系說” （The Doctri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其中“Significant”“重要”是原則價值衡量的方法，“最重要”即是價值權衡與原則比較的結果，至此，最密切聯系原則終于實現了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
綜而言之，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內涵具有整體主義及比較分析的視角，以聯結點量的加法原則與法律選擇因素與原則的價值衡量為基本維度，可以確切地加以界定為“最多”或“最重要”聯系原則。
（三）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功能擴張
如上述，在薩維尼“法律關系本座說”的最初原型那里，最密切聯系原則就被賦予了一種抽象主義的公理：某一法律關系必然與一定地域的法有最終的聯系并受其支配。由于薩維尼站在普遍主義的科學立場，因此此一公理不僅適用于涉外法律關系，甚至適用于所有法律關系包括國內法律關系。也就是說，最密切聯系原則不僅可適用于涉外案件也可適用于國內案件，不僅適用于涉外案件的國別法選擇環節也適用于選擇國別法后的該國別法適用環節。最密切聯系原則是法律適用的本質理論與方法。這從一些學者的論述中可得以印證。德國法學家科殷就認為“完整的法律規則把某一種特定的、作為類型明確規定的事實與某一種法律后果聯系起來”，[26]季衛東教授也認為：“現代法典主要是把一定行為構成要件和一定的法律效果聯系起來的假設命題構成的”，[27]美國法學家波斯納認為：“法官最好是將他們的工作理解為：在每一案件中努力獲得特定境況中最合乎情理的結果”，[28]陳金釗教授認為“通過法理論證，法官們可以進行比較與鑒別，從各種解釋中找出最好的答案”，[29]米勒也說過：“法律客戶很少關心這個案件是否‘漂亮’！他所希望的只是如何依據他可能獲得的最佳條款來解決案件”，[30]沈宗靈教授認為：“在我國歷史上還有‘比附援用’、‘類舉’、‘比引’等名稱，他的基本含義是指，執法、司法機關在處理案件時，對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的，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比照適用最類似的法律條文進行處理”，[31]等等。如果用數學上的映射規則來表述的話，法律適用過程就是從法律關系集到法律條文集即法典的一個單射過程，映射的規則f就是最密切聯系原則。在這個映射平臺上，法律適用就是適用與案件或講法律關系最相匹配的法條，或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時類推適用最類似法條的過程。在國內法律適用案件或環節，最密切聯系原則就是“最匹配”或“最類似”聯系原則。
最密切聯系原則緣何可以成為國際私法的基本理論原則？又憑何可以擴張成法律適用的本質理論？這在符號化的形式而上學中是缺乏深度理論洞見的，這歸咎于在薩維尼實現國際私法理論180度轉變將法律適用建立在法律關系分析之上之后后世的國際私法學者就把抓住法律效力的沖突法最初理論——法則區別說從理論田野中完全地徹底荒廢了。之所以形成最密切聯系原則，還要從法律效力的原點作根本的解釋。國家頒布的法律不同于一般的規則，其具有屬地屬人效力，要對國境內的人事物及境外的國民產生強制約束力與調整力以形成法律秩序。正是法律效力把一定法律與法律關系聯系起來，最密切聯系原則才具有可能，也正是建筑在法律效力基礎上，最密切聯系原則方具備成為法律適用理論原則的最根本的內質。
三、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適用模型
（一）涉外法律適用模型
經歷美國沖突法革命洗禮后，世界各國紛紛采納應用最密切聯系原則制定新的國際私法立法。但檢驗一下美國沖突法革命對后世立法的影響結果，我們發現“最密切聯系地法”廣泛彌漫依舊還是作地域甚至法律體系指定，傳統沖突法僅作“管轄權”指定不顧法律選擇適用后果形成的僵硬的“盲眼規則”的現象似乎沒有得到改變。筆者認為，作為抽象立法，成文法國家的國際私法的制定不可能估計到具體的涉外法律關系會牽涉到哪些國家、也不可能對世界各國的法律進行大數據的分析對比，較好法的選擇以及結果定向事實只有在非成文法國家的司法實踐以及成文法國家的法官自由裁量范圍內才得以實行，國際私法的成文化必須確保法規可以反復適用的抽象性因而只能將法律適用先交給一定的地域和國家的法律體系支配，法律適用的適當性公正性等問題只能在地域選擇之后國內法律適用程序中運用結果定向、政策分析、利益衡量、公共秩序等方法與制度來加以矯正并最終確定準據法。法哲學家施塔姆勒說：“一旦有人適用一部法典的一個條文，他就是在適用整個法典,”[32]為尋找到準據法，國際私法成文立法只能先將法律選擇指向某一地域的法律體系或該地域的某一法典。涉外法律適用中運用最密切聯系原則的主要標準就是“最多”與“最主要”聯系地法原則，模型包括：
1、加法原則的適用
這方法在美國沖突法革命中主要由紐約州終審法院在“魯賓訴伊爾維信托公司案（Rubin v. Irving Trust Co.）”、“奧廷訴奧廷案（Auten v. Auten）”等案件較先適用。在一般的涉外案件中，沒有哪國哪地的特殊政策或法律目的或特別利益要特別加以實施保護，即不導致價值原則適用的場合，運用加法原則計算“關系聚集地”，以聯結點聚集最多的地方為“最密切聯系地”是較為科學合理的。
例如，瑞典人傅某與英國人阮某均住在中國東興，在中國東興簽訂借款合同，傅某向阮某借款人民幣40萬在中國東興投資經營餐廳，雙方用中文簽有《借條》，因還款糾紛起訴到中國東興法院。本案當事人沒有約定法律適用，法院依法適用最密切聯系地法。本案僅雙方當事人的國籍與英國、瑞典發生聯系，更多的聯結點如雙方居所、合同締結地與做成文字與貨幣計算方式、投資地均密集在中國東興，因此，中國東興就是案件的最密切聯系地法，法院遂適用中國民法有關規定。
2、重力公式的適用
當涉外案件出現某些特別政策或利益的時候，就涉及原則的沖突與權衡適用。在國家間平行結構的國際社會中，涉及法律選擇須加以考量的因素要涉及這幾個方面：（1）涉外民商事關系本身，包括主體、客體、標的物、法律事實，當事人住所、國籍、意思表示等因素，由此推導出來的主要原則包括意思自治、公正等正當期望等。正是對意思自治的這個包容，使得最密切聯系原則理論解釋力遍及意思自治也才實現體系的統一。在私法領域，意思自治是影響法律實現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在合同等領域意思自治原則得以優先維護；（2）所涉及國家之間關系，這方面的原則由利益沖突、法律秩序、選購法院與判決一致等；（3）國家對涉外民商法律關系的管理，包括特定政策、直接適用法等；（4）法律規則的沖突關系，推導出來的原則主要是法律的目的、特定法律領域的政策、較好的法律、法律可預見性等；（5）司法層面，這方面的原則包括方便法院、選購法院、司法便利、判決公正性等。例如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第6條第二款規定選擇應適用法律的有關因素包括：“（1）州際和國際制度的需要；（2）法院地的有關政策；（3）在決定特別問題時，其他有利益州的有關政策及其相應利益；（4）公正期望的保護；（5）構成特別法律領域的基本政策；（6）結果的確定性、可預見性和統一性；（7）法律易于認定和適用”。[33]這些原則及因素是不分先后適用的，根據具體案件的情況確定重要程度加以衡量適用。
就原則的沖突與適用，英國學者阿列克西（Robert Alexy）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著名的“重力公式”，筆者認為可以在涉外法律選擇中對“重力中心地”加以具體操作化。以下加以簡單的介紹。[34]
阿列克西認為可通過估計衡量的方法對原則的受侵害程度加以“輕、中、重”不同程度可以用“1,2，3”這樣的算數來賦值，對兩個沖突的原則P1與P2，用I表示受到損害，“IP1C”表示原則P1在C案中受到的損害。同樣，用W表示被滿足，“WP2C”表示原則P2在C案中得到滿足。為實行計算，先將“WP2C”修正為“IP2C”。然后根據受侵害程度加以“輕、中、重”不同程度對“IP1C”、 “WP2C”進行運算，得出以下公式：
（1）差公式。用數學公式表示為：G1,2=I1-I2。具體運算有九種結果，存在P1>P2，P2>P1，P1=P2三種情況；
（2）商公式。用數學公式表示為：G1,2=I1/I2。具體運算也有九種結果，存在P1>P2，P2>P1，P1=P2三種情況；
根據以上運算結果，在P1>P2，P2>P1的場合是可以決定原則的適用的，可以依照適用P1或P1原則選擇對應的聯結點，適用該聯結點所在的地域法，該法就是該案的最密切聯系地法。在P1=P2的場合，兩個原則同等重要，這對國際私法立法的影響是，如果兩個原則都需要適用則制定重疊性沖突規范，如果不需要同時適用則制定選擇性沖突規范。通過阿列克西的重力中心的衡量公式，最密切聯系原則得以較完滿地對選擇性沖突規范作包容性解釋。
例如，越南某公司為投資興建越南某國家項目與中國防城港某貿易公司、中國徐州某鍋爐廠簽訂合同，約定越南公司向防城港公司向購買鍋爐指定由徐州廠供貨，防城港公司與徐州廠另簽訂購買鍋爐合同。后防城港公司與徐州廠發生爭議，徐州廠起訴要求解除其與防城港公司簽訂的購買合同，就是否追加越南公司為第三人發生訴訟爭議。本案法律適用涉及到特別利益與政策，中國方面要保護國有企業不導致破產，越南方面要扶持國家項目，發生了利益沖突。筆者運用重力公式予以分析，若解除防城港公司與徐州廠的購買鍋爐合同徐州公司經濟利益就得到保護，不解除則雖損害其經濟利益有破產危險但也不會因終止一項交易就必然發生破產，故評估徐州鍋爐廠受損害程度為“輕”賦值1；如不追加越南公司為第三人就解除鍋爐購買合同，越南公司得不到鍋爐，其投資的越南國家項目就會失敗，損害程度為“重”賦值為3。利用差或商公式，都得出保護越南國家項目利益比保護國有企業免于破產要重要，因此應追加越南方作為第三人以全面查明案件事實、綜合保護涉案各方的合法權益。
3、質與量結合分析法
在“魯賓案”、“奧廷案”運用計算聯結點聚集的加法原則之后，美國紐約州在后來的案件中認為其過于機械簡單而予以拋棄。我國學界也有觀點認為不能片面重視“聯結點的數量”認為“聯結點的質量及重要程度”也很重要。[35]李雙元教授提到1954年Assunzione案，一法國商人租用意大利船舶從敦刻爾克裝運谷物去威尼斯而發生合同爭議，雖合同與法國及意大利有聯系，但法院從聯結點的本質意義上認為租船人在那不勒斯用意大利貨幣支付運費與滯期費才有決定意義，因而適用意大利法。[36]我國最高法院在2010年《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頒行后也推崇質與量結合分析法。[37]筆者認為，在以下兩種場合需要運用質與量結合分析法：
（1）聯結點之間對涉外法律關系的重要程度有明顯差別。這時候先運用加法原則計算聯結點密切情況，再對聯結點分布的各情況運用重力公式對重要程度加以評估、賦值及運算。
（2）沖突原則同等重要。即前述計算后發生P1=P2,在司法過程中遇到這種情況時，再運用加法原則，計算P1、P2各指向法域法的聯結點密集情況，以聯結點最密集者為最密切聯系地法。
（二）國內法律適用模型
在選擇地域或國別法之后，涉外法律適用就轉化為國內法律適用，在這環節涉外案件與國內案件的法律適用就大體相同了。國內法律適用模型，從法律邏輯上講主要是“司法三段論”的流程。[38]盡管法理學界對法律適用以及法律發現作了不少的研究，但在法律漏洞填補方面做了過多的努力，司法三段論的地位至今難以撼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成特別是民法典編纂完畢之后，法律的漏洞造成的疑難案件畢竟只會是少數。
根據司法三段論，法律規則都是由行為模式與構成S以及法律后果T構成的，該規則P可表述為“如果實現事實構成S,則后果T”，事實構成S的要件為m1,m2,m3…mn。對案件C,如果其事實組成完全具備m1,m2,m3…mn，即C映射向S,則C適用T后果。與案件C事實構成最匹配聯系的是事實構成S，因此，案件C的最密切聯系法就是規則P。在缺乏相應法律規定的場合則適用類推原則。對案件C,如果其事實組成具備m1,m2,m3…mn-1,k, 那么其與事實構成S的要件m1,m2,m3…mn最類似，則即C映射向S,C也適用T后果，從而規則
P就適用于C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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